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所画的西直门，包括瓮城和护城河等。从该图可以看出，清代的仍然是一个水源比较充沛的城市，护城河还能看见舟楫往返。
15世纪《马可·波罗游记》抄本中的汗八里地图，地图中部是欧洲人想象中的忽必烈，为欧洲哥特式城堡和蒙古包的混合体。
一扇神奇的门，清朝官员邀请欧洲人参观城（远处背景），八旗兵列队欢迎。此图是启蒙时期欧洲人所想象的友好帝都。
古都以其宏大的气魄和多元的文化格局而著称于世，是外国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城市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外国人眼中的异域中国形象。历史上来京的旅行家、传教士、商人、、军人、记者、作家等，从各个角度介绍了中华帝京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外国人观察的角度和方法和国人有异，“他者”的文化定位和思维习惯塑造出了古都的独特形象。
游记最早提及的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275年马可·波罗到上都（即府），而后在中国游历达17年之久。在其，鲁斯梯谦的《游记》（约1299年）中，“东方帝都”第一次以“汗八里”（Cambaluc，意为帝王之城）的名称出现在欧洲游记中。
旅行家马可·波罗赞叹新建成的道：“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全城地面规划犹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这点明了汗八里设计规划的一大特色，它与欧洲城市街道多以河流而弯曲，以、为中心向外形成放射状大相径庭。
此外，马可·波罗还叙述了汗八里经济的繁盛，称其为“可以想见的最繁华地方”。作为中国最大的“国际都会”：“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屋，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汗八里作为“商业繁盛之城”，“外国巨价异物，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与比”。
从马可·波罗开始，汗八里作为繁华的“世界都市之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不仅羡慕“大汗”这位王者之王，称他为天下最强大的君主，更向往其梦幻般的帝苑奢华，把这个遥远、飘渺的帝都想象成一座“黄金城”。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虽广为流传，但当时的西人并不完全相信书中对“东方帝都”的描述，这也为后世的游记作家提供了更多发挥的空间。
1322年，意大利方济会修士鄂多立克来华。他在居留3年，回国后了《东游记》（1330年），此书并补充了马可·波罗的叙述。因其从南亚进入中国，鄂多立克称为大都（Taydo），是一座“高贵的城市”。鄂多立克称大汗的“悉全世界之最美者……其内有二十四根金柱；墙上均悬挂着红色皮革，据称系最佳者。”从游记叙述中，我们不难体会其浓重的情怀，这和理应恪守方济会托钵僧艰苦生活的修士风格明显相悖。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帝都文化对西人强大的影响和作用。
中世纪晚期视野中的汗八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一些旅行者带回的真实信息，受到读者的怀疑，而一些符合教传统与英雄传奇的虚构故事，却被当作真实广为流传。《鄂多立克东游记》和《曼德维尔游记》（约1350年）便是鲜明的对比。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手抄本《马可·波罗游记》有140余种，《鄂多立克东游记》有70余种，而《曼德维尔游记》却达300多种。
《曼德维尔游记》的作者没有到过中国，书中关于帝都的描写，多从鄂多立克的游记脱胎出来，只是更加离奇，赞叹之情也更为强烈：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飘四溢的雄伟。因其虚构，这部浸润教教义和骑士的散文小说，才能更真切地反映西人集体无意识中的帝都想象。
曼德维尔有着一种将素材梦幻化的本领，他成功地将关于东方帝都的零碎传说整合成型。如鄂多立克告诉人们：大汉宫廷的变戏法者如何让金杯盛满酒在空中飞行，并使之自行到达赴宴者嘴边，曼德维尔认为这尚不足以激动，转而引入了能够把白昼变成黑夜、把黑夜变成白昼的巫师，他们还能创造出娇媚的少女翩翩起舞、英武的骑士厮杀比武。在描写帝都内的和园林时，曼德维尔大量使用兽皮、黄金、钻石、珍珠、美酒、水晶、玛瑙等物品来装饰渲染，几乎要穷尽一切华丽辞藻来刻画帝苑奢华。或许正是这童话般的幻想强烈地刺激着西人的神经，撩起了他们的浪漫幻想，满足了他们心理上对、财富、珍宝的与艳羡。因此，尽管曼德维尔的游记经不起推敲，但时人仍视之为奇文，为之洛阳纸贵，其深层的人性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在充满奇迹的故事中，东方帝都的真实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演变为与传说，如何作为“他者”体现着中世纪晚期欧洲文化中的。
随着元帝国的崩溃，中亚帖木儿帝国对交通的阻隔，西人对中国的了解停顿了近两个世纪。新航开辟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者和传教者最先来到中国。通过海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在消化和丰富中世纪传统的同时，逐渐塑造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天城”镜像。
据笔者资料所及，第一个向欧洲人“东方帝都”新消息的是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1517年，他以葡萄牙第一位赴华使节的身份出使中国，先至广州。1520年，进京朝觐明武。皮雷斯编著的《东方诸国记》（1515年）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第一本详尽描述东方（包括中国）的著作。因《东方诸国记》成书在出使之前，所以皮雷斯有关东方帝都的叙述依然属于传说范畴：“城中居民、贵族众多，骏马触目皆是，不可胜数。”当描写紫禁城内的时，他更是没有脱离中世纪的幻想模式：“使臣们觐见时，只能隔着一道帷幕窥视那模糊不清的身影……如果使臣们献给的礼物值一千，那么就会加倍地赐还。”皮雷斯笔下的不仅保存着“大汗”的威严，更浸染着神秘的“禁城”色彩。
除使团外，当时来华的西人只能在广州沿海居住和贸易。因此，在他们的游记中，经常表现出对“天城”的向往之情，希冀一睹传说中的帝都风采，毕竟过去梦幻般的叙述深深影响着他们。在这一时期，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曾到游历。他的《游记》（1576年）在当时的影响堪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相比，迄今译本已达170多种，人们更多把它看成是一部融真实与想象于一体的小说。平托认为“无论从规模、文明程度、富裕水平和财富来看，还是从其他值得提及的各个方面来讲，城都堪称世界都市之都”。在结尾，他总结道：“我们不能把想象成是罗马、威尼斯、巴黎、伦敦、塞维利亚、，或是欧洲众多名城中的任何一个……然而我敢断言，所有这些城市都无法与大最细微的东西相比，更难与各方面的宏大规模与气势相提并论，诸如雄伟壮观的建筑，用之不竭的财富，极其充沛的各种必需品，难以计数的人口、交易、船只、司法情况，国家的治理，宫廷的平稳等。”众所周知，乌托邦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健全而人性化的司法制度。平托虽是作为囚犯从南京到的，但依然赞美完美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严明的司法制度，这证明“天城”在其心目中的乌托邦色彩是何等浓重。
尽管严格管制人的活动，但作为东方大国的首都，它始终吸引着大批传教士的进入。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欧洲人所知的情况，主要来自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的会士报告。许多学者型的会士不仅通晓汉语，也熟悉中国传统习俗，并赢得了中国和官员的信任。由于国家在修历、造炮、外交和为皇室服务方面的需要，作为中华帝国、文化中心和最高者居住地的，成为传教士施展其各方面才华的最佳场所。入禁城心脏的会士向欧洲发回了大量书信和报告，这些书信不仅作为会的内部通讯，还要对其他修会以及广大社会公布。它逐渐揭开了罩在“东方帝都”上的神秘面纱。此时，历史文化和秩序逐渐渗入帝都形象，作为圣哲文化与贤明的重要代表，它开始扮演精英文化中的城市理想，很多人甚至认为中华帝国京都的管理可以作为欧洲城市管理的范型。
意大利人利玛窦是第一位到达的会士。虽然，他给欧洲的并不全是对帝都的赞誉。譬如他认为：“城的规模、城中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的结构及城防沟垒，都远逊于南京。”但这并不影响后来会士对愈来愈多的赞誉之词。
在会士的笔下，人终于得以看到较清晰的面貌。其中，描写最为详细的当属1668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出版的《中国新史》。安文思于1648年入京，一住29年。该书用五个章节介绍“之宏伟”。的内城被称作“满人城”，外城被称作“汉人城”，在内城之内还有皇城和紫禁城。紫禁城内是，其体量之大俨然是一座城市，红墙黄顶，气度非凡，置身于其中便自觉渺小。“老城和新城的街道都挤满了人，大街小巷、边远角落和中心地方都一样。到处都是人群，除欧洲的市集和外简直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
在整个18世纪，一直回响着对中国的少数派声音，主要针对中国的、、封闭与停滞。作为首都的，自然也出现了不少贬抑之辞。
最早的荷兰使团就曾对的某些方面留下了不良印象。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特使约翰·纽霍夫前往谒见清朝顺治，试图叩开中华帝国的贸易大门，然而这次历时两年的旅途最终却功亏一篑。1665年，纽霍夫在出版了一本附有一百多幅插图的游记—《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鞑靼国谒见中国的外交使团》，此书在当时流传广泛，影响极大。插图中的城壮丽宛如仙境。在盛赞之后，他也毫不留情地糟糕的饮食：在礼部的招待宴会上，肉看起来又黑又脏，让人忍不住怀疑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些官员压根没有餐具或盘子，而是直接就着他们面前的菜盘吃。更有甚者，一位高级官员还问荷兰使节是否想将剩菜打包带回，当得到否定的答复后，翻译立刻将使节桌上的残羹冷炙包卷一空带回家，“在此过程中散发出一股令人闻之欲呕的气味”。整体而言，根本无法媲美巴黎、罗马、，气候更是令人难以，特别是遇到坏天气，而的风沙更是个历史问题。
十八世纪英国作家·笛福对进行了的，在《鲁宾逊漂流记续编》里，鲁宾逊来到了中国。作者花很少的笔墨来描写主人公在的行踪，只用简单的几句话就打发了：“我不知道这地方有任何事情会叫我高兴或难过，一点也不会”，“这个城市与欧洲城市比较而言，搞得很糟”。过去的旅行家来到，无不赞叹“的城墙远比欧洲城市的城墙雄伟”，可在鲁宾逊眼中，这种建筑没有任何用处，就连长城也只不过是一座大而无当的建筑：用两个连的坑道兵就能在十天内弄垮这城墙；或者彻底把它炸飞，连痕迹也不留。笛福之所以将和中国贬抑至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作为一个英国国教者，肯定不愿意相信会士对中国的赞美，故反其道而行之；同时，笛福及其笔下的鲁宾逊代表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旺盛而自信的，这决定其不屑欣赏古远而与英国资产阶级眼下利益无关的东西。这一变化也预示着一个世纪以后，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日益泛滥。
从19世纪开始，在成了贬值的东方偶像，与之声纷至沓来。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不是的现实，而是文化与贸易、、军事关系方面的变故。会士因“礼仪之争”在遭受，他们不再一味那片“和谐、有序的乐土”，之声不绝于耳，从此失去了它在欧洲最有力的赞美者；在中国做买卖不顺利的欧洲商人充满怨恨的报告，也逐渐改变了的形象；的衰落对比欧洲城市文明的进步，他们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感。促成重大反差的导火索便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支由4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整整耗费两年时间（1792年-1794年）却无功而返。作为大英帝国的，他们虽然承认“整个约比现在扩建的伦敦大三分之一”，但“假如一个中国人观光了英国的首都之后做一个的判断，他将会认为，无论从商店、桥梁、广场和公共建筑的规模和国家财富的象征来比较，大的首都伦敦是超过的”。“除了以外，远没有未到之前想象的那么美好”。由此可见，在目中的地位已经开始滑坡，大不如以前了。
清“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引发了包括跪见礼仪在内的一系列冲突，英国使团最后被冷眼相待，甚至到了被的边缘。在居留期间，马戛尔尼一行人深受冬季寒冷的。“到了严冬季节，日间温度永远在零度以下，夜间一般是零下二十几度”。几个使团因不适应气候而病倒。再加上外交上的失败，他们自嘲道：“我们如同乞丐一般地进入，如同囚犯一般地居住在那里，如同贼寇一般地离开那里。”这也证明了前人关于中国朝廷款待来使的大方说法，是何等的天真而又不符实际。
鸦片战争以后，描写的作品大量涌现。对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到，由好奇到。较为公允的性评价可以通过《泰晤士报》驻京20多年（1897年-1918年）的记者莫理循的报道中读到：“是座‘充满神奇而又破烂的城市’。城墙拱卫着的城池内是红墙黄瓦的皇城。皇城里又有红墙围着的紫禁城。紫禁城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美不胜收，其中最重要的是。任何人未经批准擅自通过紫禁城的任何一，要受鞭刑100下；误闯任何一座，都要被处绞刑。城的城墙有雉堞状的胸墙，是欧洲人散步的好场所，因为你可以远离狭窄街道的尘土。城里除区外，到处都没有卫生设施。街道都没铺面，走起来尘土飞扬，烂泥没到踝部。”莫理循曾居住在王府井大街西一所四合院里，由于他的名气，这条著名的商业街曾一度被称做“莫理循大街”。他对的是比较中肯的。
20世纪前半期的似乎成了外国人的“天堂之城”，一大批人带着怀旧和猎奇心态对这段时期的大写特写。有趣的是，此时的帝都形象与中国的时局异常疏离。在风雨飘摇的清末，以及后来走马灯似的军阀混战中，文化中的形象却体现着“世外隐士”的韵味。
作为1928年以前中国的“首善之地”，成了一个典型的公游乐场。使节生活在与整个城“格格不入”的“的山中城堡”（区）中过着与的生活。此时的作家异常留恋这座美丽的古都。其中一些人，已经培养出对历史文化某些方面的兴趣，后来还成为优秀的汉学家。此时来的还有收藏家、漫游作家、新闻工作者等，他们中大多数人对军阀接二连三的移进迁出漠不关心，其思绪激荡在历史古迹（、城墙、等）和艺术品中。在的西人以不同的方式享受着生活中特有的东方魅力。
此时对的盛赞是主流趋势，如美国作家C·P·菲茨杰拉德的长篇小说《中国的涨潮》中，一位住在的法国老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城市：巴黎和”。关于的城市，两位著名英国作家有着亲身体验。英国作家迪金森曾于1913年来访。6月8日，留居的迪金森给E·M·福斯特写信说：虽然比较脏，“到处是泥塘水泊，即使乘人力车也是不可能的”，但“的房屋精致得无以形容”，“环游，真仿佛置身于意大利一般”。1919年，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游历了四个月，途经等地，陆续发表一系列涉及中国的作品，如戏剧《苏伊士之东》、散文集《在中国屏风上》等。毛姆来中国最想寻觅的是帝都昔日的荣光，而全然不顾当时中阀割据，的现实。他笔下的是神秘的地方，百姓优雅，风度翩翩，一条商店鳞次栉比的狭窄街道：“许多木雕铺面都有它们精美的格状结构，金碧辉煌。那些精刻细镂的雕花，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衰落的豪华。”
最能体现人对建筑文化迷恋的著作当属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的《的城墙和城门》（1924年）。它将的城墙和城门作为历史文本来解读，极力去诠释那些灌注在砖石中的中国文化思想：“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古城对作家的力甚至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德语作家弗里施发表小说《彬或之旅》，表现了希望来生活的主题，其中“抽象的我留在了欧洲，具体的我则到了”。在此处“成了战时人们向往和平安宁的象征”。作品中对蓝色的渲染，如“蓝色的幸福”、“蓝色的水手”、“浅蓝色的清凉”等，更增加了浪漫而又略带忧伤的神秘色彩。这种神秘早在20世纪初作家对帝都的描摹中便已开始出现，半个世纪后，仍然是欧洲中那个美好神秘、未被文明过的原始天堂，在那里，可以找回和谐的。而这也正是作家让“彬”—那个“具体之我”到旅行的真正动机。
每一座城市都会提供颇具深意的度空间，为诸色“读者”提供多角度诠释的机会。总之，在不同时代观念背景下，东方帝都形象是文化界观念视域下认同或否定而构筑的“文化他者”。在马可·波罗时代，汗八里被视为的黄金天堂，中世纪晚期的在大汗的财富中得到传奇般映现。新航的开辟带来了东方帝都的新消息，中华帝国的托起了更具神秘色彩的“天城”。此后，一批批徒为了把的到这个“希望之城”，进行了持久而不懈的努力。各种类型的文本在塑造出一个贤君圣城的典范。然而当启蒙大潮退去，许多叙述却暗含着猎奇和殖民的意味，晚清的京师已经沦为人眼中的“东方巴比伦”，并逐渐退化成东方的中心。清朝后，依然保存着梦幻般的古都余韵。因世界大战而迷惘的精英人士纷纷来到这里，试图寻求失落的家园。与此相呼应，此时文本中的则成为作家内心空间的隐喻。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本版图片均选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东方帝都：文化视野中的形象》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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