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洲建构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话语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元朝以后，因海员在16世纪初的航海活动中接触到China，欧洲对中国政体的概念始有更新；巴博萨和传西栾那因触及的维度不同，先后以“王国”和“帝国”概念来理解明朝。1585年门多萨基于朝贡制度的多级体系，指出China属帝国级别；此后经利玛窦、曾德昭、卫匡国而至柏应理，以帝国-王国等级比对、欧中概念对译和谱系建构等方法渐次建构出“中华帝国”，并以清朝接续之。但欧洲的帝国观基于军事，政体等级亦限于两级，与中国的经验相左，故无释中华体系；相反，中国政体模式则包容之。
“中华帝国”话语对孟德斯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斯·韦伯等学者有深刻的影响，[1]至今仍然是汉学研究最重要、最根本的分析概念之一；如此重要的概念，学界却不清楚中华为何会是帝国，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甚至不加地袭用和发展它。[2]汪晖差不多是重新定义他在古文献中发现的“帝国”概念，并在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帝国-国家二元论框架中叙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没有顾及清代儒学界是否了解欧洲的帝国话语、是否以中国为帝国的议题，直接以中国即是帝国和当时思想界明确这一点为前提展开论述，尽管他承认二元论是建构现代性的手段，用于分析中国并不合适。[3]刘禾对东西帝国碰撞的话语研究，亦不加置疑地以中国即帝国作为前提。[4]类似取径不一而足。
在欧立德看来，19世纪初中文出现的“帝国”一词是对英文“英拜尔”（empire）的翻译；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始正式将清朝列为“大清帝国”，中国知识阶层通过获知后得到普及；他说，以降，中国历史学家“以此‘帝国’的称号投射到无限历史长廊镜头中，直至远古”，把中国当作从始至终绵延从无间断的帝国，后人。然而中国学界不过是借用绝大多数早在17世纪的欧洲就已经成型的观点而已。欧立德认为其时欧洲学者把清认定为帝国，是看到满洲的军事和清廷作为“不同民族的政体”。他在解读欧洲文献时把这两点系统地嵌入其中。[5]为欧立德以后世观点史料造成的史实错误，曹新宇和黄兴涛对欧洲史料进行细致梳理，认为当时的“帝国”概念比较宽泛，且早在1563年就有欧洲作者认定中华为帝国，并一直延续下来，其重点一直“在于中国是何种形态的‘帝国’，压根就不在于中国应不应该、或配不配被称为‘帝国’”。[6]
欧立德旨在把当代帝国定义嵌入现代早期欧洲学者的著述中，“借”他们的文本来“证明”他的观点，即明朝作为China不是帝国，清朝才是帝国，所以清跟China不同；曹新宇和黄兴涛力证欧洲作者早已将明朝中国视作帝国并在进入清朝后延续，默认清朝即中国；尽管针锋相对，但他们共同的地方则是承认欧洲的帝国观当然可以用来套解中国事实。本文的议题恰好是将这一想当然的史学观念置于疑问之中，从欧洲学界把帝国话语逐渐加诸中国的漫长过程，来反思这一近五个世纪的加诸是否妥当。为此我们必须重建相关历史，找出欧洲作者塑造中华帝国话语的结构性线]
欧洲在认知中国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马可·波罗行记时代。本文以此为起点，以“王国”（kingdom）概念之运用于理解中国作为参照，梳理欧洲学界建构“中华帝国”话语的早期过程，以期发现他们在认定中华帝国过程中所运用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否有内在的冲突，并在跨文明比较的视野中分析欧洲概念用于理解中国体系是否存在困难。
从区域性宰制上升为跨区域宰制，从宰制一王国到宰制若干王国，追求的是普世在上性。这一观念起源于古希腊斯多噶派。公元前5世纪的波希战争将古希腊引向追求普世超越性的进程；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并取得成功，使狭隘的城邦国家从此开始产生世界普世性观念（oikoumene）；他们强调希腊文明是最好的人类文明，具有普世，对外围的蛮族区实施普世宰制。公元前2世纪后，希腊人把罗马帝国视为普世性存在，相信罗马的征服会所有文明民族的统一：帝国即全世界（Orbis Terrarum）；[9]波利比奥斯甚至证明帝国是历史的目标；[10]他们想象的普遍性世界随后也演绎为教世界（Orbis Christianus）、教帝国（Imperium Christianum）、罗马世界（Orbis Romanus）或世界（Orbis Britannicus）等。但帝国最初是指臣服于罗马人民后来才是臣服于帝王的“省”，且不允许政体有多样性，只在德意志诸部落侵入罗马帝国等因素的影响下才开始将省转变为政体，承认帝王的至上地位，从而生发出帝国高于王国的观念；最终在西罗马帝国后，由东罗马帝国确立帝王即全世界的卓越者和诸王之王这一等级性观念。正是这一可与罗马帝国经验相分离的形式概念使得其他国王可以声称帝王，[11]如英格兰在1588年击败海上霸主西班牙，国势蒸蒸日上，帝号之说复兴，才出现1611年司笔（John Speed）的《大帝国志》。[12]
如霍伟（Stephen Howe）所说，帝国的定义性特征是军事；[13]而当代史学家冒顿（James Muldoon）总结出欧洲历史上的八种帝国观，都视帝王为有时甚至包括非的最高权威：须王国或省才可以称为帝国。[14]欧洲现代早期的文献主要用君主政体的帝国和王国形式来理解中国，[15]其基础是由马可·波罗游记和曼德维尔游记奠定的。它们首先运用欧洲概念中帝国-王国二元等级的原则，如“契丹”帝国之下有“蛮子”王国，后者的国王臣服于前者的大汗即帝王（emperor）；其次，混用省、王国和帝国概念，如称“契丹”帝国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王国；第三，强调军事在建构帝国或王国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后，认为元朝有与欧洲相匹配的概念和事实，概念对译成为关键。[16]但冒顿、傅兹（Robert Folz）和柯博纳（Richard Koebner）等人的帝国研究，都没涉及跨文化的概念比对是识别非帝国的关键这一议题。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契丹-蛮子”分类是蒙元视角的产物，而“China”则是15世纪末欧洲诸邦的海外扩张的结果。葡萄牙文作者巴博萨（Duarte Barbosa，1480-1521）于1516年完成讲述其海旅经历的手稿，首次提到“中华王国”及其国王。[18]他在参加麦哲伦的首次环球航行中曾与皮嘎菲特（Antoni Pigafetta）等同行近两年，或已将China的知识传给他们。
1536年皮嘎菲特著述问世，并没有以China为帝国；但同年传西栾那（Maximilianus Transiluanus）在《西班牙环球航行记》中说：中国的国王在其帝国（imperio）之下有70名国王臣服；其中缅（Moin）国王手下有22个王国。该书首次提出China为帝国之说。[19]但其主要内容与皮嘎菲特所著大同小异，尤其后者还谈到70个国王中每一个下面都有10-15个国王依附。[20]这显然是朝贡体系的痕迹。卜正明（Timothy Brook）曾提出，以中国为帝国，起因于欧洲人觉得罗马帝国是唯一能与中国相若的历史单位。[21]其时中国朝贡体系之庞大，古罗马帝国庶几近之，但并非同一。
但中国究竟适用哪个概念则是一个历史进程：直到利玛窦著作出版时（1615），都以“王国”概念占主导，“帝国”为辅。王国论者有巴雷托（Melchior N. Barreto，1558）、伯来拉（Galeotto Perera，1565）和克士（Gaspar da Cruz，1569）。[22]1563年薄如斯（Jo?o de Barros）把China与暹罗等并列为帝国，但却说其首脑是国王。[23]
传西栾那等人是因庞大而多样、复层涵盖的朝贡体系而把China当作帝国，了一个缓慢而不可逆的、将其识别为帝国的漫长进程，也是欧洲学者逐渐全面比较中国和欧洲的过程。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看法，若契丹为帝国，一经拉达（Martin de Rada）在1575年提出契丹即为China并经利玛窦的考证，[24]China为帝国当属名正言顺。
最先奠定“中华帝国”话语学术理的是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他首先尝试在“中华王国”的基础上确定“中华帝国”之初始；其次，在华语概念中寻找“中华王国”话语的依据；第三，建构国王谱系。
他在《中华大王国最著风物礼俗史记》中广泛使用“王国”来理解大明。他说中华王国有15个省，每个省都比全欧洲最大的国家要大，按照其幅员，确实可以叫做王国。他甚至说中国“堪与全世界已知的最佳和最大的国家相匹敌”。[25]言下之意，连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也跟中国不相上下。他发现交趾支那分成三个省，各有国王，前两个国王臣服于第三个国王，称他为帝王，但他却臣服于中国的国王，缴纳贡税（tribute）并派遣质子（párias）。在这多重关系顶层的中国，其政体到底该怎么定性？当谈到古代中国时，他在三个地方很明确地说第一个国王黄帝将中华王国造就为帝国。[26]既然第一个国王黄帝时中国已经是帝国，由此往下，历朝历代都应是帝国。他的困境在于：中国最早的王国时代，也是最早的帝国时代；就黄帝来说，可能他成了帝王，但仍然可以叫国王，跟欧洲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处境相似。此外，帝国是国王造就的，无需他人加冕，类似英格兰和西班牙国王之称帝号。[27]
门多萨不懂华文，但他尝试寻找华文里与欧洲概念相对应的词。他说Rey（国王）在华文中叫“Bontay，写作”。[28]这是门多萨所作的音词关系倒置。Bontay读音极近华文的“”，帕克（R. Parke）在1853年即考订为“”。[29]但是门多萨按西班牙语文的拼写规则，以两个音节的Bontay为一个字，所以给出“皇”字的写法，“帝”字被忽略。音形都将门多萨带到“”面前，他却以为是“国王”。他找到错误的华文对应词，而emperador（帝王）的对应词就被遮蔽。这一失误表明他根本是以中国为王国。
门多萨根据拉达1575年左右所写的材料，简要地叙述黄帝之后历朝的国王，直至鞑靼入主，九传其位，为大明的创始者所，复经十二王而至门多萨时代。[30]这个历代国王名单是对“中华王国”话语的建构，也是这一话语的最高峰。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将中国概念与欧洲概念对应，厘定概念的等级关系，更多地使用帝国话语，也使得概念混用的情形多起来。他把“中国”解释为“中间的王国”。他也承认15个省，每个都可以称为王国。[31]这再次引出对居于诸省之上的朝廷的定性。利玛窦在札记中有一个耀眼的贡献是把华文的“”跟意大利文的imperatore（帝王）等同起来；他还把中国称为帝国，并与欧洲的帝国比对。他说中国人称他们的王（Re）为天子，而日常生活中对天子的称呼是，差不多就是指imperatore和最高的君主。[32]通过“天子”利玛窦把“”跟“国王”（Re）等同。
利玛窦将天子/称呼推到政体成立之初，[33]明确中国的普世君主（signore universale）在公元前2636年就已存在。门多萨的数据是公元前2611年，[34]大致相同。但他们都把中国纳入到欧洲计时系统之中，而这造成重大的知识后果：在欧洲计时系统中，欧洲史相当清晰，但中国史则是需要填充的。[35]填补这便成为塑造“帝国”话语的重任。
利玛窦更多地使用帝国概念理解中国。除他的意大利文札记外，在17世纪初由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译成拉丁文并润色出版的札记中，也非常多地使用了帝国线]但金译本中王国-帝国话语并立的情况增多。比如利玛窦意大利文本第二章标题是“中国的名字、幅员和”，开章第一句是“这个最远东王国以不同的名字为我们欧罗巴人所知”；而译本在标题中加入“王国”字样，开章则用“这个最远东帝国”。[37]
门多萨和利玛窦都因中国居于诸王国之上，而认定其具有帝国属性，跟是不是多民族没有关系。但两人都立意将中国塑造为同质政体：有确定的边界；内部同质，只讲汉语；有相同的风俗、律法、；越来越不允许政体内部出现族性多元的情况，如果出现，就把他们跟Chinese界限。这就不难理解他们相对一致地忽视朝贡体系。
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写《中华帝国志》[38]（1642）时大明尚存。他推进帝国话语的工作有两个方面：首先，书中广泛使用“帝国”一词，如“中华帝国”“在这个帝国里”“他的帝国”等，“帝国”出现34次之多，其中只有一次是用来指欧洲的帝国，这表明他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但他依旧把“王国”和“帝国”话语并列，如说阁老是“帝国内国王之下最大的官员”。该书第一章以“中华王国”为题，他说：“这个君主国分为十五个省，每个都是辽阔的王国，古老且有自己的国王。”正文中“王国”出现189次，其中有25次是用来指吐蕃、日本、鞑靼和朝鲜等。这种并列或混用现象随着使用“帝国”概念的次数增多而增多。如他在认定China的第一个帝王为尧帝时，说尧帝把“帝国”传给舜，舜传禹，禹的德行是在“王国”内治理水患。尽管第一帝的说法跟门多萨不同，但旨都是从历史的开端去确定政体的属性，而且假定一旦开端确定之后，后世便不会更改。其次，他与利玛窦一样，曾把华文的“”理解为欧洲意义上的帝王；不过他在翻译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时，把“帝”和“”几乎都译为Rey（国王），只有一次例外，跟“大帝”一样，译为Emperador。他又解释说：君（Kium）是指外国的国王；王（Vam）是指国王之子，而君王指国王，但主要的还是称，也就是Emperador（帝王）；[39]他在解释等级概念，但概念等同关系却无时不在。通过君王这个中介，也等同于国王。可见曾德昭在套用欧洲政体概念时，不但解决不了混用的情况，反而以此华语概念体系。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写《鞑靼战纪》时（1651）已是大清。该著已经把“帝国”比较彻底而广泛地用于理解中国，开篇即说鞑靼人四千年来都跟“中华帝国”为敌。[40]1658年，卫氏出版《中国初期史记》，对建构“中华帝国”话语作出实质性的贡献。首先，卫匡国一开篇就将天子理解为帝王。他说从黄帝开始，中国诸代国王才开始通称“”，好比“我们从第一个恺撒开始（历代国王）才称恺撒”。[41]这就把中国和欧洲置于同一政体层面：中国恰好比欧洲的罗马帝国，恺撒即。这暗含着国王等同于、天子和恺撒，所以他又跟传西栾那之后以国王等同于的传统藕断丝连。
其次，卫氏将“王国”话语有机地纳入到帝王历史序列之中：在帝王治下有许多王国，以与欧洲的两级政体对应。如周帝王下面有楚、齐、鲁、秦诸王国等，[42]其君主只能称国王。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国亦皆处于帝王之下。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继承这一思，说晋帝国时期有齐、燕诸王国等。这一径的困难在于一旦确定唯一的帝家正统后，其他并立的诸国诸朝都必须降格为王国，不服从帝国者即为叛乱者，如说东晋安帝时期（397-419）有七个叛乱的王国。[43]除了中国史学正统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概最像欧洲中世纪的帝国-王局，对他不无影响。
接着，卫氏把伏羲定为第一个帝王；其出生日即帝国诞生时，为公元前2952年。这个年代比此前任何一家的说法都大大提前。但其关键仍然是追溯到历史的开端，而中国依旧是从一开始就是帝国。这是传西栾那以来识别中国为帝国这一遗产的。伏羲在位115年后，神农继位，神农在位140年之后黄帝继位，时第一甲子第一年，即公元前2697年；黄帝在位100年后经少昊、颛顼、帝喾、尧和舜，在禹帝时进入夏家帝国，时公元前2107年；10年后其子启继任，以下直到第十七帝桀，时公元前1818年；第二帝朝为商家所有，从汤帝开始，历28帝至纣帝而终，时公元前1154年；第三帝家为周，从文帝开始历30帝，至考帝算一期，自公元前425年威烈帝时进入战国年代，复经7帝至姬延帝而终，时公元前254年。秦家（Familia Cina）帝国历三帝而终，时公元前206年；汉家帝国自高祖刘邦始，历12帝至哀帝，时第45甲子第58年，即公元元年。[44]
这个谱系首先是中国史学正统观的；卫匡国之理解它，则有欧洲历史上的“帝权转移”理论和教与的线性史观为基础；它使帝权在罗马帝国终结后可以转移到不同的君主那里而延续帝谱，也使后世兴盛起来的王国如英格兰和西班牙等可以自行声称帝国。[45]
这就是卫匡国对确立“中华帝国”话语的贡献：对历代诸帝王逐一加以介绍，以历史材料填充那些帝王前后相续的时间空点和断点，为欧洲知识人想象“中华帝国”夯实基础。传西栾那以来，“中华帝国”的历史链条从未清晰，而现在，帝王名单在时间上无缺环，逻辑连贯，完整而全面，填补了想象的空白。
后人的工作就是继续把帝王谱系表填下去。28年后，柏应理即撰成《中华君主年表》，从第一甲子元年即公元前2697年开始，下至康熙二十二年即第73甲子第60年，亦即公元1683年，时间跨度总计4380年。表格一开头就根据太史公《史记》质疑伏羲为中华帝国的创始人，而依从门多萨以黄帝为第一帝，此前的神农氏则置而不论。年表第一部分止于孝平帝末，即公元元年。第二部分续算，经孺子婴（王莽）、王而接光武帝，以下至献帝，为汉家帝朝；复经后汉帝朝昭烈王刘备、阿斗两帝44年，进入晋帝朝，以下历朝相沿直至清。[46]
尽管卫匡国将《鞑靼战纪》看作是利玛窦札记的续篇，隐含着延续中华帝国之意，但直到柏应理这里，才真正将大清纳入到中华帝国的谱系之中：他在年表中收入“二十二帝家、数及延续年代表”，从夏帝家直至第二十二的清帝家，清帝家当时仅两帝，已历40年。[47]
卫、柏二氏为欧洲学界提供的年表是当时最为齐备的，有了它，欧洲读者对“中华帝国”的想象和建构就最终起来，“中华王国”话语逐渐式微，但概念混用依旧。
在卫、柏二氏的学术传统来说，鞑靼建立的大清之成为帝国，是因为它承接中华帝王谱系。换言之，不是鞑靼使China成为帝国，而是他们把大清放在中华帝国的谱系上，使之接续中华帝朝史。牛合夫（Nieuhof）认为鞑靼君主的国王称号是大明封赐的，入关前他们只使用这一称号，入关以后才用帝号。[48]这跟欧洲的某国王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有貌似之处。
关键是为何欧洲人把经过鞑靼入主这一[49]而后建立的国度依旧称为China。根本的理由可能在于大清在汉文和满文中自称“中国”。[50]1676年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1610-1689）根据利玛窦的“帝权转移”观，认为帝国的名字自伏羲以后即不变，但因家族不同而常有其他称呼，好比德意志帝国这个称呼永远不变，而奥地利家族时可以称奥地利帝国。[51]因此，China概念和帝国概念在短短的一百二十余年间已本质化、静止化并逐渐单一族化：这使得它在四千多年间都是帝国，都叫China，没有任何本质变动。
欧洲确定中国为帝国仅仅是其世界性帝国识别工程的一部分。16世纪欧洲作者们界其他地方认定的帝国大多同时也称王国或省，如埃塞俄比亚、日本、挪威；莫斯科既是帝国也是省；鞑靼是伟大的帝国，其君主称大汗，意即“国王”。[52]1708年的《四海征旅新集》和1721年的《征旅新集》分别称摩洛哥、波斯为王国和帝国。[53]这些混用说明世界各地的政体只能符合欧洲“王国”或“帝国”之一的特征，但是不能有自己的政体概念。
欧洲的海外殖民体系使其两级政体发生变动，出现体系：16世纪末，受到门多萨中国著述影响的雷利（Walter Raleigh）提到西班牙王国使南美洲的秘鲁帝国臣服。[54]17世纪时又有作者确定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印加为帝国，认定它们是以其他民族；西班牙由此就可以正征服两个帝国以“”臣服于它们的民族。[55]这便是体系的开端；这或许可以与交趾支那的帝王臣服于中国的国王这一体系相比对，但二者有本质的不同。殖民体系均依赖于帝国-王国等级框架，格局的出现并没有使之出现结构性变化，结果仍然是概念混用的，如大及联合王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居于其在印度的代表之上，后者又居于印度各部地方首领之上，1876年女王升格为印度女皇。[56]
这让我们看到，以欧洲政体概念套解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内在困难，首先便是欧洲缺乏中国的经验，以有限的欧洲概念来理解内容比其丰富、庞大的中国体系时，削足适履、概念混用便不可避免。曾德昭以后如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说该著止于1651年，因为这一年他奉之命，“从中华王国前往欧罗巴”。这跟他的中华帝国话语相悖。他在书中更是频繁地把“中华王国”与鞑靼、奴儿干和吐蕃王国等[57]置于同一层级。其《中国初期史记》中，“王国”和“帝国”并立的趋势有增无减。[58]帕莱福（J. de P. y Mendoza， 1600-1659）、鲁日满（F.de Rougemont， 1624-1676）、闵明我、柏应理、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 1609-1677）等都不例外地、不同程度地混用两个线]
第二个困难是以追求超越性为目标的政体等级原则与军事原则相冲突，而后者复与中国经验相左。军事跟政体紧密相连，是欧洲学的核心。“帝国”的拉丁词根指“命令”；而“王国”的拉丁词根指、治理。它们都处在一个历史性等级结构的两端：一边是命令者、者，另一边是被命令者、被者。它们都意味着上级依赖、和威势使下级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服从和臣服。因此，二者没有根本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两个词的所指可以互换。[60]、宰制、、是欧洲历史上想象世界的根本特征。其原生的所有权和领属关系观在教之后被依附上-异的二元因素。
古希腊帝王体制从一开始便跟军事密不可分，军队拥立“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方赢得重要胜利的成功将军”为帝王，由此及于帝国。[61]帝王“这个词的意思不过是军队的将军，只对军队有着绝对的权威和统领；尽管此后它成为臣服于帝国的诸省及罗马之主权君主的称号”。[62]中世纪时，欧洲王国的军事成绩跟称帝直接相关，如公元653年，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奥斯瓦尔德（Oswald）带领诸国王取得战争胜利，就获得所有的帝王这一称号。[63]西班牙的一部编年史对拉米罗三世（Ramiro III， 967-984）的称呼为“伟大的帝王”（magnusbasileus），让人想起最后的西哥特诸国王和拜占庭诸帝王。尽管这仅在内部使用，但其性在于西班牙的教国王对于伊斯兰的军事胜利。[64]
因此，欧洲帝国的普世性实际上是有限普世性。查理曼（742-814）以后，神圣罗马帝国帝王代出，然而其东边的拜占庭帝国不承认其帝号者所在多有；其西则有西班牙王国和英格兰王国，皆独树一帜，亦曾统帅多国，或为树立内部权威，或为神圣罗马帝国之号召，自予帝号。诸处帝王皆知他方帝王之存在，因帝号与军事征服内在关联，军事不及之地，即为帝国的边疆。神圣罗马帝国跟欧洲的诸多王国都无关系，正说明帝国的普世治理就是有限普世性。从其起源开始，欧洲帝国就仅是比王国高一级的政体而已。
不能否定欧洲的帝国以“普遍性的‘文明’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和性”，而中国历代王朝也不缺乏武力征服的历史记录，[65]但这两个事实都不否定“中国”的普世性不以军事为定义性特征，而欧洲反是。历史上中国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以文化而非、以而非为主导。相对于帝国的，叶（Vadime Elisseeff）一言道破中国普世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文”。[66]传西栾那以后欧洲学者渐次识别出中华帝国，却发现它跟欧洲帝国观愈发疏远。博特罗（Giovanni Botero）在1606年说，以战争获取版图，非所许；君主只能防御，故而永享太平。除了和平，还有什么值得期待或渴望的呢？[67]利玛窦也发现尽管军队每天都在操演，但全国都在深享太平，民殷国富，知足而不对邻邦咄咄相向，“这显然跟我们民族非常不同”；在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中国征服邻国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68]博克舍甚至说中国人具有天生的和平性格，跟好战的日本人相对。[69]近来曼可（Mark Mancall）亦指出，东亚以朝贡为特征的国际体系中，即是力量的源泉，而这一点跟军事力量相对不重要有关。换句话说，“文”或更为重要，在历史上中国总体偏于尚文，尽管有少数时期尚武占据主导。[70]这是欧洲作者在识别中华帝国过程中忽视原则的原因。
汪晖梳理出中国历史上的两种帝国观，其一是指以德治为特征的五帝之治。如隋代王通《中说·问易篇》载：
文中子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71]
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概念是以德为特征，区别于强国、霸国、王国、皇国及其价值取向的关系，是对推行武力的体的否定，明显区别于欧洲的帝国观念。[72]按照中国标准，欧洲帝国不过是最低等级的强国而已，尽管它们有霸国和王国的可能，但绝非帝国和皇国。这一思也可汪晖试图在欧洲-框架中找到中国的出这一取径的困境。
第三，中国和欧洲帝王存在本质上的差异。1904年，严复译《社会通诠》时说：“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73]欧洲体系内有，而君主没有君以外的职责，帝王也主要是带兵打仗的将军；将其等同于这一做法，若放在中国文明之中，即是将一个武将跟远在其上的比附。
基于这种差异，两种体系在运转方面有本质不同。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在需要经费支持时，只能跟帝国内的王公贵族们商量甚至讨价还价。比如1592年鲁多夫二世（Rudolf II， 1552-1612）因对土耳其帝国的战争等花费颇巨，在拉提司本（Ratisbon）召开会议，与选侯、王公和商量，要求他们的援助，答应给他一些补助，但对兵员补充、供给和进军等提出条件。[74]中国体系内天子/即是一切，朝贡者之于天子/不可能如此；在极端的情况下如安史之乱中，朝廷才会跟受册封并助唐平叛的回鹘谈条件。因此，欧洲的帝国体系跟中国的天系在运作方面是相反的。
因上述差异，两造在继嗣原则和方法上便有不同。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是选举官从众多候选人中选举产生的。这个传统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就存在。自1356年起，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名选侯若意见不一，就会出现多个帝王并存的现象，如14世纪末15世纪初，一度出现三帝王共存的局面。帝王候选人不一定非得是德意志血统，如1519年获选的查尔斯五世。[75]同期，中国历史上的继位采取父系继嗣而非选举，不会出现其他血统出生的人称皇的情况。的血统若更改，即意味着天翻地覆，改朝换代。
第四，两造对世界的想象差异悬殊。欧洲以帝国和王国想象世界，而中国则是以天下五服之制。秦以前，天下由朝廷直辖部分、各诸侯国及远人组成；秦以后，除时期，朝廷直辖部分基本上为没有法律、司法和行的州或省构成，此外便是朝贡诸国和远人，无所不包。因此，帝国-王国/省二元等级无解包容性的朝贡体系。[76]杜尔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曾惊讶地意识到这种包容性。[77]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则认识到“中国人把所有曾经派使节的国度都看做贡税国”，分为定期和不定期朝贡两类。[78]滨下武志区分朝贡体系为六圈。[79]但其时欧洲学者一直不理解这天下五服或九服、多层向心、诸层各异、由近及远逐层拓展、亲疏有致的非体系。
由此，他们把中国的省等同于欧洲的province或王国，认定居于省之上的总体为帝国，割裂其对天下的想象，便是根本的认识论。此外，现代早期的欧洲，各省近乎于帝王或国王，如法兰西，各省归附王国时，极大地保留了原来的行政机构；17世纪君主时，国王设立的总督亦称为“省里的国王”；法国大爆发后，法国的行政和司法还远未实现统一。[80]这跟中国体系中朝廷的直辖部分截然不同，欧洲传教士们据此用欧洲的帝国概念来理解中国就不成立。换句话说，欧洲的王国或省并非中国诸省，欧洲的帝国亦非天下。
欧洲作者从时-空两个角度建构中华帝国话语，逐渐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填充缺失的逻辑链条。经过杜尔德[81]和德庇时等，中华帝国线年，德庇时第一次确定出一个跟其他民族都相同的学时代，从盘古开始历经数千年。他认为，只有当秦王成功六国承认他的至高无上时，其才开始具有帝国的性质，第一个帝王即“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登基即为帝国的开端，[82]意涵“中华王国”绝对先于“中华帝国”，从而解决了门多萨等人的困境。1912年清帝逊位后，“中华帝国”最终成为时间上不再流动的对象。“中华晚期帝国”这样的次生性概念也才会在后世学界大行其道。
在空间上，他们在诸省之外，逐渐纳入福尔摩沙（即）、满洲鞑靼（三省）、西鞑靼或蒙古鞑靼、哈密、西番（包括今）和罗罗等作为中华帝国的组成部分。[83]此外，欧洲的中华帝国话语依赖于对族性即支那人（Chinese）的认定：支那（China）是支那人所居之地，有明确的疆界，是固定不变的；中华帝国话语所指的地域即支那人生活的地域，也由此凝固起来。这是话语的：中华名为帝国，但实质上却趋向同质化的王国。这使得帝国和王国话语长期模棱两可；他们甚至中文概念，说明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根本的原因在于欧洲缺乏可以理解中华体系的经验。
我们没有发现欧立德所说的欧洲学者在17世纪时以是否多民族来认定中华是否为帝国的。这不是当时帝国的定义性特征，而是最近的发明，如布班克（Jane Burbank）等人提出帝国是“适当合并新的民族时保持区隔和等级的政体”，“帝国观假定政体内的不同民族将会被有差异地治理”，跟治理单一民族、以同质化为的民族-国家相对。[84]汪晖认为这是对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不满或反思而重新挖掘欧洲所谓帝国的遗产那一脉，期望超越当前在历史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叙事。[85]尽管这一在当下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对还原各地被认定为帝国的学术史来说并无益处，且把现代重新设定的帝国概念加诸于历史上的帝国认定过程，本身即具有现代中心主义和中心主义的双重色彩。人们不但没有从中国视角出发进行历史研究，反而继续忽视中国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等，包括近来所谓的“中国中心观”径都不能有所例外。
以中国视角来看他处，或可有别样的新意。正如曼可所说，中国史是由天子/统一之下的单一中心阶段和多中心的多邦体系阶段交杂构成。[86]如果按照这个划分，欧洲的帝国-王国概念体系及欧洲史仅比较接近于后者，绝大多数时期缺乏一统于某个帝王的单一中心。换句话说，在一统性上，中国史包容欧洲史模式，反之不成立。
遗憾的是，欧洲的涉华学术史反其道而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被欧洲化不言而喻。由上可知，以的帝国话语来理解中华体系存在难以克服的认识论困难，我们应回到中国自身的文明多元性传统，挖掘其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成就，以为世界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做出贡献。近来王铭铭、罗志田、赵汀阳等学者试图从人类学、历史学和哲学的维度阐发中国体系在现时代的意义，值得关注。[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