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的产生是与亚当斯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亚当斯密的名字又是与一只“看不见的手”联系在一起的。肯尼斯阿罗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是经济思想对社会过程认识的最重要的贡献；詹姆斯托宾说斯密的这一认识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之一，也是最有影响的思想之一。
第一只“手”，出现在《天文学的历史》中。这篇讨论修辞、哲学和天文学的历史的不完整著作写作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在《情操论》成书之前。文中的“第三部分 论哲学的起源”，讨论了轻信或者的人们对世界或者事物的认识问题。“普通百姓常把一切非常规的自然事件归因于人眼看不见的智慧的存在，归因于神、鬼、巫师、精灵、仙女等等火自会燃烧，水自会带来清凉；重物自会下坠，轻者自会上飘，这都是由它们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也从未发现所谓看不见的朱庇特之手在这些现象中起到什么作用。”[2]
这段话是对轻信或者的人的。他们将事物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常的事物，它们的存在是自然而有序的；另一类自然的事物，他们的存在自然而无序的，是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的。比如“朱庇特之手”。轻信者或者者将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或者现象的存在归因于某种神秘的力量，并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称或者概括，在斯密看来是一种愚蠢的思维，是人民智力受到的结果。斯密所处的十八世纪，正是启蒙的时代。虽然思想家们还没有对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都了如指掌，但他们对于他们自身及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世界还是充满自信的。借助于观察和分析，借助于科学和，一切事物或者现象都可以得到认识和解释。哲学就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和工具。哲学家对于人们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负有责任。如果说斯密在《天文学的历史》中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对轻信者和者进行了，这种嘲弄也是轻微的，善意的。
第二只“手”，出现在1759年出版的《情操论》之“第四卷 论效用对称赞情感的作用”之“第1章 论效用的外在形式赋予一切工艺品的美，兼论这种美的广泛影响”中。在下面提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一长段话中，有着斯密关于社会秩序形成的复杂思想。“正是这种了人类的勤奋，使之不断地保持下去。也正是这种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发明所有人类科学和创造艺术；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它们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了适宜耕种的平原，把人迹罕至的大海变成了新的生活供给源，变成了通达陆地上各个国家的交通大道。人类的这些劳动已使地球的自然生产能力成倍地增加，供养着成千上万的居民。一个骄傲而的地主眺望着自己的土地，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的需要，只想独自消费这片土地上的全部收获。他的这种幻想完全是徒劳的。他的无际，但是他的胃的容量却有限，绝不会超过一个最普通的农民的胃。他不得不把自己消费不了的收获分配给那些为他建造以使他可以在里面消费自己那一小部分的收获的人，分配给那些为提供和整理各种各样小玩意儿和小摆设的人。所有这些人就是这样地从他的奢侈和人性中分享了生活必需品，而这些东西本来是不可能期望从他的或者公平中得到的。在任何时候，土地的产出所供养的人数都接近于它所能供养的居民的人数，富人们只是从中挑走了最贵重和最合适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本性是和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贪得无厌的，但是他们还是和穷人一起分享了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对生活必需品作出了几乎相同的分配；而如果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那么最终所能作出的分配与这种分配几乎相同，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了生活资料。当神把土地分给少数地主时，他既没有忘记也没有遗弃那些似乎在这种分配之外的人，后者也享用了他们在全部产出中所占有的份额；在构类生活的真正幸福的要素之中，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比似乎高高在他们之上的那些人逊色。在身体的舒适和心灵的平静上，所有不同阶层的人几乎都出于同一水平，一个在大上晒太阳的乞丐，拥有的是国王们正在为之战斗的那种安全。”[3]
从这一长段话中，似乎可以解读出以下要点：第一，斯密是认同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的个人的恶德，社会的福利。对个人而言表现为各种恶劣品德的那些动机或者心理，、、等等，作为人的自然的本能，同时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富人的，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其结果是穷人也有了生活来源。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本不是人们有意识计划和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的本能自发成长的结果。第二，个体行动可能受到某种为因素的影响，社会生活中可能存在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由此个体行为可能导致某些非预期的后果。人们的经济行为看起来是自主的，但其结果可能会超出人们的预料和控制。个体行为非预期的结果，似乎是某种自然秩序的结果。人们无论是否遵从这种秩序，其结果都必然呈现。富人因为而追求财富，其结果是使穷人的福利得到改善；从结果上看，这与出于善意的神的安排是一致的。第三，《情操论》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就其内容而言，与《国富论》中是一致的。都指的是某种自然秩序，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秘力量。在《情操论》中，这种力量还经常与“神”、“自然”、“”相联系。而到了《国富论》的时候，斯密似乎不再特别强调这种神秘性了。
第三只“手”，出现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之“第四篇 论经济学体系”之“第二章 论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中。这部分的主题是论证投资贸易的意义，重商主义管制对外投资的政策。斯密认为，投资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能够选择最合适的投资方式。的管制不仅多余，而且有害。“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4]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主体的一切自主的经济行为，虽然出自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其行为的结果却是社会利益的实现。“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为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显然判断得比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家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的。把这种交给一个地、地自认为有资格行驶的人，是再也没有了。”[5]
《国富论》中涉及 “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这段话，可以解读出如下要点：第一，自利是人的行为动机。现在我们知道，斯密的经济学，是建立在人具有自利本性这一基础上的。如施蒂格勒所言《国富论》是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理论大厦。人具有自利本性，既是斯密构建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他进行贸易论证的基础。第二，追求自利的个体能够行动，行动能够产生对社会来讲合意的结果。通过市场实现自身利益的个体行为者，面临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也受到自身对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性关系的认知的约束。这种约束促使人们采取适当的行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由此而导致社会利益的实现。第三，在市场机制作用之下，个体行为的结果可能产生非预期的后果。在斯密的认识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是某种自然秩序作用的后果；它并非产生自人们有意的计划和设计，而是来源于基于人们利益追求及市场激励和约束的结果。这就是自然的演化。在这里，导致社会和谐的神秘感减缓了。因为事实上，斯密已经意识到了市场的作用机制。在这里，“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表述只是一种修辞而已。
总之，在斯密的三部著作中，对“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认识是有差别的：在《天文学的历史》中，“一只看不见的手”指的是一种无序的反常的现象，它与自然的，有序的正常的现象相反。如果说自然的现象意味着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话，“一只看不见的手”则意味着不能理解和接受。实际上，也并非真的不能接受和理解。对于具备科学和科学能力的哲学家来说，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斯密在这里使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其用意是对轻信者和者进行。不过，作为肩负授业解惑义务的哲学家，斯密的这种并无恶意。在《情操论》中，“一只看不见的手”指的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秩序。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不论人们如何行动，自然秩序总会自动呈现。人们的行为，在自然秩序作用之下，会产生非预期的理想后果。即使个体从“恶德”出发，其行为结果也会在社会层面上呈现出善意。人们的行为在无意之间造成的善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过，斯密在《情操论》中，基本上是将“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解为一种来自神或者的神秘力量。关于世界中的和谐秩序，斯密是用同情心和“的旁观者”来解释的，使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修辞之后，解释反而变得模糊起来了。在《国富论》中，斯密对“一只看不见的手”，其实已经“看得见”了。至少，对于作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斯密来说，他已经很清楚市场机制的作用机理，了解人们在市场中的相互行为及其后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对于斯密来讲已经没有什么神秘性。
英国历史学家艾玛罗斯柴尔德在其《经济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中，对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原理作出了不同的解读。艾玛认为：第一，在斯密的三部著作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用意都是的。这意味着，斯密使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三个场合，都具有否定的意味。这种判断明显有误。《天文学的历史》中使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意在，这没有问题。但是，在《情操论》和《国富论》中，斯密是在严肃讨论自然秩序及个体行为的非预期后果中提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虽然这种说法本身只是一种修辞，但其反应的思想是正面且严肃的。在这两个场合，斯密都没有什么需要的。尤其是在引用最多，最具代表性的第三种情形中，斯密所讨论的是反对干预的主题，这里不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的话，可能存在对自以为是的的，而“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好是应用在行为的。
第二，“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三种场合都只是顺便提及，没有认真思考。艾玛一再说，斯密“并没有十分严肃地对待看不见的手”[6]，也没有赋予“一只看不见的手”特别的意义。“结论就是，看不见的手是斯密思想中一个不重要的组成部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与用来形容它的语言一样，都斯密式的，对于他的理论并不重要。”[7]就“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一修辞而言，在斯密的著作中确实没有特别的强调，确实只是斯密在讨论有关问题顺便提及。如果没有特别的留意，阅读斯密著作的人是不会注意到书中“一只看不见的手”几个字的。但是，就此否认“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内涵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及其在斯密体系中的地位，显然是不合适的。内涵在斯密著作尤其是《国富论》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和政策含义，是斯密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斯密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贡献。整个的斯密经济学，就学术而言，是要探索经济世界的自然秩序，基于个人利益追求和市场机制作用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正是经济世界和谐秩序的构建者；而斯密经济学的清算重商主义，也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有效性基础上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思想对于斯密经济学来说，不是不重要，而常重要，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1]转引自艾玛罗斯柴尔德：《经济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赵劲松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页
[3]亚当斯密：《情操论》，赵康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202页。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楠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页。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楠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28页。
[6]艾玛罗斯柴尔德：《经济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赵劲松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页。
[7]艾玛罗斯柴尔德：《经济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赵劲松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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