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地理相邻，习俗语言相通，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吴、越两国与中原华夏诸国发生密切联系，历经越灭吴、楚灭越和秦汉统一，吴、越从国族名称演化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文属性，形成吴越人文区，并同在中原视野下成为难分彼此的区域代表。吴越地区从外部来看是一个整体，从内部来看又有吴、越之分，呈现出二元结构。从秦汉至六朝，吴越地区最终演化成由二元对立二元一体的吴越人文区。
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地理相邻，习俗语言相通，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吴、越两国与中原华夏诸国发生密切联系，历经越灭吴、楚灭越和秦汉统一，吴、越从国族名称演化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文属性，形成吴越人文区，并同在中原视野下成为难分彼此的区域代表。吴越地区从外部来看是一个整体，从内部来看又有吴、越之分，呈现出二元结构。从秦汉至六朝，吴越地区最终演化成由二元对立二元一体的吴越人文区。
吴、越二字包含有四层含义:、族群、地理、文化。吴、越概念的演变与吴越人文区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吴、越两国后，吴、越其含义。越灭吴后，吴的族群概念消失，而越的情形则比较复杂，越国虽亡，但越人退入山区，仍保留族群意义。吴、越两国后，其地理含义得以保留。楚灭越后越文化消失，吴、越在文化上只作为文化意象的抽象概念留存。
秦汉时期，吴、越概念又经历了新一轮演变。上，西汉初年吴、越作为概念一度恢复，但很快再次含义。族群上，秦汉时越人仍活跃于东南地区，保持了族群含义。地理上，吴、越的地理含义保留下来，泛指两国故地。文化上，西汉中期以后，吴越地区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下的区域文化。
三国时期虽然短暂，但在吴、越概念和吴越人文区的演进上却具有重要意义。孙吴立国东南，吴再次恢复概念，山越具有含义，至山越被孙吴征服，孙吴也为晋所灭，吴、越作为实体最终消失。山越被征服后，越在东南地区也失去了族群含义。地理上则有了新变化:孙吴核心区由此具备了明确的“吴”属性，越则主要指山越活动的东南山区。文化上，随着山越被征服和孙吴，二者的文化亦随之消失。
东晋南朝时期，吴、越概念又有了新的演变。吴、越作为实体已不存在，但仍然被用于指代南方，因而具有一定的含义。东晋南朝时期，吴演变为区域人群的代称，指代江著，在侨人与吴人严重对立的情势下，“吴”也因区别两个群体的作用，而具备了新的族群含义。地理上，吴主要指代孙吴核心区--江左地区，而越则转向指代岭南，基本退出东南地区。文化上，侨人与吴人的对立也使吴具备了文化上的意义，而山越故地的发展也使之具有了不同于太湖地区的区域特征。
综合而言，秦汉六朝时期，吴、越概念有一个由对立一体的演进过程。秦汉三国时期，越是族群，有自己的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不受郡县管辖，因此吴、越二种因素一般处于对抗状态。东晋南朝时期，山越消失，吴、越地区均为郡县，不再具有对立的意义，于是在郡县体制下最终演化成二元一体的吴越人文区。
秦朝实行普遍的郡县制，这一举措了统一前诸国族的遗民身份，使其原有归属，而重新以郡县赋予新身份，推动国族向区域转变，了区域的人文地理进程。西汉建立后，郡国并行，吴越地区除荆国、吴国等内诸侯外，还有从越国遗民发展来的闽越、东越等外诸侯。郡县是王朝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诸侯则实为王国，这就形成了王朝与诸侯的对立格局。吴越地区的情形更为复杂，不仅有王朝与诸侯，诸侯亦分内、外诸侯。内诸侯与汉朝是统一架构下的对立关系，而外诸侯具有国族的性质。因此西汉早期吴越地区的人文地理结构，不仅体现为汉廷与内诸侯的对立，更体现为郡县与国族的对立。
两种对立中，最初以汉廷与内诸侯的矛盾最为突出。吴楚七国之乱后，叛乱诸侯封国或纳入中央、设为郡县，或另行拆解，继以室。经此一战，吴越地区除江都国外，皆为郡县。王朝中央与诸侯的矛盾初步得到解决，至武帝时期基本解决。
七国之乱中，吴、楚固为主角，但诸越外诸侯也卷入其中，从而将郡县与诸越之国的矛盾也推到了台前。东越直接参与叛乱，而闽越则接纳了吴太子驹，最终导致了闽越与东越的战争，战事结束后，东越举国内徙，另处江淮之间。此外，闽越还曾一度进攻南越国。而南越作为诸越国中最强大的一国，对汉廷一直叛复无常，至元鼎年间西汉才借南越内乱之机出兵攻灭，设为郡县。闽越国对汉廷与南越首鼠两端，最终汉廷兵指闽越，将军民尽数迁往江淮，其地。至此，诸越之国，移民融入华夏。遗留未徙的越人则撤出发展成熟的中心城邑，退入深山老林，直至东汉末年才再次以山越之名登上历史舞台。
可见秦汉时期在东南、岭南等边缘地区仍然存在王朝中央与地方的对立，并以郡县与国族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刘濞吴国辖下本为春秋吴国故地，因而会稽诸郡被视为“吴”地。刘濞吴国之“吴”与诸越外诸侯之“越”本来同为朝廷的潜在，但七国之乱后吴国废除，重为郡县，诸越不宁，会稽郡靠近东越、闽越之地，常为进攻的军事，从而形成了郡县与国族二元对立格局。吴国废除、诸越内徙后，郡县与国族的对立局面得以和缓，但诸越族群并未消失，只是山林。随着吴会地区的开发，越人也逐渐发展起来，形成山越，一度因诸越内徙而淡化的对立格局再次重现。
秦汉时期吴越地区经济文化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东汉末年大乱，吴越地区损失远小于中原，孙策渡江后以江东六郡为基础建立孙吴。孙吴代替秦汉王朝成为郡县制的新推动者。孙吴立国后，山越与郡县的矛盾突出，引发了新一轮郡县与国族的对立，吴越二元对立格局再次突显。
山越是“东汉末年由古代越人的遗裔与部分汉族人，在我国东南部山区经过长期的共同劳动与斗争，逐渐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少数民族。直到唐朝后期，方融合于汉、壮、瑶等民族中”。其分布地区北至长江，东至沿海，西至赣江西岸，南至南岭一线。山越作为越族的一支，不仅承载了越的族群含义，而且是与孙吴对立的，虽无统一的组织，却亦具备了含义。
山越的存在对孙吴构成巨大挑战，江东六郡为孙吴根本，但亦是山越活动地区。山越不宁则内忧不去，孙吴者“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曹)丕”的理想就难以实现。对山越的征服早在孙策渡江即已开始，孙权时期多次征讨，贺齐、吕蒙、诸葛恪等孙吴名将皆曾征伐山越，对山越的策略也从最初的单一征讨转为镇抚并用。经过孙吴的大力征伐，山越不再作为一个的族群和而存在，其文化亦随之消失。
征讨山越几乎贯穿了整个孙吴时代，大致分为三期:以兴平渡江至孙策被刺为第一期，孙权接掌江东至黄龙称帝为第二期，黄龙元年至赤乌元年为第三期。自渡江至孙策死前之五年中，与山越的斗争竟多达十余次。至孙权初期，江东六郡仍不稳定，征黄祖时山越又起，致使西征功亏一篑，于是吕范、程普、吕蒙等孙吴名将悉数用于讨治山越。孙权称帝后，开始大规模深入进讨，诸葛恪征讨丹阳山越即为其中一例。
孙吴早期对山越以军事打击为主，但在诸葛恪的征讨过程中已能看到手段，使山越人主动走出山间，接受编户，“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孙吴大量精兵正是出自山越。陆逊征讨会稽、丹杨山贼，前得“部曲已有二千人”，后“得精卒数万户”。诸葛恪讨山越的结果，“献戎十万……既埽凶慝，又充军用……更成虎士”。贺齐在建安等地洪明、洪进等山民，称“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
经过孙吴的大力征伐，山越走出山林，融入华夏，东南地区的越人至此基本消失，仅极少数遗留，零星出现于史书。山越被征服后，故地设为新都、东阳、临海等诸郡，山越族群，吴越地区国族与郡县的二元对立格局至此。
孙吴征服山越终结了吴越地区国族与郡县的二元对立格局，但山越故地的开发则了吴越人文地理的全新局面。
山越被征服后，实体的越概念亦随之衰落。东晋时，还能见到较多“越”指代江东地区的情况，南朝时期大为减少。江左扬州作为南朝腹心所在，重要性远胜岭南，上述情况说明东晋南朝时“越”概念在东南地区已淡化，反而成为岭南的代称。
孙吴后，“吴”的地理含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孙吴核心区自此有了明确的“吴”属性。吴门世族盘踞在以吴郡为核心的太湖地区，晋室南迁，亦不得不倚重吴门大族。在地理含义与都继续保持的情况下，借助吴国、吴郡与孙吴的历史影响，“吴”成为太湖地区明确的人文地理属性。孙吴末年出现“三吴”，东晋南朝广泛流行。狭义“三吴”指三郡，其中吴郡和吴兴郡是明确的，但第三郡存在会稽、义兴及丹阳三说,以会稽说为主流。但近来有学者提出，然而重整史料，首先，会稽说确有。东晋成帝咸和三年(328)二月，“……吴兴太守虞潭与庾冰、(会稽内史)王舒等起义兵于三吴”，可见会稽确在三吴之中。其次，刘宋以后，三吴似有义兴。景和元年(465)“三吴晋陵并受命于觊”，“(孔觊)发兵驰檄……吴郡太守顾琛……据郡同反，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一时响应”，“三吴晋陵”指响应叛乱的吴郡、吴兴、义兴、晋陵四郡，可证义兴亦为三吴之一。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三吴指代环太湖地区的含义。
可见东晋时，会稽确在三吴之中。南朝时，义兴取代会稽成为三吴之一。吴郡、吴兴、义兴分处太湖东、南、西三面，不仅形成了新三吴，还构成了更小的环太湖地区。而会稽则与山越故地的东阳、新安、临海、永嘉诸郡联系起来，于是在正史中多处出现了“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会稽太守”等记载和南朝东扬州的设置，严耕望先生称为会稽都督区。这表明会稽从三吴中脱离出来，与山越故地逐渐联结为一体，形成了以浙江为界、会稽为核心的浙东人文区。
浙东山区原为山越活动地区，孙吴征服山越后，大力开发。永嘉之乱后，北方流民南下，浙东地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秦汉时期，浙东地区县的数量很少，主要集中在宁绍平原，而平原以南山区只有诸暨、乌伤(今义乌)、大末(又称太末，今龙游)以及沿海的回浦(又称章安，今台州)和永宁(今温州)。三国时期，钱塘江上游新安江流域增设始新(今淳安西)、遂安(今千岛湖)、建德、新昌(今寿昌)，另两处上游支流武义江与东阳江流域分别增设永康与长山(今金华)、吴宁(今东阳)，衢江流域增设新安(又称信安，今衢州)、定阳(今常山)，浦阳江上游增设丰安(今浦江)，椒江流域上游始丰溪增设始平(又称始丰，今天台)、临海，瓯江上游松阴溪增设平昌(今遂昌)、松阳，瓯江以南的飞云江口增设安阳(又称安固，今瑞安)。两晋南朝时期，天台山以南沿海地区增设宁海，椒江上游永安溪增设乐安(今仙居)，瓯江口以北增设乐成(今乐清)，飞云江以南鳌江下游增设横阳(今平阳)。自齐至隋浙东未出现新县，反而是隋代几次调整，将诸县撤裁或并为一县，表明浙东发展已达到相对饱和水平。可见汉末至两晋是浙东地区快速发展期，为浙东人文区的形成奠定基础。
浙东人文区的形成还与会稽的特殊地位有密切关系。司马睿曾云:“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这是由它的地理、发展状况及时代背景造成的。
从地形来说，环太湖地区为太湖平原，会稽地区为宁绍平原，两者以钱塘江和杭州湾相隔，但平原开发一般早于山地，因此钱塘江的分界作用并不显著。新石器时代宁绍平原与太湖地区为统一的文化区，秦汉时期，会稽郡治吴县，浙东地区并在治下，联成一体，至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吴、会分立，钱塘江的分界作用开始突显。至东晋初年，原汉末会稽郡已被分为建安、永嘉、临海、东阳、会稽五郡。随着丘陵开发逐渐追及平原，会稽与浙东丘陵地区联系加强，但会稽仍与环太湖地区有紧密联系，狭义三吴仍将会稽包括其中。
东晋时期的会稽还是大族聚居之地，因而在上有特殊地位。永嘉南渡后，侨姓高门有意避开太湖地区，另择会稽为寓居之所。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即是其中最显赫的大族，故会稽一地高门林立，不仅是大族士人隐居之所，也是侨姓高门退守之地，隐成建康为主、吴郡与会稽为辅的一主两副地理格局。苏峻之乱后，会稽一度被议为迁都之地，后世学者更视会稽为三吴腹心，可见会稽在东晋一朝的特殊地位。南朝时会稽的地位仍未改变，会稽都督区以及东扬州治会稽都说明了它的特殊性。
浙东人文区最初作为军事单位出现。苏峻之乱时，陶侃“上(王)舒监浙江东五郡军事”，是浙东五郡合称见于正史的最早记载，也是会稽都督区最早见于史籍，“浙江东五郡”、“会稽五郡”皆指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会稽都督区出现后有从军事区转为行政区的趋势，永和年间，王羲之“求分会稽为越州”，“事虽未成，但浙东五郡有为一区之势”。刘宋时有东扬州之设，东扬州在南朝虽有废立，持续时间也不算长，但会稽都督区一直保持到了南朝，浙东五郡合为一区的趋势再无逆转。
经历东晋南朝时期的发展，环太湖地区与浙东地区分立的局面已然成形。秦汉以来对东南地区只泛称“吴越”，至吴、会分立后，吴地名稳定在太湖地区，会稽地名则在宁绍地区稳定下来，而会稽与越有密切关系，于是吴、越概念有了分别指代具体区域的趋势。王羲之求分会稽为越州，表明会稽具有潜在的越概念。晋安帝隆安年间，谢琰为会稽内史，都督浙东五郡军事，“(谢)琰既以资望镇越土，议者谓无复东顾之虞”，可见不仅会稽被视为“越”，浙东五郡亦有“越土”之称。东晋一朝，越州虽未立，但已见脱离吴地之势。陈亡以前，以会稽为核心的浙东地区单独发展已成定局。隋灭陈后，以浙东地区发展的既定事实和长江下游的吴越概念，最终改会稽为越州，将越的地理概念赋予浙东地区，从而形成浙西为吴、浙东为越的明确地理分区。
六朝时期亦是吴越地区的文化转型期。六朝以前，吴越地区民风彪悍，永嘉南渡后，中原衣冠南下，北方世族避吴门大族所居之吴郡，另择会稽为栖身之地，会稽风貌为之一变。清谈玄学、译经论佛、山居问道、兰亭雅集、雪夜访戴等诸般风雅之事数见史书，儒、释、道三家名士接踵而至，谢安、王羲之、谢灵运、王凝之、支遁、慧皎等名士、高僧、汇聚于此，会稽成为南朝文化中心之一。以中原文风入江南山水，更添江南雅致细腻、绵软温柔之质，奠定江南的文化基调。东晋以后会稽才子辈出，文风兴盛，远非昔日尚武之貌。
秦统一后，吴、越从国族名称演化成为区域代称，成为区域的人文属性，其含义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在吴、越的四层含义中，概念首先消失，族群概念则发生了较为复杂的演进，从民族演化成为区域人群，文化概念则从具体文化演变成为抽象意象，最终演进成为区域文化，地理概念则保留最为完整，演进最为清晰，并与文化的抽象意象结合起来，最终演化成为吴越人文区。可见在王朝体制之下的人文地理演化进程中，本地区的先秦诸侯国号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成为人文地理演进的重要因素。吴、越概念之下的地理与文化含义及其演变，在吴越地区人文地理演化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吴越地区在这一时期的演变中完成了族群的融合过程，剥离了族群与含义，剩下的文化与地理含义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复杂的演进。隋唐大一统国家再次建立后，越概念很快回归，并以浙江为地理界线，重新构建起以文化地理分区为内涵的新吴越二元一体格局。总的来说，秦汉六朝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文地理演化进程，经历了从二元对立到二元一体的发展过程。隋唐以后的吴越人文区，其内部的吴越二元不再以对立为基调，而是以更加融合的形式表现为吴越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