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个“一带一”在拉美的独家报告，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赵忆宁历时近一年，足迹遍及拉美十个国家，总行程15.6万公里，面对面486人，调研124个项目
仅六年时间，“一带一”已经延伸到拉美19个国家，占拉丁美洲34个国家的56%，展现了“一带一”建设的未来前景。
2018年7月，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赵忆宁开始在拉丁美洲十国的采访调研，至2019年7月结束。历时一年，总行程15.6万公里，完成对486人次的，通过本次对中国在拉美的124个项目的调研，获得大量一手信息，文字整理超过500多万字。这些项目与人员分散在拉美巍峨的安第斯山脉、凄美的巴塔哥尼亚高原，贫瘠的塔拉拉沙漠、原始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以及恢宏的莫雷诺冰川……这些项目包括投资、并购、工程承包，项目总金额788.54亿美元。21世纪经济报道在21财经APP“一带一”频道，以《行走拉美十国》的专题方式，发表近20万字的文字和大量图片，全程记录了此次采访调研的全过程。实地采访完成后，记者又进行了封闭式后期研究和专题写作，最终形成《拉美十国调研报告》系列，预计将有一个总报告和十个拉美国家的专题，本报将陆续刊发，敬请关注。
仅六年时间，“一带一”已经延伸到拉美19个国家，占拉丁美洲34个国家的56%，展现了“一带一”建设的未来前景。今年11月13-1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晤将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这将进一步提升“一带一”全球覆盖面，提供全球性最大的公品合作平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中国方案，创造了中国机遇，成为南南贸易投资金融合作的典范。为此，本报刊登了该项调研的核心观点，供有关方面参考。
中国提出“一带一”的时间并不长。以2013年习首次宣布“一带一”为起点，随着朋友圈的扩大，“一带一”建设的内涵也随之延展。最初的设想是通过陆丝绸之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更有效地连接中国腹地与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商业贸易通道。特别是在非洲国家表示愿将本国发展战略同“一带一”对接后，拉丁美洲国家坐不住了。
拉丁美洲多位驻外使节在多种场合代表国家向中国表示，拉美愿意积极参与“一带一”的建设。2015年，玻利维亚驻华大使表示，“一带一” 对玻利维亚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之后，秘鲁前长兼驻华大使贡萨洛·古铁雷斯·雷纳尔在《》上发表文章，表达秘鲁希望“一带一”扩展到拉丁美洲，秘鲁愿意出现在“一带一”的平台上：“将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相互依赖，经济互补和技术转让两者联系起来。”智利驻华大使豪尔赫海涅发声，赞扬该计划旨在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团结世界，并呼吁中国让拉丁美洲也能加入其中。阿根廷前长苏珊娜·马尔科拉说，这项是“一个超越传统丝绸之到达拉丁美洲的重要多边一体化项目”。
面对拉丁美洲积极寻求被纳入“一带一”的呼声，中国给予热情的拥抱：将拉丁美洲与“一带一”联系起来影响巨大，这个“合唱团”当然需要更多声部的参与。申请加入合唱团的还有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这个地区的一万多个岛屿，犹如散落在太平洋中的璀璨珍珠，她们本身就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南向延伸的地带。
将拉美国家纳入“一带一”框架范围经过一段调整的过程。起点始于2017年5月“一带一”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习与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的会晤中首次回应，将拉丁美洲地区纳入“海上丝绸之的自然延伸”。至此，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对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全覆盖，这是有史以来由一个最大新兴经济体向全世界提供的规模最大的公品合作平台。
2018年1月，在智利召开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并发表了《“一带一”特别声明》，正是在中拉《“一带一”特别声明》里，将“一带一”视为中国与拉美之间“为实现互利合作而搭建的新的平台”。中国长王毅表示，“一带一”将“为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开辟新的前景”，拉丁美洲地区被王毅部长称为“一带一”的“重要参与者”。可以说，这次会议是“一带一”正式登陆和抵达拉美与加勒比地区，中国向拉美34个国家发出正式邀请，拉开了“一带一”延伸到拉美的序幕。
拉美和加勒比加入“一带一”的国家与中国签订了双边“‘一带一’合作协议”或者是“共建‘一带一’谅解备忘录”，但也有一些国家，比如，2018年5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同中国签署了《共同推进丝绸之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但无论是《共建“一带一”谅解备忘录》，还是《共同推进丝绸之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两者的内容是相一致的。截至2019年4月，与中国签署双边协议的拉美国家共有19个（见表1），约占34个拉丁美洲国家的56%。与此同时，中国与大洋洲的9个国家也签署了“一带一”谅解备忘录。
自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开始“行走拉美十国”的调研采访，其中包括已经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谅解备忘录的7个国家，分别是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巴拿马、古巴和牙买加。在牙买加采访时，中牙两国尚未签署备忘录，而离开牙买加不久后传来了消息，此前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就曾支持中国“一带一”，那是在中国酒钢收购阿尔伯特氧化铝厂的一次庆典活动时。而采访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则没有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谅解备忘录，巴西、阿根廷是拉美ABC俱乐部的重要国，巴西还是金砖国家俱乐部。
虽然“一带一”延伸拉美从时间上稍晚于“海上丝绸之”与“陆上丝绸之”，但是从覆盖地域的延展，到落实“一带一”核心要义与夯实，再到合作领域的深入，都具有独特之处。
首先是地域的扩展与人口的覆盖。“一带一”延伸到拉美，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经济带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和丝绸之经济带所形成的海上与陆地的一个闭环系统，变成一个链接世界五大洲的三个闭环系统，从原来覆盖人口64%扩大到73.5%；其次，目前拉丁美洲“一带一”相比较“一带一”沿线其它地区，是金融最活跃与金融渗透度最深入的地区，是间贷款与中资企业收购、投资额最大的地区；最后，也是与拉美国家合作领域与合作方式最多样化的地区。
记者出发去拉美前夕，有些原来已经同意接受采访的中资项目被告知，因种种原因“不方便接受采访”。原因是拉美一些国家从左翼政党转移到右翼政党的轮替，新开始对中资企业的项目进行审查，比如厄瓜多尔、阿根廷。
此间，美国多家机构举办各种听证会，特别是美国、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等，系统性地“审视”中国在西半球的作用与影响，从最初的中国对拉美投资“可疑的经济影响”，到试图在中拉之间播下分歧的“债务外交陷阱”，乃至美国亲赴拉美，当面劝告拉美国家。
听起来 “一带一”在拉美的处境？其实不然。面对美国对“一带一”延伸到拉美的、甚至，为什么会有19个拉美国家义无反顾地搭上“一带一”的这趟列车？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拉美国家的态度，这是基于对国家利益和中长期趋势的分析结果。
以牙买加为例。牙买加是距美国只有700多公里的加勒比岛国，其国土面积与天津市相等（10991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相当于市（290万，2017年）。2019年4月，中国驻牙买加大使田琦与牙买加外交外贸部部长约翰逊－史密斯代表两国，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签署《中华人民国与牙买加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而这一切都是在美国“一带一”进入拉美地区的情况下发生的。为什么牙买加不美国的？
牙买加是一个农业、工业水平相对落后的小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旅游业，长期以来依靠农产品和矿石出口换取外汇，进口几乎所有的消费品，日子过得有点入不敷出。其最大的进口与出口来源地均是美国。此外，牙买加还是拉美地区为数不多的讲英语国家。按照美国对牙买加的评估文件描述，美国与牙买加是“亲密的友谊关系”。但是牙买加人抱怨，自冷战结束后，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公司在这个地区的投资几乎为零（不包括对外援助）。说起来心酸，很多年来牙买加经济中唯一也是最大的外商投资，竟是一家西班牙酒店。“美国开始尝试建立单极世界的愿景，忽视了包括前盟友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的利益，加勒比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牙买加人这样认为。
2012年，中国交建在牙买加投资7.2亿美元，修建一条贯通牙买加南北的“高速公”（实际名称是南北高速公）。这条四车道高速公，横跨山脉向南延伸约67公里（41.6英里）。修建南北高速公是牙买加多年的愿望，此前有法国公司投资，当修到1/3时遇到地题，法国公司不仅扬长而去还要求赔偿，这条道被搁置多年。迄今为止，这个项目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最大的投资项目。加上酒钢集团收购了牙买加的阿尔伯特氧化铝厂，这家企业自1970建成后的44年里已经被关闭两次。目前酒钢集团正着手进行约5亿美元的设备更新。在外商直接投资只有一位数、青年失业率高达22%的小国，中国已经被牙买加视为“唯一的希望”：中国是牙买加最大的投资与贷款来源国。
权衡牙中关系所有潜在收益与美国施压可能的负面影响，对牙买加来说是一个钱币的两面。牙买加还是形成共识：牙买加与更多的加勒比海国家必须接受，即美国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牙买加没有兴趣与美国对抗，而是要通过成熟的外交以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牙买加明确表示，之所以签署共建“一带一”合作谅解备忘录，目的是“进一步分享中国发展历史机遇”，争取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以改善基础设施并强化可怜的基础工业（主要是食品加工业）。这反映了牙买加决心在受传统美国影响的地区开辟国家主权空间的现实，也是美国这个地区与中国的外交与经济合作的压力并不起作用的终极原因。
行走拉美让我们有机会窥视“一带一”延伸到拉美之后发生了什么。拉美十国行共324天，实地调研了中国在拉美十国的128个项目，完成对486人次的，这些项目与人员分散在拉美巍峨的安第斯山脉、凄美的巴塔哥尼亚高原，贫瘠的塔拉拉沙漠，原始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以及恢宏的莫雷诺冰川……项目包括投资、并购、工程承包，项目总金额788.54亿美元。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可见之手随处可见、触手可及。
中国也早就不仅仅是拉丁美洲的一个贸易伙伴，还是拉丁美洲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与为该地区提供融资信贷的最大资金来源国。
我们沿着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双边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购与金融信贷四条主线，观测中国在拉美以何种方式存在以及存在方式发生的变化。
自从“一带一”提出后，六条贸易走廊正在规划中，包括中蒙俄、新亚欧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巴基斯坦、孟中印缅和中国-中南半岛六条经济走廊，而中国与拉美的贸易走廊未在其中。但是，无论“在”与“不在”，这条重要的商品交换贸易走廊一直就在那里！暂不追溯16世纪通过“马尼拉大帆船”时期中国开始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所进行的贸易，而是把叙事的起点拉近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
中拉贸易起飞于2003年，虽然经过国际大商品价格的下滑有几次起伏，总体上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短短十几年，中国已经成为南美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拉丁美洲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洲开发银行在《2017年拉丁美洲贸易趋势》则给出了详细的数据（见图1）。这份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与18个拉丁美洲国家和7个加勒比海国家的贸易量占到总量的27%，排在美国35%的后面，比欧盟的6%高出21个百分点。
中拉贸易额目前还少于美国，但中拉贸易正在快速增长，仍处于上升曲线中，从十多年的历史数据看出这一增长的态势：中拉贸易总额从2002年的170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近3060亿美元，其中，中国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进口为1580亿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近7.5%；而中国对该地区的出口总额为1480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9%。关键是这一趋势没有减弱的迹象。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14-2017年商品贸易额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百分比的变化，南美洲、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2014年至2017年出口增长分别是-2.1%、1.8%、1.9%与 2.9%；进口增长为-2.7%、-6.4%、-6.8% 和4.0%，为发展中国家界贸易总额占有34%作出贡献。
2015年，中国国家习明确表示，在10年内将中拉贸易总额提高到5000亿美元的目标。大多数研究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拉美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一增加中拉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计划，受到拉美国家普遍的期待。但从贸易结构上看，拉美以大商品换取工业制成品的整体贸易格局并没有得到好转。
在巴西中国交建在马拉尼昂州投资兴建的圣易斯港项目采访时看到，这里已经有淡水河谷马德拉铁矿石专用港口和伊塔基两个港口满负荷运营，2018年淡水河谷生产铁矿石3.9亿吨，其中出口中国有2.05亿吨；而马德拉港主要运输谷物、纸浆等，大部分产品是运往中国。
面向大西洋望去，海上公共锚地停有26艘船舶等待进港，锚地的船舶比巴拿马科隆港外的还多。在拉丁美洲最大的港口桑托斯港，每年从这里出口大豆占巴西大豆出口总量的70%，巴西生产大豆总量的80%运往中国。2018年中国从巴西进口大豆6610万吨。2016/2017年中国进口大豆超过9300万吨。
长期以来，该地区大多数主要商品出口国严重依赖中国作为初级商品的目的地。目前南美洲的9个国家（除哥斯达黎加外）高度依赖中国的出口市场（见表3），南美最大的出口国对四种商品的依赖程度很高——大豆、石油、铜和铁矿石。2018年，中国从该地区进口的主要是自然资源大商品，包括铁矿石(29%)、大豆(19%)、石油（19%）和铜（8%）。2017年中国占巴西出口总额的近一半，分别占智利和秘鲁出口的27%和25%。在任何一年中，智利铜产量的绝大部分都将运往中国。
贸易流动是双向的。中国长时间以来将拉美视为一个重要的出口目的地（见表4），但是现在中国出口该地区的产品与十年前大不相同。伴随着对中国制造高端产品整体需求增加，本地化工业的衰落，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这个地区投资建厂，以及建设诸如特高压输变电线、铁、港口、水库等等，大大增加了中国向拉美国家出售各种高技术产品，包括电动机械及设备（21%）； 机械及机械用具（15%）；铁车厢、机动车辆及零部件（7%），还有尖端的电信设备与电子产品，当然，众多的一般消费品依然不会缺席。
比如，牙买加南北高速公（PPP）项目始于2012年，特许协议签署的日期实际上比“一带一”本身还早。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绝大多数都是原本就在这些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有些大的项目还是拉美国家几十年的梦想。而“一带一”这个平台起到加快与助推的作用，为所在国的商业、公共服务等广泛领域更早带来收益。
根据美洲对线年以来，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关注的有150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事实上应该不止如此。承建厄瓜多尔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的中国电建，在该国还承建了总长510公里的11条高速公和19座桥梁；截至2018年，150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中约2/3完成并交付使用，还有一小部份正在建设中，其中有为数不多的项目被取消或延迟，比如委内瑞拉的蒂纳科-阿纳科铁项目。还有横跨南美洲，连接太平洋岸及大西洋岸的两洋铁（秘鲁和巴西的港口之间）、巴拿马至奇里基铁，阿根廷一个45亿美元的核电站项目尚在设计与技术、财务可行性研究阶段，这些项目将成为拉美东道国家参与“一带一”后启动的项目。
仅就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成功的有三大类。首当其冲的是港口设施。港口项目类型和规模上有很大差异，从疏浚到建设，再到收购或者运营。目前中国企业在拉美约有20多个港口项目已经完成新建、扩建或者交易并购，还有一些在进行中；其次是水电站建设，拉美几个最大的水电站，比如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正在建设的阿根廷孔拉水电站，总投资额52亿美元。目前世界各地总造价10亿美元以上的水电站，90%以上是由中国公司承建；再有就是被称为“国家名片”的特高压输电网，中国在巴西建设的两条美丽山特高压输变电网，是特高压走出国门的标志性项目。
中国企业正在从双边贸易、工程承包到投资并购的转变，在矿业、石油、建筑、银行和公用事业等主要行业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第一类属于工程承包类，由所在国用国家主权向中国贷款，并以此支付工程建设款，被称为间框架协议的“两优”项目（“优买”、“优贷”），这类项目占多数。
第三类是投资并购。国家电网在巴西修建的两条美丽山特高压输变电线，美丽山一期与巴西国家电力共同投资，二期则是国家电网投资，两条特高压线亿美元。国家电网还收购了巴西电力企业CPFL Energia，总收购金额296亿雷亚尔，总计超过80亿美元。中国五矿集团在秘鲁收购的拉斯邦巴斯铜矿，交易金额最大，包括投资超过100多亿美元。另外国家电力投资公司以23亿美元收购了巴西圣西芒水电站。2017年，在电力行业的推动下，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并购达到创纪录的177亿美元，占拉美地区国际并购总额的33.2%。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800亿美元。拉美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
在港口项目中，中资企业一方面投资新港口的建设，另一方面也收购老港口。在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咽喉巴拿马，中交疏浚正在建设科隆集装箱港（PCCP），投资人是山东岚桥集团，这个项目为在大西洋一侧的科隆港又增加了一个集装箱港口，目前已经建有的三个集装箱港，分属长荣集团、和黄与Manzanillo International Terminal（投资者是美资与当地合资）。PCCP建成后将是科隆港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另外，中国交建在巴西投资的圣易斯港口也正在建设中。除了新建作为粮食物流产业链条结点的港口，中国公司还参与到并购原有的港口的行列。比如中粮集团在2014年和2015年收购了巴西Santos港口的两个码头；招商局港口收购了巴西巴拉那瓜港口。
中粮集团在巴西约有28%的大豆出口使用北部港口，雨季来临时，连接农业种植带至北部港口的公上，因大吨位运输车陷入泥泞，排队等待几天很常见，在一个运输成本奇高的国家损失显而易见。目前有中国企业正着手对道进行与新建铁的规划，试图搭建一个物流畅通的渠道。
毋庸讳言，这也会让人对中国在拉美日益延长的产业链以及在能源等关键产业持续增加的留有戒心。所以有人质疑，“一带一”扩展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特别是中国公司正在对拉美基础设施进行更广泛的整合，包括新增与存量的调整，是确保更有效地将初级商品从港口运往中国。比如提到中国在该地区的粮食供应链一体化（生产、加工、物流和营销）方面的努力，使中国在该地区的一些战略部门中占据越来越大的地位，当然还包括收购的能源、矿产资源企业。事实上，原本这些资源大多数也并不掌握在拉美人手中，比如中粮收购的是荷兰公司Nidera和中国Noble Group。国家电网购买了巴西电力的股份，但巴西出售这部分资产的时候是公开市场的操作，即便中国公司不买，其他国家的资本照样进入。
“拉美地区很久以来存在明显的基础设施赤字，拉丁美洲不仅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重大升级，我们还有超过60%的道未铺设，有超过2000万人无法获得电力。中国帮助改善基础设施，是对我们自己有利”，当地人这样说。
2018年行走拉美十国启程前，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正处于经济复苏时期，2017年这个地区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3%，而2018年上升到1.5%，除了智利（4.025%）、秘鲁（3.977%）与巴拿马（3.677%）三个国家经济增长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3.7%外，墨西哥（1.994%）、牙买加（1.856%）、厄瓜多尔（1.377%）、巴西（1.118%）四国挣扎界经济平均增长率水平之下；而阿根廷（-2.515%）与委内瑞拉（-14%，2017)。总体上拉美地区正处于经济缓慢复苏时期。
拉美国家的经济复苏需要吸引更多的投资，在中国资金大举进入的同时，欧盟依旧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而美国对拉美的投资逐年减少，包括美国的对外援助。中国资金的进入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缺口。
评估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活动的规模，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投资与并购，其背后都有着强大资金的支撑。中国资金流向拉美，并不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上世纪90年代初，首都钢铁公司率先进入拉美，收购了秘鲁铁矿；几乎在同一时间，中石油投资秘鲁塔拉拉油田，他们是中国大型企业进入拉美的先行者。中国进入拉美与进入非洲间框架合作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不同，进入拉美市场是以投资、并购资源性产品先行。20多年过去，从当初的几亿美元收购或者投资能矿产业，已经演变到现在的几十亿、百亿美元。
通过本次对124个项目的调研发现，几百家中国企业活跃在拉美，其合作领域更加多元化，包括能源电力、交通运输、制造、信息技术和农业等等，成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沿线投资规模最大、投资产业最多的地区，而每一个项目的背后都有中国金融机构的身影。
目前在拉美地区活跃着三种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首先是两家中国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CEXIM），它们在一些拉美国家设有代表处，并一直担负着双边框架项目的大额融资，这些贷款是以国家主权借贷与，用于修建包括公、机场等“互联互通”项目，也有水电站、光伏电站等资源能源开发项目，还有学校、医院、住房等民生项目。相比之下，中国的政策性银行比如进出口银行，通常提供比美国进出口银行更优惠的利率。同时，政策性银行为了确保能源安全，在拉美一些国家发放了以大商品（石油）做抵押的数百亿美元贷款，包括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中国以提前锁定未来多年的石油供给作为交换。有数据显示，两家政策性银行的贷款约占中国跨境贷款的75%左右。
政策性银行所发挥的作用，从积极方面来看，中国显然是拉美国家新的和不断增长的资金重要来源，尤其是那些无法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国家。此外，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角度来看，这些贷款并未附带与国际金融机构和贷款相关的政策条件。关键的是融资主要是投资长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而对这些项目的投资，依赖“市场之手”很多是无法实现的。
其次就是中国金融机构进入拉美，是“一带一”沿线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中国多家商业银行纷纷在拉美建立分行或者子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与交通银行等，目前在拉美设有10多家分支机构。这些分行、子行的建立，扩大了中国金融在巴西、智利，秘鲁、巴拿马、墨西哥和阿根廷的金融与经济渗透度。比如阿根廷工商银行子行已经是当地主流银行之一。中国境外商业银行目标客户不仅“向内”也“向外”，他们既为中国公司在该地区运营提供融资与服务，也为当地客户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结算、清算、存款、贷款和贸易融资，以及离岸人民币服务。
最后就是中国于2014年和2015年先后成立的两家中拉基金也活跃于此。其一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发起的中拉合作基金，其二是由人民银行、外汇局、国开行发起设立的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总规模300亿美元的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首期100亿美元已投入运营，首笔股权投资支持三峡集团参与巴西两个水电站的运营。两个中拉基金虽然初始资金额度较少，但是以股权合作方式的进入，起到种子基金的作用以及缓解流动性的压力。
根据美洲对线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自2005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该地区的融资来源。中国向委内瑞拉贷款672亿美元以换取石油，向巴西贷款289亿美元，向厄瓜多尔和阿根廷分别贷款184亿美元与169亿美元。目前中国为拉美国家融资总额近1500亿美元，这比世界银行、IMF和美洲开发银行给该地区提供的贷款总额还多。这些还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与拉美多国签署本币互换协议（约几百亿美元）与近千亿美元的QFII额度（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在外国投资有限以及多边信贷选择支持拉美基础设施建设意愿微弱的背景下，加上是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金融机构成为持续投资拉丁美洲地区的重要资本来源，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首选贷款人。“中国是拉丁美洲动荡时期的最好的国际合作伙伴”，前智利驻华大使Jorge Heine说。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金融机构抛弃一些违约或者重债国家，在一些国家处境岌岌可危时，是中国伸出援助之手。
在与伙伴国家谈判一揽子援助计划时，中国往往将不同的金融工具在一起，从赠款、低息贷款到以竞争性市场利率提供的出口信贷和贷款不等。中国将资金为经济、安全声誉的能力在增强。如今要左右那些对中国怀有的外国领导人和越来越困难。这既是硬实力，也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时下，世界处于南北发展极不均衡时代，在商品过剩的21世纪，非洲很多国家没有基本的建筑材料钢铁和水泥，甚至没有一般消费品的生产能力，从缝制一件衣服到制造一颗螺丝钉；而拉丁美洲，包括一些曾经的世界工业强国，目睹其制造业的衰落、基础设施的落后让人。这是中国提出“一带一”的时代背景。
拉美国家无论是否加入“一带一”，形成共识的是：中国的“一带一”正在为加快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增长的成本，拉美国家同其他沿线国家一样，正在从中获益。但就是有些人跑到拉美对“一带一”说三道四，离间中拉关系，矛头指向中国在拉美有地缘野心。
“一带一”登陆拉美的负面言论包括：首先是中国在拉美的项目“很大程度上是与剥削的行为”；其次，中国对拉美国家融资是设下的“外交债务陷阱”；最后就是围绕特朗普身边的高级官员如蒂勒森等，：“拉丁美洲并不需要新的帝国主义强国”，“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让人想起过去，它不一定是这个半球的未来”。
中国按照国际市场价格从拉美购买大资源性产品，再将制成品销售到拉美，构建了资源禀赋互补、互利共赢的双边贸易，不仅被扣上“”与“剥削”的帽子，甚至有人还恶意揣度，中国的投资是为锁定拉美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而提高价格。
的确，由于中国需求的增加，提升了拉美自然资源的出口比重，从1990年代的27%上升到52%，再次占拉美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但是，中国所购买的大产品，包括每一吨矿石、每一桶原油或乃至每一粒粮食，都是用市场价格购换来的。这些大商品的“话语权”并没有掌握在中国这个大买主手中，每当中国需求增加时，恰恰总是扮演推动价格上涨的角色：自2007年以来，全球期货市场的小麦、大豆和价格分别上涨了82%和65%；铁矿石价格从1997年每吨30.06美元，最高涨到每吨150-160美元，中国为此付出更多的成本。而稍许安慰的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是南南国家之间的转移支付。
当然，加强互联互通有助于进出口贸易，但是中国与拉美间不对称的贸易结构与帮助修建基础设施无关。中国正在为扩大合作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精心制定的政策：除了提供优惠价格的双边贷款外，中国还为拉美设立了多边金融平台，其中包括中国-拉美工业合作投资基金与中拉基础设施基金。2015年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合作，分配这些资金的合作计划，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支持拉美工业化、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如果全面实施诸如“1 + 3 + 6合作框架”，将有力的支持该地区的工业发展，并使贸易和投资多样化。
为此，巴西驻中国前任大使胡格内（Glodaldo Hugueney）在2012年曾说：“是中国的购买帮助巴西安然度过金融危机。以铁矿石为例，我们曾向欧洲和日本出口了很多铁矿石，当金融危机来临时，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放缓，其钢铁产量下降，因此减少了进口巴西的铁矿石。
当时（2008-2009年）巴西对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迅速下降，而中国保持了稳健的增长，持续进口大量铁矿石，中国崛起为巴西重要的市场，中国帮助巴西出口以及使巴西保持贸易顺差”。
“债务陷阱”成为近期评价中国“一带一”的高频词。在拉美，人们对“债务陷阱”或者“债务危机”并不陌生。1970年代，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家为实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线提供资金而大量借贷。到1983年，该地区从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加上1970年代中期油价飙升超过300%，大多数拉美经济体当时都是石油净进口国，进一步加重了支出。
按照国际上对债务安全性的界定有两个关键性的临界指标：其一是债务余额占P的60%，另一个是财政赤字占P的3%，这两个指标也是国际的“预警线”。债务低于这两个指标，通常就被认为是安全的，超出指标则意味着风险上升。
一方面这些拉美国家的增长放缓，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债务，最终导致其货币贬值，又反过来使得债务变得更加困难。同样在1980年代初，由于主导的金融市场利率上升，这些因素的组合意味着拉美一些国家的国民收入不足以支付本息还款。
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拉美国家不得不向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但是有附加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私有化、削减公共支出、取消关税壁垒，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这就是著名的“共识”。这种转变才是摧毁拉美工业化重要的原因。在此期间，拉美很多国家经历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更多的新主义“结构调整”，结果是结束了该地区经济蓬勃发展的周期，20年来经济增长基本上停滞不前，社会发展指标下降以及大量抛售公共资产。到了1990年代末，拉美人已够了，开始选举左翼执政，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新主义的“共识”，特别是南美洲国家，实施了针对穷人的公共卫生、教育和住房方案以及战略性产业的国有化。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显著上升，贫困和不平等程度下降。
在拉美经历了持续十多年的商品超级周期，直到2014年左右，拉美经济体表现强劲，即使在基础设施普遍薄弱的情况下，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增加导致公私人国内消费增加，实现了不俗的经济增长。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资源性产品的周期性特征，让拉美再次国际价格下降的挫折，从2014年开始，拉美地区少有国家逃过增长方式的脆弱性，随之而来的是较弱的贸易条件导致拉美浮动货币对美元贬值，重重打击了原本已举步维艰的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加剧了贸易平衡的恶化。结果造成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双高”，即公共账户出现大量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加上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经过两年的负增长后，从2017年开始拉美区域才刚刚出现复苏的迹象。尽管如此，2018年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表现稍差，仅为1.2%，低于世界3.2%的平均增长率。拉美这两次的经济动荡，或者是债务危机，与“一带一”登陆拉美没有任何关系。
拉美近年来的糟糕表现凸显了该地区面临竞争力的挑战。除了包括劳动法规、重税、教育水平之外，他们把焦点集中在基础设施不足上。比如阿根廷基础设施的投资率长年来只占P的2%（他们希望在未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P的6%），投资不足才是提高风险抵抗能力与竞争力的主要障碍。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全景式地分析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秘鲁的指标，认为该地区基础设施的弱点是这一轮经济放缓的主要因素（另一原因是治理），特别是运输和港口基础设施质量正在妨碍竞争力。
根据全球竞争力指数从不同方面审查基础设施质量显示（见图）: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的运输基础设施质量很差，特别是道质量是该区域的致命弱点；在巴西有时将一种产品运往国外比运往国内的另一个州还要便宜。另外，南美一些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水利资源与风能、热能，但这里尚有2000万人口在电力覆盖之外。拉美国家需要对道进行更新，也制定很多能源建设的规划。根据拉加经委会的估计，该区域需要投入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6.2%用于基础设施，在2012年至2020年期间大约需要320亿美元投资，这远远高于目前的投资水平。由于囊中羞涩，导致拉美吸引外国投资者的PPP项目方兴未艾，但这笔账总是要还的，另外则是中国发展资金的流入，无论是借贷还是绿地投资。
中国的贷款到底是“债务陷阱”还是“雪中送炭”？鞋穿在脚上是否舒服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拉美国家迫切需要中国提供的发展投资和信贷，并使用其修建的大型水库、道、港口以及太阳能发电等能源项目。如果基础设施是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的关键引擎，那么债务融资就是这一引擎的燃料。而支持生产性投资的公共借款是当今富裕国家发展叙事的核心，中国将此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并推动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如果从内部分析，拉美一直处于左右翼拉锯中。在经济领域，对公共投资与实现什么样的工业化，两种就像旋转门，跟随着左右翼的更迭不停地旋转。左翼上台使用有形之手专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右翼上台即把这些资产私有化，因为他们市场的无形之手。仅就拉美ABC三个大国，智利的存量国有资产已经卖得所剩无几，国家战略性资产的概念已经不在词典中。这里暂不讨论巴西案背后的推手与目的，但是受案件的七大国有企业遭到致命性的重击，包括巴西国家石油（Petróleos Mexicanos）以及拉美最大的建筑公司奥德布雷希特（Odebrecht）。巴西正忙于挂牌出售存量的国有资产，从电力公司、飞机场、港口到公共服务项目无所不包。
而玻利维亚是个例外。总统莫拉莱斯采取提前的方式，已经担任总统13年。他是一位痛恨新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他2006年就职后不久，将石油到天然气等领域国有化，并开始将公共投资视为玻利维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06年以来连续制定国家五年发展计划，确定了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推动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
《2016-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包括一项广泛的公共投资计划，由宏观经济缓冲、外部融资和中央银行贷款提供资金。在此前，玻利维亚的公共投资已经从2005年的6%提高到2014年的13%，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了一倍以上。世界银行1995年《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报告，给出基础设施投资占P比重不少于5%的政策，玻利维亚公共投资和资本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远超过2015年至2020年计划投资的486亿美元，是2006-2014年期间的2.4倍。在计划的公共总投资中，56%用于生产部门，确保大型支出获得足够回报；23%用于基础设施，其余21%用于社会发展领域。
玻利维亚大规模公共投资旨在填补基础设施差距并提高生产力，以确保持续的中长期增长。同样作为资源出口型国家，其天然气和矿产部门占出口的80%以上，占财政收入的20%以及P的10%。但是玻利维亚却成功抵御了大商品周期性衰退下常见的崩盘，这在拉美非常少见。在2015-2017年绝大多数国家少有经济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时候，玻利维亚经济增长三年保持在4%以上的水平。公共投资是增加固定资产，不仅可以在未来更长的时间内为经济增长作铺垫，而且也将进一步增加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这在中国已经得到验证，中国年均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占比8.6%，比与西欧的总和还多，世界平均为3.5%。
增加公共投资的扩张乃至借贷，必然会导致债务陷阱吗？所谓“债务陷阱”是指一个国家中央（包括地方）所欠的公共债务占P的比重。债务与P的比重是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和销售商品以现有债务的能力的指标。事实上，无论者给出多少假设，公共投资的本质是积累资产而非消费，这部分资产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只要这些资产的收益超过成本，公共投资反过来还能提高资产负债表的收益强健度。以玻利维亚发展卫星通讯为例，TKSAT-1微星在中国建造，耗资3亿美元，其中85%来自中国开发银行，15%来自玻利维亚。TKSAT-1投入使用后，可使玻利维亚电信公司在15年内节省8100万美元，另外卫星提供的电视服务、网络及电视服务，每年还能获得3000万美元收益。
查阅拉美地区公共债务占P比重的状况，在全球公共债务排行榜前十位中并没出现拉美国家的身影，而位居榜首的却是日本（238.20%）、希腊（189.10%）、意大利（132.20%）（见表5）、美国（106.10%）等发达国家。美国以106.10%排名第十一，中国以债务占P比重50%排名第五十位。行走拉美的十个国家中（见表6），牙买加、阿根廷与巴西超过“国际警戒线%，其余七个国家基本上是优等生。甚至被诟病的委内瑞拉，债务世界排名第158位，公共债务比重只有23%。
依据上述统计与事实，拉美案例至少说明三个问题：其一，中国的融资和专有技术正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缓解发展瓶颈的挑战性问题，并已经带来经济收益；其二，中国为“一带一”沿线国家贷款，置原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或者评级机构于外，因为中国并没有义务向这些机构汇报中国资本向带沿线国家的流向与数额；第三，中国界舞台中心与发展中国家的共舞，引起了国家的嫉妒与紧张，以不关旁人的双边债务，极力渲染“债务陷阱”的背后，实则是以度君子之腹。
必须说明的是，中国有能力与办法处理借贷与的一切事务，比如通过“债务重组”与债务减免。比如古巴是美国严格的对象，被排除在大多数国际贷款组织之外， 国际金融机构即使是短期进口或出口融资，贷款人面对古巴的风险避之不及。在古巴国际收支状况极其脆弱的状况下，只有中国、俄罗斯等向古巴提供融资。多年来，即使古巴出现违约行为也没有向其采取行动，而是双边共同协商进行债务减免或者债务重组。2013年俄罗斯减免古巴超过250亿-290亿美元的前苏联时期债务。2011年与2016年，中国与古巴达成协议重组数十亿美元的债务。2006年在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中国宣布部分减免借给39个非洲国家的100亿美元债务。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公品的国际投资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美国对此已是既无愿望也力。但美国也必须承认，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任何其他主要伙伴能够填补这一点。中国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以及习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交易显然比国家的“关怀”、“”重要得多。
蒂勒森说：“拉美不需要新的帝国主义列强”，还劝告拉美国家“不要过度依赖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并对“中国如今已成为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感到痛惜”。
中国在拉美从来没有称这里是自己的范围，与很多国家的定义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反而是美国自认拉美是自家的“后院”。201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无论拉美国家的主权如何，“西半球是我们的后院”。相比之下，谁才是尊重拉美的国家？
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一直在拉美追求大致相同的议程：在整个地区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2009年4月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奥巴马总统才承诺与拉美国家建立新的“平等伙伴关系”和“相互尊重”的时代，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放弃维持美国在拉美的霸权，这一目标经常隐藏在促进和的修辞中。在拉美手册的终极就是：消除那些不支持美国经济、安全与外交政策的所有目标。
2016年夏天，奥巴马抛出巴西的案件，导致左倾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被。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反对阿根廷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左翼的多边贷款，从而加剧了阿根廷经济形势的动荡，帮助右翼千万富翁毛里西奥·马克里在2015年总统选举中胜利。巴西和阿根廷两大左翼，现在只有委内瑞拉还在顽强地抵制美国的。
“新帝国主义”与“老帝国主义”最大的不同点，后者是以殖民垄断为主要特征，而“新帝国主义”则突出了金融霸权或者金融为主要特征。
首先，人民币的世界交易量目前只排位世界第五，还不如欧元、英镑、日元，更没有获得美元霸权的铸币税，何谈金融霸权与垄断？其次，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的金融化并没有挤压生产性投资，而这恰恰是美国的今日的景象。中国依靠持续多年生产性投资，创造了生产、消费、投资，以及就业与工资同步的持续增长，在此模式作用下，大量地从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大初级产品；第三，中国没有依赖金融对南方国家进行“性积累”，而南方国家经济剩余流向金融霸权国家。而美国利用金融霸权数次薅拉美国家的羊毛而名声狼藉。中国的“一带一”，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发展银行等一系列国际合作机制，是将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进而打破现存的、投机导向的金融霸权定律。
美国在拉美将中国描绘成“新帝国主义列强”以来，受到包括拉美在内的一些学者和官员的或反对。秘鲁商务部长出面为中国，称中国是秘鲁的“好贸易伙伴”；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也发声称，应该邀请更多中国人在该地区投资。如果美国能够像中国致力于追求对该地区以经济需求驱动型发展的政策导向，可能会赢得拉美国家的吸引力而获得更多的尊重。
自2009年以来，美国实施的政策了与拉美的贸易，美国每年平均出台422项对拉美实施贸易主义政策，例如提高巴西的钢铁产品的关税等，恶化了与拉美的贸易关系。相比较，中国平均每年只有44项对该地区产生负面影响的政策。
这些转变当然会导致情绪发生变化。在整个拉美地区，人们对具有包容性的中国越发具有好感，而对越来越多采取主义立场的美国看法变得不那么有利。2003年美国皮尤研究所曾经做过一项调查，涉及“拉丁美洲对未来美国影响力的期望是什么？”当时有43%的人选择美国并对美国寄予厚望，中国只有16%。但15年后，拉美地区对中国和美国的看法出现反转，还是皮尤的全球态度调查，拉美地区的经济体现在对中国的看法比美国更有利。比如巴西，多年来一直青睐中国，在墨西哥和秘鲁，中国的人气自2017年后激增。
作为一个拥有数十年基础设施发展和技术经验的国家，美国原本完全有能力帮助墨西哥或者洪都拉斯这样的邻国实现更具弹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在自视的“美国的后院”发挥关键作用，为邻国创造真正的经济机会。但美国反而选择在美墨边境以每英里耗资2120万美元修建隔离墙，总长1650英里的边界墙将花费350亿美元，并声明要墨西哥支付边界墙的支出。墨西哥下州曾对美国投资者寄予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修建一条边境铁，但是没有得到响应，之后才转向请求中国投资。
相比中国的“一带一”，美国在拉美也有自己的计划，比如“中美洲三角洲繁荣联盟计划”（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这是一项涉及到毒品、移民与安全的解决方案。自特朗普总统就职以来，2018年对这个地区的援助减少了42%，从大约5.2亿美元减少到3亿美元。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援助的出发点，从来都是为了美国的本土安全，而是否促进该地区的经济繁荣并不重要。
十多年来美国的表现让拉美大失所望不是没有道理，美国甚至连对拉美的发展援助也一减再减。2018年特朗普向提出的预算要求，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援助比2016年减少了35%，12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将是该地区自2001年以来收到最少的援助。特朗普在削减对外援助的同时，却将国防预算增加了9%。退一步讲，即便美国给予拉美援助，通常也是通过支持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的私有化，进一步削弱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与中国形成强烈的反差。
委内瑞拉驻德黑兰大使阿蒙霍特普·赞布拉诺说：“拉美国家15年来一直没有成为美国的后院，美国已经失去了以前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学者本杰明克·鲁特费尔特（Benjamin Creutzfeldt）说：“对公品的国际投资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却不是。如果美国少搞一点霸凌和分化，多搞建设性合作，那么它就能更好地利用它在西半球拥有的外交资源和朋友圈。”
现在有人将拉美比喻为“没有人的后院”，更加确切地表述应该是，现在的拉美是一个不需要依赖外部的拉美。
“一带一”到今年为止还是一个只有六岁的孩童。六年来，笔者用了四年的时间，完成陆上海上丝绸之五国、非洲七国、拉美十国的一线调研。五年过去，我们看到过一棵棵结了果实的树木，而这个森林到底是什么样的？无论如何描述过往与当下的世界，这个世界一直是在为强者奏响凯歌，而大多数微弱的声音就不在这个“主旋律”的图谱中。起始于中国发起的 “一带一”，到底给原有世界的地缘经济与地缘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变化？
十年前世界银行发表了《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世界发展报告》。这个报告传达得最重要的信息是“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呼吁发达国家“关注到这30亿相互重叠的贫穷人口”，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制定出合理的政策, 促进各地的生活水平逐渐趋同”。但选择2009年可能是发布经济地理报告最糟糕的一年，那时全球正陷入金融危机的恐慌中，人们很难思考以及如何促进缩小南北差距的长期变革。
应该说，中国用行动作出了回应。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习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经济带的构想，核心要义或者是初心，就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这是中国提出“一带一”的开端，中国愿意以自己的资金以及建设能力，为南北“互联互通”提供公品。
经济地理侧重描述商品、知识和人口的流动性。长期以来，全球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仍很不均匀，主要生产集中在富裕国家，因为资本与市场只青睐生产要素聚集的地区。生产要素聚集的最大的前提条件是流动性，而流动性最大的前提条件是基础设施的完善。正是由于很多欠发达国家缺少公、桥梁、港口、航线、数字通道等等，全球经济发展的并不能自动惠及欠发达国家。经济活动的集中越高越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速。
虽然现在全面评估“一带一”还有些早，但是我们可以借助新的技术以及新的统计，从密度、距离、空间三个维度来描述“一带一”沿线经济发展的地理变迁，比如国家在人口聚集、商业活动地理空间以及海上的货物繁荣流动性，乃至南北国家差距，在“一带一”项目实施前后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对于绝大多数没有机会去“一带一”沿线国家的人来说，语言描述或者统计数据有些抽象。阿根廷中部（罗萨里奥）铁沿线白天与夜晚的照片，之后的阿根廷（右）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一条条铁线连接一个个城镇，夜间的灯光像一串串发光的珍珠，铁网络是如何将商业从铁沿线流出。像这样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助于将经济活动，也是将分散的农村与城镇的家庭和公司连接到遥远的市场，以获得商品、工作和服务。
中国是为阿根廷基础设施融资最多的国家，从2012年开始，仅为阿根廷的国家铁系统就提供了48.7亿美元，分别对1500公里的贝尔格拉诺货运铁（24.7亿美元），以及1626 公里的圣马丁铁并扩建项目（24亿美元）融资。五年来，中国在全球五大洲有上千个类似的基础设施项目，为包括公、铁、桥梁、隧道、港口和飞机场投融资。
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所多年来研究全球国家的与地区的不平等，他们使用了一种不寻常方法生成的数据来衡量不平等与收入差异——夜间灯光指数。美国空军国防气象卫星每天绕地球14次，并在夜间用传感器记录地球表面的光线。根据卫星拍摄的图像，他们收集遍布全球3.2万个地区的数据，采用独特的夜间光线地理分布的照明指数计算基尼系数，以衡量区域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不平等。现界各地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在使用这种数据研究经济活动，因为夜间光度与P和其他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出相当强的相关性，进而推算包括工业生产和国家级的信贷增长。
他们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走出去”项目的数据变化，这些数据覆盖世界138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精确定位在6184个地点实施的3485个中国开发的项目，进而分析这些项目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扩散的效应关系。研究结果令人鼓舞：中国在五大洲的各种项目，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连接性的项目，正在遏制所在国家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进而减少了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等，起到有助于解决全球不稳定的作用。
课题组公布了使用夜间光强度的高分辨率卫星图像所显示的中国项目的互动高清照片，让我们能够在可视画面看到“一带一”森林的全貌，这是在地球夜晚所看到的另一个故事：“一带一”正界最不发达地区的，并带来；地球城镇新增添的灯光以及连接它们的交通网络，了整个星球上人类定居和活动的正在发生新变化的格局。
这项研究比较专业，是通过追踪分析新建基础设施的特定区域，或者一定区域范围内夜间光强度的变化，计算出人均P和人口数量的乘积，观测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的关系变化。他们的研究发现，在有中国资助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地区与没有此类项目的地区相比，其境内经济活动的扩散程度更大。一项特别的发现是关于交通基础设施与教育相互作用的系数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将一个接受中国援建基础设施较多的地区，与一个只有少部分援建的地区做比较，发现前者P年增长5.1个百分点，而后者仅提高了0.5个百分点。
虽然他们所收集的数据并不完全，特别是2017年以后数据的缺失，但并不妨碍这项研究最终得出的几项重要结论：
第一，从全球很多国家，特别是那些低收入以及中等收入国家夜间光亮的地理分散看出，中国“一带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资，产生了经济溢出效应。
第二，国家以及国家以下地区夜间光的地理分散也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获益正在从狭隘地域向更加广泛的地区扩散，正在加速经济活动的全面扩散。
第三，中国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大多数经济活动集中在少数城市的低效空间的均衡，从而拉平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有可能在缩小东道国内部的地区经济差距。
第四，中国界各地帮助建设的基础设施，减少了经合组织定义的“社会”和“经济”（包括运输部门）以及教育和卫生领域的不平等。
第五，中国的发展项目缩小了脆弱和易发生冲突的国家内的空间不平等，将对这些国家的稳定产生影响。
这项“一带一”发展项目如何影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的研究非常有意义，这是一个应该庆祝的结果。
在观察陆丝绸之经济带后，再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虽然“一带一”对贸易以及航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还难以量化指标评估。但是，以直观的感受，当大西洋沿岸西部非洲的喀麦隆也加入到国际贸易航运的队伍中将会发生什么？为了这个港口的修建以联通原材料、农产品乃至制造业与全球市场的连接，喀麦隆还修建了连接克里比深水港的道，以改善连通性。喀麦隆致力于基础设施的修建，从2015-2017年，经济增长高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
根据OECD的统计，自“一带一”实施五年来，中国参与34个国家42个港口的建设和运营。这些新建港口的1/5在非洲。往常，非洲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经常被简化为统计数据：不到国际贸易的2%。但是，当这个广阔开始投资修建铁，例如连接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南苏丹的标准轨道铁与港口相连；当非洲修建更多的电站，让70%的非洲人获得电力供应，保障已经建成的上百个工业园开始生产，非洲定会将更多的资源型产品、农产品以及工业加工产品运往亚洲与欧洲，提高其贸易增长。
此外，中国“一带一”下的各种项目，有可能通过增加对原材料和半成品及成品的需求，促进海运贸易量提高与增长。该的基础设施发展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包括干散货、钢铁产品、水泥、重型机械和设备，通过增加拉美基础设施，将制造业或者农业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改善连通性，可以加强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促进贸易的增长。
在非洲和拉美，当处于大西洋、太平洋沿海的数十个欠发达国家像喀麦隆一样一起修建深水港，众多的国际贸易航线正在，必将重新塑造全球价值链中重要的国际贸易流向。
一目了然的是，在“一带一”沿线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的钢铁、水泥。仅阿根廷贝尔戈拉诺铁修复一个项目，从中国将107个机车、3500个车辆（车皮）、16.5万吨钢轨、230万根混凝土轨枕（一根钢筋混凝土枕轨重量约在60～100公斤左右）海运到阿根廷。中国为沿线国家新建或升级的基础设施还包括公、桥梁、隧道、管道、港口与机场等等；当然还包括发电站、电网以及大坝等水控制设施。
另外，“一带一”正在向沿线国家转移制造业，会产生工业园区的物流配送。这些建造工业园的发起者很多是中国的企业，所以这些工业园与在国内的企业有着血缘关系。目前中国在非洲建成、在建或筹建的工业产业园约有近100个，其中30多个已经开始运营，入园企业近400家，累计投资额近50亿美元，总产值约130亿美元，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当将工业园制造业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可以加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会增加所在国的国际贸易量。
海运是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的支柱。按价值计算，全球贸易量的80%以上由海运完成。2014年具有标志性里程碑，发展中国家贸易量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这一赶超只用了20年。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只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不到三分之一；而2014年迅速发展占到世界商品出口额的一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的关键因素是南南贸易的快速增长，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在过去十年中，南南贸易的表现优于世界贸易和南北贸易。
根据《2018年国际海运回顾报告》的数据，2017年国际海运贸易势头强劲，运输量增长4.0%，是过去五年来增长最快的。其中发展中国家继续为全球海运贸易做出重大贡献，2017年发展中国家分别占世界商品海运总量的59.4%和63.4%（见表7）。这种转变显示，发展中国家已经参与到全球或者区域价值链战略的重要部分中，发展中国家已经是全球海运贸易的主要推动力。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只占世界海运进出口货物量的34%（货物装载）和36%（卸载）。
上述两个案例只是从两个维度观察了“一带一”的正面影响，全面的评估需要更长的时间与资源。英国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在《2019年世界经济排行榜“一带一”专项研究》中，大胆地为“一带一”做出一个长期的预测：到2040年“一带一”将使世界P每年增长7.1万亿美元。换言之，预计从现在到2040年，世界P年增长率每年将提高0.2个百分点。报告还预测，2040年将有56个国家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00亿美元的巨大增长。报告认为：“一带一”不仅反映了基础设施的规模，而且反映了其在促进世界各地贸易的潜在收益方面有特别重大的影响。
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先做两件事情：首先是展开世界地图，观察当今世界与国家各自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根据多家国际组织的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198个国家与35个地区，这里暂且称为233个经济体，其中发达经济体有36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他们设在巴黎的俱乐部，而剩下的就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如果按照国家计算，发达国家占国家总数比重的17.6%；按照经济体计算，这一比重只有15%。剩下的都是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显著的特征是，前者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也就是商业）为主要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大都处于工业化（制造业，也就是工业）时期，有些还处于农业时代。如果追根求源，这些发达国家中大多都有殖民或者战争侵略与并不光彩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的亚非拉国家，也包括东欧一些国家。虽然上已，但是工业基础薄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存在多大的差距？首先，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4%，却拥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90%；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76%。据经济学家们的估计，如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每年保持5%，发达国家增长率保持2.5%，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还需要150年。
其次，还是在这张世界地图上，进一步寻找“一带一”的足迹。截至2018年底，参与“一带一”的国家已经有122个，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都是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在这122个国家中，如果不包括奥地利、希腊、意大利、、与葡萄牙这些人均收入在1.2763万美元的国家，剩下的都是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下面两张图给出了加入“一带一”部分国家的年人均收入，奥地利年人均收入3.988万美元，是莫桑比克人均收入419美元的95倍。
一百多年来，如果按照发达与欠发达而言，可以说基本没有变过，唯一的变化就是中国。 中国虽然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尚有距离，但是中国已经是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产品生产国，还是基础设施最现代与完善的国家。
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前，国际体系中仅有两种类型的发展合作，即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基础是发达国家有义务协助发展中国家，因为很多国家曾经是南方国家的前殖民者，他们承诺将其国民总收入的0.7％作为发展援助提供给南方国家，但不幸的是，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正在兑现这一目标；另一方面是南南合作，基础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情谊——团结、互利、平等，而没有义务，因为它们之间没有殖民历史的债务需要。
在此不对南北与南南合作的成效进行评估，世界上目前仍有75%的国家处于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中，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为促进发展中国家集体的经济权益与加强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努力，已经说明问题。
南南合作一直被称为是南北合作的小弟，突然有手笔宣布设立两个总额达51亿美元的新基金以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时，这种冲击性并不低于“一带一”。2015年习宣布中国将提供31亿美元，设立南南气候合作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之后他在联合国发言时又宣布，中国将设立另一个20亿美元的基金，投入用于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2015年后发展议程。
中国所承诺的庞大南南合作举措，只是希望为南南合作、为人类做出中国的贡献，但是又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的 “游戏规则改变者”。人们自然会比较，31亿美元的中国气候援助超过了美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公约承诺（但尚未交付）给绿色气候基金（GCF）的30亿美元。至于20亿美元用于南南合作和执行联合国刚刚通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议程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习提到该基金主要用于减贫、农业、健康和教育领域。这一新基金有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相互学习发展经验和做法，并在政策和行动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一个展示南南合作能否像南北援助一样积极贡献的绝佳机会。
无论世界怎么解读，南南国家占据世界人口的76%，“将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起，实现自强不息的伟大开拓性举措，具有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团结互助的特点，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铺平道，发展和繁荣的新道。”习已经将话讲得再明确不过，形成新型南南发展合作知识话语体系，是促进区域和全球发展做出重大而有意义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经济与地理的最大重塑。
虽然共建“一带一”在某些国家的某项目遇到一些困难，但“互联互通”是世界一体化的大势所趋。好消息是“一带一”在欧洲腹地中心开花，意大利成为第六个正式加入“一带一”的发达国家，是继希腊之后打开通往欧洲的第二扇大门。这让人想到，罗马帝国在公元前450年至公元150年修建了382条大，最终连接了英国、非洲和中东，该网建成部分约8万公里。罗马道的建设最初是出于军事而修建，而共建“一带一”则是为了使世界各地的贸易变得更加容易。论事不可趋一时之轻重，当思其久而远者。别让那些或者出现的一些问题了我们的初心。我们有理由期待“一带一”的下一个五年。顾顺章灭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