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度的废除导致了劳动力的急剧缺乏，这种情况尤其出现在制糖工业。在经历了征募欧洲合同工和东印度苦力之后，中国的劳工成为新劳动力的重要来源。[3]克里斯汀·何认为：“移民到加勒比海地区的华人是由中国向所有美洲国家巨大的人口流动的一部分。”[4]毫无疑问，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华人移民与美洲的华人移民紧密相关这个意义上，她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她忽略了从1800年到1925年超过300万的中国人作为契约劳工来到世界各地这一事实。[5]可以说，契约华工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为全球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根据前人的研究，第一批华人于1854年登上牙买加岛。在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大约有200名华人来到牙买加，这些华人主要是来自其他殖民地的再移民。只有第三批直接来自中国。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1854年有多少华人抵达了牙买加？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这里有三个常见的数字：195人（OliveSenior），200人（Tomes），472人（陈匡民;Lind）；人们通常认为首批移居牙买加的华人来自于巴拿马。[6]修建沟通地峡铁的巴拿马铁公司急需劳动力，大约有709名华人被雇佣。他们在1854年3月30日到达巴拿马。在通往巴拿马的艰苦航行中，16人死在船上，另有16人在到达后不久死去。此后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超过80人在他们位于科隆（Colon）的马特秦（Matachin）[7]营地死去。几个月之后，他们大部分已经死亡，幸存的一些人作为劳工被转送到牙买加。如此高的死亡率一方面是由于自然条件不适（气候、热病、缺少新鲜蔬菜等），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的恶劣（的管理、医疗条件的缺乏）。巴拿马的条件如此恶劣，以至于很多中国人只能以。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即有125名中国苦力上吊，另有超过300人被发现死亡。[8]露西·科恩曾将这种现象置于一种心理—文化框架内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华人陷入了一种生理和心理压抑之中，这种压抑与招募形式、航海过程、巴拿马艰苦的自然和工作一起，使变成一种“和使进攻内向化的文化模式。”[9]根据巴拿道，6个月后，一位来自牙买加的华人绅士与铁公司进行了一次交换，用体格健康的牙买加人换取同样数量的华工。一条载着195名契约华工的船于1854年11月从巴拿马抵达金斯敦。[10]然而，这一交换看起来并未使牙买加满意。主要因为华人身体不佳和经济窘迫，他们到达不久就街头，“‘衣衫褴褛，瘦弱憔悴，心已破碎，痛苦悲惨’，他们最终在金斯敦和圣·凯瑟琳的医院和救济院找到了落脚之处。在那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作为乞丐而死去。”[11]因此，传统观点认为第一批牙买加华人来自于巴拿马，这一结论得到了加勒比地区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广泛赞同。[12]英国档案却表明：第一批牙买加的华人直接来自中国。他们与一位圭亚那的英国移民代理商詹姆斯·怀特签订合同，乘坐的是埃普索姆号轮船（Epsom）。这艘船在1854年4月满载着310名乘客从驶往牙买加，有267人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这次航行被认为是“英国鼓励直接而自愿的雇佣合同移民的第一次尝试。”这些移民成为牙买加的第一批华人定居者。他们来到牙买加之后被安置在克拉伦登（Clarendon）和金斯敦附近的卡曼纳斯（Caymanas庄园，并很快与来自巴拿马的“吸血鬼”（Vampire）和“特雷莎·简”（TheresaJane）两艘轮船上的205名华工会合。[13]在这472名到达牙买加的人当中，267人是来自的合同工，而其余则是来自于巴拿马的契约华工。在第一批到达者中，只有很少人活了下来，比如陈八公（英文名为RobertJackson)、[14]张胜伯、何寿、凌三等。他们都在零售业开创了自己的生意，并成为华人社区的基础。例如，当黄昌(WongSam)刚从英属圭亚那抵达牙买加时，陈八公雇佣他作为店里的助手。从1864年到1870年，大约又有200名中国契约劳工从其他加勒比岛屿来到牙买加，其中多为特里尼达和英属圭亚那种植园的契约华工。当种植园因自然灾害和其他原因破产后，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三年合同期。与此同时，美国的农业公司正开始在牙买加投资。华工当时已经具有聪明、勤奋、坚韧和可靠的口碑。在当地劳工缺乏的情况下，美国公司曾专门到特里尼达和英属圭亚那招募契约华工。有些华人应募加入了农业工人的队伍，另外一些人则自愿从特里尼达、英属圭亚那、巴拿马或夏威夷来到牙买加。这些人共有200人左右。[15]在合同期结束后，有些人继续为大公司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则开始从事零售业。在19世纪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的中国移民潮发生在1884年，他们是直接来自于中国的契约工人。这批契约华工于1884年5月6日离开，在澳门登上“钻石号”，“最后一艘从中国驶往英属西印度的装载契约劳工的轮船”两个月后到达金斯敦。所有的成年人都是由代理商雇佣的合同工。这艘船共搭载了501名男性、105名女性、54个男孩、17个女孩，还有3个婴儿，总共680人。这次航程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只有一人死亡，另有三个孩子在船上出生。除了大约有20人来自广东四邑（台山、新会、、恩平）外，其余均为来自东莞、惠阳和宝安等县的客家人。船上的翻译名叫陈亚维，医生名陈平彰。正是这群人构成了牙买加早期中国移民的核心。后来的移民大都为这些客家人的亲，并且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移民到牙买加。[16]
他们是怎样抵达牙买加的呢？ChingChiehChang认为：“第一批于1884年直接从中国到达牙买加的华人是经由和哈利法克斯而抵达的。从那以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哈利法克斯—金斯敦航线就成为大多数移居牙买加的人所选择的线。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走的是巴拿马运河一线]这一叙述值得怀疑。20世纪50年代末期，一位1884年的移居者记下了他在航程中的个人经历。当时只有9岁的温才（Wencai）随家人来牙买加。他们乘坐的“钻石号”轮船离开澳门后，在途中风暴，船桅坏了，不得不在改乘“亚历山大王子”号。这艘船运载他们于1884年7月12日到达牙买加。他们的航程走的是—澳门—新加坡—苏伊士运河—欧洲—百慕大—哈利法克斯—古巴—金斯敦一线]这一说法显得更可信。首先，这是乘船者本人的回忆。其次，在年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前，对于一个贫困的移民家庭来说，从到哈利法克斯的上旅程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花费上来看，似乎都是难以承受的。至于牙买加华人的来源，应该注意他们中绝大多数并非来自处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如三邑（南海、番禺、顺德）或四邑（新会、台山、、恩平），而是来自东莞,宝安和惠阳三县组成的区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主要是客家人，而不是本地广东人。两个资料可以支持这一点：李谭仁所著的《占美加华侨年鉴·
年》中的人名录和华人墓地记录。根据李谭仁书中的资料，牙买加华人绝大多数人来自三个县：东莞（169人）、宝安（65人）和惠阳（57人）。其中超过70人来自于观澜这个位于东莞县的小镇（见表Ⅰ）。a[19]
年9月9日的公墓记录显示，在公墓中所葬的1436名华人中，陈姓占据了最大的份额，共303人，占总数的21%。前8位的姓氏（陈、李、张、曾、郑、黄、刘、何）加起来一共有1005人，占总数的70%（见表Ⅱ）。a[20]牙买加绝大多数的陈姓华人来自东莞县的观澜墟（主要是鰲湖人）；而大多数的曾姓和郑姓华人则来自于东莞县的塘沥；李姓主要来自宝安县的沙湾和惠阳的龙岗；何姓华人则大多来自惠阳的横岗墟。a[21]表
牙买加知名华人作家李逢生（EasternLee）曾经说过，牙买加的华人“受到的外部压力越大，他们就越团结”。[22]这种对外部压力的反应，实际上是所有定居异乡的华人移民的一条规律。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以姓氏、贸易和慈善为基础而组织起来是最明智之举。以血缘关系或出生地为纽带的内聚力减轻了移居他乡的心理压力和实际困难，增加了经济成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自强自立是根本，适应是应变之道。在牙买加大致有三类组织：服务于全体华人的一般协会，以姓氏和出生地为基础的特殊组织和各种类型的贸易组织。中华会馆（英文名ChineseBenevolenceSociety）是华人在牙买加建立的唯一一个为全体华人移民服务的组织。根据口头流传下来的记载，最初有两个中华会馆。一个由陈亚维领导，该会馆因“侨胞不，自行解散”。另一个则是存在至今的中华会馆。[23]这是由陈八、张胜、黄昌等人于1891年所建。该协会拥有约500名会员，入会费为1英镑。会馆的维持与运转是由周期性的捐赠和诸如征收的赌博费等特殊收入支持。从那时起，中华会馆既在华人社区内部发挥了广泛的作用，又成为华人社区与当地的桥梁。它的基本功能包括组织集体行动社区利益；来自中国的各种新闻；相互援助；照料年长力弱者；制定相关规章；协调不同集团的利益。中华会馆往往在处理华人社区重大问题时作用显著，如移民上岸问题，商业机会问题或内部冲突等。[24]从1928年开始，中华会馆发动华侨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直到二战结束，这些活动一直是中华会馆的中心活动。中华会馆号召华人社区进行捐助以帮助受伤的士兵、为中国空军购买飞机。在抗日战争期间，牙买加华人共捐款200554英镑。这些行动得到了当时国民的高度赞扬。[25]战争结束后，由于出生于牙买加的新一代华人成份的增加和国际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内战及与之间存在的冲突），逐步导致了华人对中国和牙买加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在形成华人认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华会馆在其鼎盛期曾有五个下属组织：一所学校，一家医院，一家养老院，一块墓地和一份。华侨公立学校的前身是由致公堂（英文有时译为Freemasons)于1920年创办，两年之后暂停。1924年3月，这所华人学校在中华会馆里重新开始招生。由于得到称为“新民俱乐部”的华侨戏剧俱乐部的资助，这所学校也被称为新民学校。1927年以后，一个名为“如意堂”的华侨俱乐部每月资助这所学校35英镑。[26]学校的主管均为志愿，每年学费为6英镑，贫困学生则可申请免费。1928年，新民学校被中华会馆接管，中华会馆将其重新定名为“华侨公立学校”，并且将其迁往由中华会馆花费2300英镑购买的校址。1944年，华侨公立学校公布新章程，在章程中表明它属于中华会馆（第一条），并且注明学校“遵循祖国[即中国]教育部的制度”（第）。[2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华文学校在牙买加各地出现。[28]随着中国牙买加分支机构的建立，华人社区得以发展与中国正式联系的渠道，华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热情也不断增高。[29]截止1944年，参加华侨公立学校的人数已增加到300人之多。1945年，华人社区决定修复和扩展这所学校。为了鼓励捐款，中国驻牙买加馆还特意发布一条公告。[30]学校在华人捐资10000英镑的基础上得以重新建立。华侨公立学校实行财政公开，每年在《华侨公报》（金斯敦）上公布其年终财政报告。[31]该校在经历了上述这种强调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勃兴之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华人社区就学校如何运转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些人认识到了华文课程的实用性十分有限，因而教学应该进一步本土化，而且要求教学更具英语取向。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中国语言和文化是华人社区唯一确切的象征，抛弃华文教育则意味着社区认同的根本改变。[32]然而，出生于牙买加的新一代华人更多地认为自己是牙买加人，而不是华人。[33]即使他们学习汉语，除了在家里之外，很少有机会与交流。1955年，学校的9名教师中只有2人懂汉语；在10名在校生中，只有1人会说汉语。[34]既然这所学校是华人社区的公共财产，其资金也是来自于华人社区，那么在办学政策或课程设置等任何重大改变都必须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学校章程（1944年）清楚表明在教学中“绝对以中国语言文字为主。外国语为副。”（第3条）；“本校所任用之校长须为华人。”（第4条）。然而，这两条均在1952年被打破了。当时，学校决定课程按照当地教育体制来设置，即以英语为主，汉语为副；一位具有硕士学位的人（以定）被任命为校长。随后，华侨公立学校经历了新一轮的兴衰。[35]另一个由中华会馆创办的机构是华侨留医所（即华侨医院或住院部门）。华侨医院是在社区陈琼光、李天培、戴丁贵、标、陈昌朋、陈泽生、郑永康、叶俊万、陈禄荣、郑锡荣、刘绍歧、李启桐、丘冠培、黄华勋等人于1921年2月的发起下于1923年5月正式建立的。华人社区最终共捐款4000英镑。为了给当地华人提供更加便捷的医疗服务，这所医院24小时营业。病房免费，但是没有任何常驻的医师，病人不得不负担他们自己医生的费用。[36]由于缺乏捐款，最初这所医院进行时断时续的经营。然而，在1944年，中华会馆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讨论筹措资金的问题，会议决定所有华人批发商、零售商和个人都应该捐助一定数额的资金来支持医院建设。[37]1952年，彭朝章被任命为院长，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想法并取得成功：将医院围墙出售作为广告空间。由于有了广告客户所提供的固定收入，这所医院经营得非常好，从而受到当地和的高度赞扬。[38]由中华会馆所经营的还有华侨颐老院，又称老人房，相当于华侨养老院。它是专门为贫穷和年老的华侨建立的。早在1877年，华人社区就购买了两处位于金斯敦的相邻的房屋作为老年华人的居身之所。加上后来又购买的相邻的两所房子以及如意堂所捐助的一所房子，这家养老院就有了五所赡养老人的房屋。华侨颐老院的规章中有一条，即任何年满60岁失去工作能力和没有家庭的华人都可以申请生活补助和住在养老院里。[39]在1957年，约有60位老人住在华侨颐老院。他们的赡养费主要来自于华侨面包店、商店和个人的捐助。然而，中华会馆有时采取强制措施来从华人社区获取捐助。[40]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中华会馆决定重建华侨颐老院，1961年秋季，一位名叫罗维松的华人建筑师捐助了1000英镑，从而使这一计划得以实施。[41]1904年4月，华人社区陈连高和张胜等人在金斯敦的心平·阿西里（Heart’sEaseAshleyRd）买了12英亩土地作为当地华人的墓地。这就是中华义山（即华人公墓）的起源。在1907年的地震中，华人商业和家庭遭受巨大损失。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英国殖民同意赔偿华人社区500英镑作为损失补偿。社区将这笔款项用来在心平·阿西里修建正式的华人公墓。1927年，六位华人（陈瑶光、谢祯华、何学蓉、吴挹光、陈达生、黄华勋号召华人社区捐助以修葺公墓。这项工作进行了大约两年，一共收到了980英镑的捐助。[42]第二次修葺则是在30年之后，当时中华会馆在《中山报》刊登了一整页要求捐助。[43]中华会馆一共接收了4820英镑的捐款，其中3000英镑用于工程建设，1957年4月7日举行了公墓的揭幕仪式。1957年9月9日，1436名华人埋葬于此公墓。牙买加华人社区发行的第一份是《中华商报》，也就是《华侨公报》的前身，它由郑永康于1930年10月18日创立。1931年，郑永康将它出售给李谭仁和郑维玉。中华会馆于1935年接收了这份，并将其改名为《华侨公报》。从此以后，《华侨公报》成为中华会馆甚至整个华人社区的主要代言人。作为信息的手段和讨论有关华人问题的平台，这份在社区的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6年10月停止发行，但在1975年重新开始。在本文涉及的时期，还有另外三份华文。《民治周刊》是中国洪门民治党（即原致公堂）驻牙买加支部所办，旨是发扬党务与民智。最初出版的日期不详，但它也是在1956年停止发行。《中山报》是在1953年12月1日作为中国牙买加支部的而正式发行的。因为它是的机关报，所以其倾向多富争议，往往引起华人社区内部的冲突。[44]第三份为《高塔》（Pagoda），是唯一一份由华人创办的英语周报。它是由郑丁才（英文名为CharlesT.Chang)于1940年3月16日创办。郑丁才才华横溢，极富组织才能，也曾创办华人俱乐部。由于这份周报刊登的是有关华人社区的报道和在牙买加生活的新闻，因此成为华人融入牙买加社会的产物和媒介。[45]
除了上述从属于中华会馆的机构和华人报刊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组织。这些组织通常属于三种类型：团体、娱乐组织和教。华人在移居牙买加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作为契约劳工，他们必须为获得公平的待遇而斗争。在种植园主的过程中，一些诸如洪门会的秘密的通常起到领导作用。[46]在1884年来到牙买加的华工合同期满后，他们逐渐在金斯敦聚集起来。杨亚壬、万迈、李宝记、林丙以及其他华人决定组织起来，成立了致公堂分部。这样，致公堂成为牙买加的第一个正式的华人组织，其主要为原来的种植园工人，但它在各个方面为华人社区做出了贡献，例如建立华侨学校，组织为老年人捐款，以及为中华会馆购买办公室等。[47]另外一个组织是中国的牙买加支部。中国驻牙买加馆是在华人社区向伦敦的中国大以及中国长期呼吁之后才于1943年建立的。[48]建造馆的资金最初由中华会馆募集捐助。当时中国，所以大自然成为中国与牙买加华人之间正式的联系渠道。随着二战临近结束，牙买加的华人也盼望祖国有一个的未来。中国曾公义、李谭仁等人积极筹备在牙买加建立分部。这一分部于1945年4月13日建立。不久，中国内战爆发，随后是领导的中国与控制的之间的长达数十年的冲突。然而，华人社区对中国冲突变得越来越不感兴趣，的这一分部也逐渐失去其影响力。尽管如此，由当地修建的带有游泳池和其他设施的运动场却成了社区休闲活动的场所。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不同的是，在牙买加只建立了很少几个，而且并不活跃。[49]这可以从移民来源的相对集中上来解释。既然社区的规模较小，而且主要来自于一些客家村落，这就使得社区在出生地基础上再进行划分变得没有意义。除了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娱乐性组织，如戏剧协会、舞蹈剧团、文学俱乐部和篮球队等，它们都是由出生于牙买加的华裔所建。建立这些组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是摆脱老一辈人控制的需要。克里斯汀·何将华人中的老一辈称为“中国生”（China-born）。老一辈华人自1854年以来就建立并巩固了他们的权威。娱乐性协会为打破这一深深确立的权威提供了一条便捷途径。其次，出生于牙买加的华人仍然被排除在牙买加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圈子之外。因此，他们决定建立自己的组织。最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会馆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动员华人社区，戏剧和舞蹈是常见的形式之一，这也刺激了人们对娱乐活动的兴趣。新民社是这些组织中成立最早的一个，它是由吴挹光在1924年建立。这个俱乐部的目的是进行知识交流和发展华人教育。第一所华侨学校即由该组织建立。中华体育会是另一个吸引了很多牙买加年轻华裔的组织。1937年9月15日，年仅17岁的郑定原（英文名为HoraceChang）建立了这一俱乐部，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体育锻炼和娱乐休闲活动。俱乐部有各种设施，并且组织了不同的体育运动，如篮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桥牌和麻将等。1951年的地震了俱乐部的建筑，在华人社区捐助了土地和资金之后，一个新的俱乐部会所于1954年重新。这个俱乐部在华人队和当地“”队之间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竞赛，从而反过来加速了牙买加华人的适应和融合的过程。[50]1937-38年发生的两件事对牙买加的华人社区来说非常重要。首先，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日本侵华激起了全世界各地华人的爱国情感，并激励了他们的各种抗日活动，在牙买加情况也是如此。在同样的民族主义的热潮中，牙买加在1938年发生了骚乱，大大损害了华人的生意。一种的感觉和的需要应运而生。在骚乱之后，华人建立了商业行会和贸易协会来自己的利益，例如在1938年11月建立的咸头行商会和面包炉商会。咸头行商会的主要目的是“会员之利益，求商业之进步”（第1条）和“交换知识与商情”（第2条）。面包炉商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停止华人面包店之间的恶性竞争。面包炉商会建立之后，立即了面包块的平均重量，并确定了面包师可以得到的佣金数量。华人的面包行业获得了更加稳定的发展。[5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一些其他的组织为了相同的目的被建立了起来，其中包括华侨零沽商会（1942年）和雪糕餐馆商会（1943年）。[52]这些组织为华侨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1940-50年代的困难时期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些贸易行会中，由叶运生建立的华侨零沽商会最受欢迎。它努力的利益，并在华商与殖民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例如，1945年，一些华人零售商被以高于殖民所的战时价格出售商品。实际情况是，那些看不懂英语的华人并不知道有战时价格一事。商会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并在当地《格兰勒报》（TheGleaner）重新刊登了价目表。商会自己也发表了一份专门宣布价格的公告，为华人零售商复印了价目表，他们尊重法律。[53]1945年2月6日的零沽商会的记录表明在12个寻求商会帮助的人当中，有6个人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其余的也正在得到处理。[54]1955年当地颁布了一项关于雇员待遇的法律，这项法律影响到了所有同类商业部门。零售业商会为此给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解释了小零售商人所处的困难，从而得到了主管部长的积极回应。[55]零沽商会对于华人社区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称其为“华侨商业之堡垒”。[56]对于牙买加的华人来说，受到来自外部的的、经济的、社会的或自然的压力越大，他们就越能团结起来；他们越被看作是外来者，他们就越能感到自己是中国人。换句话说，只有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他们才能真正地感到自己的根在中国；只有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才能和发展。
当19世纪末华人开始去建立自己的商业的时候，他们用于投资的资金通常很少，一般不超过20或30英镑。他们的商店小，出售的商品不多，而且经常是小的数量，从而使贫穷的当地人能够小额而不是大量地购买一些大米和食糖。在这些华人零售业的中有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最早到达牙买加的陈八公、来自英属圭亚那的黄昌、来自哥斯达黎加的林丙、还有来自美国的丘亚嘉(英文名HarrisCarr)等。[57]尽管最初遭到了敌对的和不友好的对待，这些华人却先后在零售业及其他领域取得了巨大发展。他们首先聚集在金斯敦和圣安德鲁，但很快就四散到各地的农村之中。据殖民的人口普查显示，在1881年，99个华人中有84个生活在金斯敦；而在1891年，在482名华人之中，则只有295人生活在金斯敦。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华人逐渐地扩展到了岛屿的其他部分（见表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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