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举办了主题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高端论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教授应邀发言，对几十年来“中华民族”身份的定义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会后观察者网记者对马戎教授进行了采访。以下为实录及采访内容：
中华民族共同体常热门的学术题目，很多不同的学科都在探讨这个话题，考虑如何理解这个共同体概念、怎么来推动和建设我们的共同体。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来构建，拿国家文化作为民族构建文化。针对这个目标，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历史积累的。1989年费孝通教授发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给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形成历史勾画了轮廓和基线。
费教授指出，中国作为多族群的实体，了近代侵略，才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为一个“自觉”的民族。他特别强调了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阶段，在这期间，中华各族积极投身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主权领土、传统文化的战斗，身份认同感从“大清朝”转变为“中华”再到“中华人民国”。最后到了20世纪，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终于成为团结各族、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抗战的统一旗帜。所以，我们终于可以说“中华民族”到了最的时刻，所以义勇军进行曲是时代最强音。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必须承认不同族群对“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的认同程度存在差异。比如说，历史上与汉族交往融合程度深的群体，在外来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与中华民族其他群体密切合作的族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度高一些；而那些与中原汉族地区文化差距大、交流与融合程度低，在近代反对外来侵略中与中原合作较少的族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程度就低，容易受外部影响。这说明了我国族群问题的复杂性，在制定政策上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做法。
要构建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和共同的文化，最基本的思就是要发掘、强调和中华各族的共性。比如说，汉、藏共同佛教，回、满、汉等民族使用共同语言，维、汉、回、哈各族有共同开发新疆的历史，近代各族站在一个立场上抵御列强侵略等等。同时应当淡化中华各族之间的差异，把差异主要视为由和历史文化因素决定的文化差异，而不用尺度衡量，在“求同存异”中，加强全民的国家意识。
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为了申报成为“民族”，当时400多个群体都在极力强调本群体在语言、文化方面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征，所以在分析文化现象时的基本导向是“寻找差异”而不是“肯定共性”。结果，中华各群体刻意去强调的都是各自之间的“异”而不是“同”。
实际上，在几千年的迁移、交流、通婚、混居过程中，中华各族彼此学习、相互融汇，各族文化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文化有深厚历史基础。比如说，经过清朝二百多年的文化交融，汉族采用满族服装和许多习俗，满族通用汉语并接受文化，农区蒙古族接受了汉语和中原农耕文化，新疆汉族在饮食习俗上接受了维吾尔族的文化。
然而，1949年后，在许多领域中形成的制区隔，既导致汉族年青一代对我国“少数民族”产生生疏与，也致使少数民族干部、对汉族社会与汉族文化产生心理隔膜。这些制度性区隔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制造了这两部分国民交往中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各种文化隔膜、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这不仅对我国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和谐社会非常不利，也在的思想深处影响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和共同文化的构建。
所以，应当逐步消除我国与文化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区隔。目前，教育体系、科研体系和部门的实际工作，使汉族与少数民族成为一个“二元结构”中相互区隔的两个部分，不利于全民共同“文化”的建设。
首先，我们要反对大汉族主义。汉族不等于“中国”和中华民族。“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的叙事导致一个倾向，把汉族社会与“中华民族”、“中国”等同起来。谈到中华民族的祖先就说黄帝和炎帝，谈到中华民族的象征就是作为中原象征的“龙”；讨论“中国”时，列举的代表人物是中原汉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的仅是汉文典籍；“中国历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汉文记载下来的汉人和中原皇朝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是汉人和中原皇朝的传统文化；谈到“中国”和“中华民族”时，许多汉人想到的似乎只有汉族，在许多重要事务和叙事中忽视甚至少数民族的存在和感受。
把汉族和汉人文化等同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思维定式，对于构建国家层面的各族共同的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具有极大的性。 比如说把汉人“炎黄祖先”观念扩大到“中华民族”范围，称为“中华共祖”、“华夏共祖”，这非常不妥。至于“龙的传人”这个说法就更不合适了。龙只是历代王朝的象征和民间的水神，把中华民族或汉族说成是“龙的传人”是当代演艺界的发明，没有得到少数民族的认同。这些提法无助于中华各族客观认识各族的族源和文化传统中的共性，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和发展将造成损害。
反过来说，我国各少数民族在社会与文化发展进程中，也需要注意把现代化和“汉化”区别开来。现在许多人（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认为汉文教材书籍、汉人穿戴的服装鞋帽和使用的各种器物、汉人乘坐的汽车火车飞机等都属于“汉文化”。认为少数民族学生使用汉文课本、改穿汉人普遍穿戴的服装鞋帽、使用汉人普遍使用的器物也是“汉化”，民族地区建起汉人城镇常见的办公楼、住宅楼、街道等还是“汉化”。这种对“汉文化”和“汉化”的定义存在很大的误区。总体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主流变化不是“汉化”，而是现代化。
此外，我们应该全面地理解“语言与文化多样性”。各民族（包括汉族）内部的各种方言及以这些方言形式保存下来的戏曲、民歌和其他文艺形式，的确需要作为“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内容予以。但是从大众学习和交流的角度说，很多语言和文字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已逐步工具性功能，退出学校课堂和大众使用是一个发展中的自然过程。通过人为地维持一些工具性显著下降、已经退出日常生活的民族语言文字，并要求在学校里重新恢复为教学语言，是完全不现实的。
正确的思是，提供多种语言学习模式，由各族自愿选择。民族聚居区学校教学语言应该在下面几种方案中选择：
具体采用哪种教学模式、各种方案所占的比重，应当根据当地人口结构、语言、就业需求和学生自愿选择决定。
最重要的一点是用现代“公家”的思构建中国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包括所有中国。凡持有中国身份证、中国护照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平等。港澳台居民之所以在护照和身份证方面与居民有差异，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共内战的结果，可以被视为历史过渡期的暂时性状况。在海外的中国，只要持有中国护照，就是中华民族，应受我国使的。
那些已经放弃中国身份并转持外国护照的人，即使他不久前还是中国而且在语言文化上仍然认同中国，也不应该被视为中华民族。因为他们在加入外国国籍时已对该国宣誓，并享受该国的所有、责任和义务，只是保留了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已。
与之相比，我国的藏、维吾尔、蒙古等各族居民，即使不懂汉语并有自己的语言教、传统文化，对中原文化比较陌生，但是他们作为中国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完全以身份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基础，这是全世界现代公家的基本准则。中国需要从强调血统、语言的“族群模式的民族主义”现代的“模式的民族主义”。
“我提出‘中华民族’一词只在作为复数的‘中华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而在其他场合放弃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改用毫无争议的、与共同体涵义重叠的‘中国人’（本文中是指整体概念）或‘中国人民’一词”。
这说明，尽管中央一再重申要“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但是“中华民族”是否存在，是否形成，仍然存在不同声音。我们不能对这个文化问题掉以轻心。
观察者网：您在会上指出，中国需要从带有东方传统色彩的“族群模式的民族主义”现代的“模式的民族主义”，全面理解“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用现代“公家”的思构建中国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看您之前写的文章也提到过，反对民族身份化，但是尊重民族文化。能举个例子具体说明一下吗？
马戎：尊重文化，不意味着它绑定特殊的，就是你的身份在权益上不要有太大差别。像什么“两少一宽”“少招少统”，同样犯法别人判十年，你少数民族判五年，那等于民族成分就带有含金量了。
文化与传统的教、习俗也要尊重，这些个人的事情要充分尊重，但不要把很多习俗和教行为跟民族挂钩。比如说“全（族）”这概念是不客观也不准确的，回族也可以不按清真的办，汉族也可以吃清真饮食。我认为文化从具体上说应该进行，但是最好视为个利。
马戎：不是财政补贴，如果当地群众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作为群体的习俗，也可以接受。但不要国家立法，而是制定地方性的法规，比如那儿有一群要吃素食，你可以给予一些补贴。
马戎：那不一定，也可以是社会政策。比如：农民工子女要上学给点补贴，是行为吗？不是，这是社会政策。补贴不要和身份挂钩，（因为）你是自治民族，我们非自治民族，地位和权益（就）不一样？
马戎：这个要根据实际，不要全部统一，根据实际情况。人家要学母语，再学汉语就有难度，根据语言障碍或者学语言难度给予照顾，这是对的。但是要注意，从长远来说，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是大趋势。根据发展水平不同，优惠的方式、优惠的度，是可以不断调整的。总的长远来要不断弱化，这个不要简单说要取消，而是要逐步缩小差距。
如果以后加分政策不按民族来分，我认为应该按地域来分。比如南疆地区，汉语普及很差，教育资源很差，让学生普遍加分，但乌鲁木齐可以不加分，因为是大城市。还是要按照实际的需求来。
作为有公平接受教育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有语言障碍，由于区域差别，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是不一样的。比如给农村孩子适当加点分，山村的孩子也加分，的孩子就不加，比较合理。如果全按考试分数的话，都是大城市的孩子才能读大学了，人才分配不均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区域矛盾、城乡矛盾会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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