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失衡的重要性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逐步出来的。以来，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对全国经济发展和区域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有的人认为对于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有的人则强调其对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是负面的。本文认为，区域经济失衡作为客观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它对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
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在任何时候都会对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不过，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由于资源配置的主体不一样，因而对区域经济失衡的反映和所采取的对策也就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区域经济失衡也是存在的，失衡的程度也不小，但是，在当时国家是资源的最主要的配置者，全国的经济发展目标、生产部门的发展、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开发重点的选择等基本上是由中央一手操办的，资源配置主要以各生产部门为载体，实行纵向管理，区域在这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只是资源配置的空间，一个国家犹如一个大的家庭，中央充当了“家长”的角色，各个区域则好比是这个家庭的“子女”，本身虽然有一定对经济利益的要求，但是，由于没有资源配置的，所以，区域在事实上并没有的经济权益，它们的经济利益都是由中央这个“家长”来统一分配的。可见，在计划经济时期，尽管存在区域经济失衡，但是，区域的经济权益没有“”地位，因而区域经济失衡问题并没有在全社会的层面上反映出来，人们对区域经济失衡问题有所感觉，却不会主动提出治理失衡的要求。解决区域经济失衡问题是由中央根据经济和方面的需要，采取统一的行动，通过调整部门生产计划和生产力的布局，相对平衡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条件下，中央开始向地方放权，地方的经济权益不断地扩大，区域经济利益也就随之而逐渐出来并不断地被强化。各个区域都要考虑增大和自身的经济利益，于是，对区域经济失衡问题就开始关注，并且从各自不同的利益立场去看待、评说区域经济失衡。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其利益观念也开始，从艰苦奋斗转而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增长、追求美好的生活，因而也对区域之间的经济失衡现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
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失衡的重要性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逐步出来的。以来，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对全国经济发展和区域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有的人认为对于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有的人则强调其对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区域经济失衡作为客观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它对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对此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以来，区域经济失衡对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下述各方面的分析都是以经济体制转轨为背景的。
区域经济失衡是区域之间分化的标志。以来，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使逐步取得经济发展自主权的中国各个区域都清楚地看到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先进与落后状况。而且，在国家财税制度不断中，各区域也看到了“多劳多得”的必然性和好处，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由国家在区域之间进行利益再分配而造成的区域“多劳而不多得”或“少劳而多得”的局面基本上一去不复返。因此，各个区域都开始积极、主动地想方设法发展本区域的经济。
从20世纪80年代起，全国各区域都掀起了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研讨、制定和推行工作。开展的具体工作有经济区划、发展战略、区域规划、国土整治、城市体系建设规划等，各尽所长，各显所能，制定自己的经济发展方案。所有这些工作的核心就是要动员一切可用资源投入到经济发展之中，加快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步伐。由于这些工作是地方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的，在转轨时期地方对本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大程度的控制权（特别是资源投入和行业分配权）的情况下，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实施，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导向和规范作用。全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因此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每一个区域都取得了历史上所没有的经济发展高速度。
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强化了各区域的竞争意识。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各区域均是全国“一盘棋”中的一枚“棋子”，一个区域的经济怎么发展，基本上是由国家根据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需要来决定的，区域之间强调的是分工与协作。而在转轨时期，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和变化，使每个区域都感受到了经济发展竞争的压力。所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竞争意识逐渐地显露出来并不断地强化。表现在各区域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计划时，相对发达的区域以如何保持经济领先地位为导向，相对落后的区域以推行经济赶超战略为导向，有意与无意之中区域之间形成了各自的经济竞争对象。各区域基本上都是以加快本区域经济发展、增大本区域经济利益为经济决策与管理的目标取向，以此来处理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地方与中央的经济关系。尽管在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开文件中仍然可以见到要注意区域之间的经济分工、协作等字样或表述，但是，竞争意识已经深深地根植于区域经济发展之中，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所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率。对于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解放”出来的各个区域而言，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就会引导或其想方设法地调整过去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加快本区域的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区域之间的分工格局是东部以加工工业为主，部是以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为主。在产品交换中，东部输出的是加工制成品，部则是输出原材料及初级加工产品。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就开始调整加工制成品与原材料、初级加工产品、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异，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这几大类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并不是短时期内就能改变的，所以，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差异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响着各区域的收益变化。
显然，部区域在这种垂直的产业区域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东部的区域总体上是相对有利。尤其是在“计划”调节使原材料、初级加工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有所上升的同时，“市场”则把加工制成品的价格抬得更高。国家政策给部区域提升的利益却被市场给东部区域的价格“偏爱”所抵消了。这样，就促使部的区域采取了以资源就地进行深加工增值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即在当地资源开采和初加工的基础上，新发展加工工业，延长产业链条以达到资源进一步升值的目的。而对东部区域来讲，采取的对策就是，继续强化自己的加工工业优势，同时，设法发展自己的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的生产部门，以满足本区域所需。更重要的是，伴随，长期被压抑的人民生活消费需求开始快速地出来，造成轻工产品市场供给的严重不足，轻工业产品的价格日趋上升。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全国各区域都把产业结构的轻型化定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均着力发展轻工产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家用电器和一般的轻工产品市场供需逐渐趋于平衡的情况下，各区域都把汽车、电子、医药、建筑等部门作为主导产业予以重点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区域之间均出现了产业结构的趋同。
就全国而言，经济体制和对外战略的实施，使过去完全由“计划”统筹的资源、要素开始有机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出现公开或隐蔽地跨部门、跨区域流动。这对各区域而言，则既存在机遇，也面临挑战。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区域有可能利用其他区域的资源来发展本区域的经济，同时，本区域的资源、要素也可能从本区域流向其他区域，从而使本区域所拥有的资源存量与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量出现差额。例如，对于任何区域来讲都属于短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人才，开始率先冲破区域或部门的界限和的管束，明里暗里流向收益率高的区域。短缺的物资也在发生同样的流动变化。这样，对于有的区域，虽然本身没有这些资源、要素，但是可以采取措施从区外吸引；而对于另一些区域，只是名义上拥有多少资源、要素，可是，其中的一部分却流到了别的区域。面对这种局面，各个区域在利用资源时都先后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
一是同时对资源、要素灵活地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管理，即对在隶属关系上从计划时期继承下来的资源、要素，仍然强调计划管理(如对人才流动在户口、人事档案等方面进行关、卡，对资金的流动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及经济责任)，而对区外的资源、要素则用市场的手段(如给予安家费、给家属转户口及其他优惠)去吸引。
二是各区域利用资源的范围逐渐超出了其行政范围的界限，积极改善当地的投资，实行相应的优惠政策吸引其他区域乃至国外的资源和要素。
三是各区域还需运用经济的和行政的办法动员、引导资源向本区域重点发展的部门和地区集中，以尽可能地提高本区域的资源利用总体效率。市场需求的变化逐渐成为各区域资源配置的器，在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发展“短、平、快”的建设项目成了许多区域的共同做法。
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地方一直扮演着区域经济主体的角色。地方既代表了本区域的经济利益，又掌握着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权。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使各区域的地方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增大本区域的经济利益，本区域的经济利益，成为各区域地方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而对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地方与中央的经济关系的变化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家统一计划安排下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区域之间讲究的是以追求全国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协作。可是，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机制逐步成为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也随之而市场化。突出表现在，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转变为相互依赖基础上的竞争关系，互惠互利前提下的合作关系。具体来讲，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竞争已经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各区域在处理与其他区域的经济往来、交流的时候无不是以竞争的姿态来采取行动的。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开展区际贸易、或者封闭市场、联合开发等活动中，每个区域都基本上是从如何有利于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在竞争中取胜去考虑怎么做。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各区域之间在资源利用、产品供需、市场结构等方面又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所以，每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对于其他区域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依赖，不可能离开别的区域而。这样，区域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又是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展开的。再者，虽然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是主流，但是出于共同开发资源、开拓市场，共同利用各自的优势发展某些产业，相互结合参与更大范围或更高层次的竞争等方面的需要，相关区域又有开展合作的愿望。这里，合作与协作是有区别的。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合作是相关区域共同投资，按投入大小分享权益、承担风险，而协作则是为全国的整体利益，相关区域共同努力，一般不计利益得失。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区域合作的前提是互惠互利，即合作必须给参与的各区域都带来与其投入相称的经济利益，这是由区域之间的竞争所派生出来的。如果合作不是互惠互利的，那么，合作就基本上达不成协议或无法继续下去。总之，由于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和变化的影响，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使我们看到了近30年来，中国各区域之间既有激烈的竞争，也有广泛、积极的合作，区域经济发展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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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而言，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基本上是于中央的安排，中央叫干什么，地方就照办，中央与地方是发布任务与完成任务的关系。为了推动经济体制转轨，中央逐步地给地方下放了经济发展自主权，并相应地进行了财税制度，地方所代表的区域经济权益被凸显出来。在本区域利益的下，地方在与中央的经济关系中，不再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地方开始不顾及全局利益而保全本区域的利益。也就是说，地方在有的情况下已经不怎么听中央的话而自行其是。例如，在向中央要投入、要政策时，地方都想多从中央拿一些；而在承担国家的经济义务时，不少地方就可能与中央讨价还价。中央与地方开始了协商对话的时代。
区域经济失衡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经济发展会产生刺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可以说，人们对区域经济失衡的关注主要还是看到了它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负面的影响。我们认为，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区域经济失衡的负面影响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就不可能采取正确的对策去干预区域经济失衡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因为顾及某些方面的利益而对区域经济失衡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失去客观评价，既不夸大也不掩饰。我们认为，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对以来中国及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如前所述，面对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事实，相对发达的区域想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而相对落后的区域则要想方设法地追赶相对发达区域，因此，在发展经济时各区域就会自然地以本区域经济利益的得失来进行发展决策和管理。对广大内地省区而言，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他们作出了榜样，同时，与沿海地区经济差异的扩大又给他们添加了发展的压力，在这双重力量的下，内地许多省区的在进行经济发展决策和管理时就难免产生非的行动。对内往往搞急功近利，有水快流，快马加鞭；对外则搞和地方。总体上的发展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被“赶超”心理所左右。对于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主要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福建等经济快速增长省份及经济基础好的上海、、天津和辽宁)，他们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东移的主要受益者，经济发展的水平明显地高于其他省区，仅就区域经济失衡这个现象而言，其实并不对他们构成发展上的压力。可是，他们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转移的既得利益者，总是想维持或利用区域经济失衡来保持自己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优势，自己的既得利益。一方面，尽量在国家争取连续的直接投入和政策投入，强化自身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采取措施本区域的经济组织和要素过早地向其他区域扩散。而且，面对内地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展开的积极竞争姿态，沿海相对发达区域也不得不考虑自身发展的需要，推行更有利于本区域经济发展的策略，以能够始终走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
最为突出的就是全国各区域在调整产业结构时，不顾区域的具体情况，只以当前获利能力的高低来作为选择与淘汰产业的标准，大搞所谓“短、平、快”的建设项目，形成一阵阵的建设“热潮”。其结果就是造成区域之间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不断。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十分严重，据对全国各区域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的研究，1981年工业结构相似系数达到0.9以上的省区就有10个，而到1989年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大于0.9的省区已高达22个。如果只考虑区位呈遍在性分布的工业部门(即把煤炭、石油、冶金中的采选业及森林工业中的采运业等资源型部门排除)，则1981年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大于0.9的省区是24个，1989年是26个。在20世纪80年代，纺织、机械、食品、化工等部门基本上是各个省区的主要工业部门，工业结构的趋同也就是在这些部门发展上的趋同。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各区域又把汽车、电子、建材、房地产等作为主要发展部门全力投入，出现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趋同。
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全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少消极的作用。
第一，导致、助长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方主义行为盛行。由于各个区域都很关注自身利益的得失，所以在发展经济时不可避免地采取经济、行政的手段，甚至是国家政策的手段去干预与本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的一切事务。在企业发展方面，虽然给企业逐步增大了发展的自主权，但是，在产权从根本上仍然掌握在代表国家和集体的区域地方手里的情况下，地方通过行政关系而把握着企业的发展，就是对非国有经济组织也能运用加以干预。一方面，设置区域“贸易”壁垒，明目张胆地宣布政策不容许其他区域的同类产品加入本地市场，或者是给想进入本区域的区外产品收取不合理的附加费，提高其在当地市场上的销售成本，削弱其市场竞争力，从而为本地企业占领当地市场提供；另一方面，又本区域的企业把资金、技术等转移到其他区域，只让他们在本区域内发展，希望这些企业能带动当地其他企业的发展，解决就业问题。在经济管理和执法方面，许多区域都为了本区域的利益而失去的立场。一旦涉及跨区域的经济纠纷，地方一般都是偏袒本区域的企业，甚至工商、税务、、司法等方面的力量去本区域企业的利益。对于当地企业进行假、冒、伪、劣等活动，资源和污染的行为，地方往往从“原始积累的需要”、“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或“暂时没有能力顾及”等理由加以“谅解”，多数只给予轻微的处罚，有的甚至睁只眼闭只眼。
第二，加剧了市场分割现象。为了本区域的利益，不少区域都借助行政的办法，画地为牢，分割市场。如前所讲，由于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与相对落后的区域之间出现了较大的收益差别，因而激发了资源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内在需求。但是，各区域都从本区域的利益出发，人为地干预资源和要素的这种合理流动。一种做法是，不准本区域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流入到其他区域，实行关、卡、压。例如，对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人才跨区域流动采取卡人事档案、卡户口等办法进行，限定大学和中专的毕业生只能在本省区范围内就业；对银行资金借贷到其他区域，则追究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搞技术和信息方面的垄断，实现技术和信息。另一种做法就是其他区域有竞争力的经济组织的进入，有的地方还其他区域的一般劳动力的进入，以本地的企业和普通劳动力的就业。
第三，导致区域之间经济的无序竞争。上述地方主义行为，市场分割现象，常常在区域之间造成了对立的情绪。特别是区域产业结构的趋同，在资源和要素需求相同而供给又有限的情况下，就导致了区域之间对紧缺资源和要素的争夺。经济实力强的区域就用高价去收购别的区域的资源和要素，而经济实力弱的区域就只好使用去边界，不准资源和要素流出。例如，在人才的争夺方面，沿海地区由于社会相对宽松，用人机制灵活，工资收入比较高，对全国各地的人才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当地的地方就充分利用这些方面的优势，在户口管理、档案管理、职称、家属调动和工作安排、子女入学和就业等方面推行一系列地方政策，突破当时国家政策在这些方面的，对内地的各种人才大开绿灯，吸引他们离开原来的工作单位，纷纷涌向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这种竞争做法，对于内地省区来讲，无异于是一种“抽血”行为。而内地省区在清楚沿海地区的这种做法有害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受到和政策方面的种种，苦于没有正当的政策手段来面对人才流失的局面，就只有用，借助于计划时期的政策来进行对抗。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就爆发了许多资源大战，区域之间纠纷四起。原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各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已经面目全非。由于中央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来不及对快速变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特别是区域之间的无序竞争制定出相应的规范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必要的干预，所以，当时区域之间的竞争基本上是没有多少政策上的约束的。显然，在这种状态下，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
第四，削弱了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相互支持力。一般而言，由于受资源禀赋、需求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区域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上的相互支持作用，是互为依托的关系。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之间经济差异的变化，所诱发的上述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就削弱了区域之间传统产业上的相互配合。一方面，各区域都看到了高收益的经济部门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与拉动作用，争相发展附加值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当时短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最需要的轻工业产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这样，就造成了与此相关的资源和要素在国内市场上供给相对短缺。所以，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上述的资源争夺。同时，在这些部门的国内产品市场上，由于规模膨胀过快，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在一定的需求水平下，同类产品的市场往往提前出现了饱和。另一方面，各个区域的产业发展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高附加值的部门，必然就会忽视那些附加值低的基础性产业(主要是原材料和初加工行业)。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些行业基本上是集中在部地区发展。部地区对这些“传统”部门的放弃，就使得沿海地区在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的来源上遇到困难。加之，受中国国内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的价格、质量等方面的影响，在中国国内供给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沿海地区就开始从国外进口来解决这个问题。沿海地区的这种举动，反过来使本已衰落的部的原材料和初级加工部门进一步受到打击。从市场的需求看，虽然长期的短缺经济所蕴涵的市场潜力巨大，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区域之间差别很大，各区域之间的市场购买力的增长也就存在着很大差异。总体来看，沿海地区的市场购买力增长很快，而其他地区的市场购买力增长却相对较慢，特别是广大部地区的市场购买力相对增长更是有限的。可是，部地区在全国来讲地域宽广，人口众多，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这个市场没有有效地开发，就不可能对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强大的支持力。
此外，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对区域之间的经济影响传递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如，在经济发达区域由于经济发展快，居民的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大幅度增长，从而导致市场物价的快速上升，形成通货膨胀。然而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区域之间并没有有效的市场隔离措施，所以，发达区域的通货膨胀会很容易地通过区域之间的贸易而传递到欠发达区域，首先使后者的市场物价水平出现大幅上涨。欠发达区域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在物价上涨过程中就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和相对的损失。同时，发达区域工资水平的提高，也给欠发达区域造成了提高居民收入方面的压力。因为，欠发达区域的居民看到了发达区域的居民收入水平高，就自然地希望增加工资，这无论对欠发达区域的和企业都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再如，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经济的投入能力有限，所以，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也就有限。随着劳动力的不断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满足不了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就出现了失业或隐蔽性的失业现象。在此背景下，欠发达区域的部分劳动力自然就会到发达区域去谋生。如果涌入到发达区域的劳动力过多，发达区域也未必有能力来提供他们所需的就业岗位，于是也就面临着解决就业的压力。这种压力是由于欠发达区域自身发展不足，无法就地吸纳剩余劳动力而间接造成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进行大调整的时候，发达区域本身就存在不少失业问题。如果外来的劳动力过多，就业形势就更加严峻。
近几年，沿海少数地方的为了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本区域的用人单位优先聘用当地的劳动力，甚至不惜把正在就业的外地劳动力赶走。这种做法显然是了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公平竞争、雇主自主聘用劳动力的原则，属于典型的计划经济行为和地方主义，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就业问题上，当地的劳动者与外来劳动者的就业矛盾也时有发生。在沿海的一些地方，部分人认为是外来的打工者在与他们争饭碗，便对外来劳动力产生不满情绪，出现了对外来打工者公然进行，对雇佣外来打工者的企业进行等现象。欠发达区域外出的打工者受到歧视、遭的事件也不断地发生。可见，在区域之间经济交流和人口迁移越来越方便的情况下，区域经济失衡过大而引起的某个区域的经济问题还会传递到其他区域，给这些区域也造成不利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比在当地要更大。也就是说，由区域经济失衡导致的许多问题，对于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会出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后果，一个区域的“城门”失了“火”，就将殃及别的区域的“池鱼”。
第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率，引发或加剧国民经济的不稳定性。区域之间在资源利用和市场开发方面的无序竞争，显然会使中国国内的一些资源得不到最有效的利用，如，内地的部分省区把本地加工能力不如沿海地区的资源通过行政的手段“”在本区域内，结果是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很差，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且在加工过程中资源的利用率(特别是综合利用率)低。同时，由于市场方面的地方行为比较普遍，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形成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充分和有效竞争。这样，在客观上阻碍了在竞争中形成优势产业和大型的企业。相反，不少落后的产业和企业却在地方主义的下得以继续存在。另一个对全国经济整体发展影响大的问题就是由区域之间产业结构趋同而引起的重复建设。区域之间的重复建设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使中国国内的有限资源的配置趋于分散化和小型化，损失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应有的规模经济；造成同行业的过度竞争，市场提前饱和，大量的生产能力在形成过程中或刚投入运行不久就出现过剩，大规模资产被沉淀；导致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不能有效地发挥，加剧区域市场分割和经济秩序混乱；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投资需求的阵发性波动，成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隐患之一。
国家对区域重复建设的治理和整顿，往往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措施，一般不可能根据各区域同类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针对性和差异性的调控政策去扶持有条件的区域发展某个产业或没有条件的区域发展同类产业，而是采取“一视同仁”的“一刀切”的办法，力图把区域之间的重复建设在某一个的时间内全部、彻底地压下来。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良莠不分的情况。在对重复建设的治理中不少建设工程会“下马”，在客观上造成投资浪费。另外，国家对重复建设一治理，全国经济建设就会出现变冷，而国家一放松，各区域的同类建设又开始变热。长期如此翻来覆去，就使全国经济发展在冷热的变换中处于波动。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形成了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在某些领域过热、某些领域过冷，或者某个时期过热、某个时期过冷。显然，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