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全称为《资本论经济学》，当年，马克思在构思这部巨着结构时，曾有过“五篇结构”与“六册结构”的设想，但不论是“五篇结构”还是“六册结构”，其中都有“国家篇”或“国家册”的内容。
这是专门考察与研究有关国家经济属性、经济职能的理论表述及其实践规律的。遗憾的是由于后来情况的变化，使马克思原来的设想未能如愿，因而，也就没有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思想材料。不过，根据他和恩格斯整理的三卷《资本论》及其所留下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马克思认为，国家并不仅仅是一个阶级的机关和执行社会公共管理的行政机构，除此之外，它还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经济有机体。他指出: “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1］，“国家，这是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联合的”［2］50。恩格斯在谈到东方国家机构的构成时也指出: “在东方，总共只有三个部门: 财政( 本国) 、军事( 本国和外国) 和公共工程( 管理再生产) 。”［3］263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组成东方国家机构的三个部门，不论是哪一方面，尤其是第一、第三这两个部门，都具有其经济的属性。
国家的经济属性还体现在它履行职能的某种目的上。马克思早在 1853 年就针对在意大利北部地区伦巴第 － 威尼斯任总督的奥地利陆军元帅拉德茨基的言论明确指出: “拉德茨基在最近的一个告示中宣布，已由国家管制的、自 1847 年起以伦巴第者的财产为凭的一切债据和典契，均作无效。这种财产的做法，只证明奥地利国库 horror vacui〔害怕真空〕。崇尚温情的资产阶级过去到处拿当祭品自己的私有制。”［2］43恩格斯指出，社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免遭内部与外部的”，便创立了一个机关，“这种机关就是国家”。［4］347他还指出: “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不过是实现阶级利益的手段。”［5］250既然是手段，那经济利益自然就成了目的。可见，国家不仅具有和社会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是、社会与经济属性的统一。
国家的经济角色体现在社会经济活动各个方面，而且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综观《资本论》及其他一系列经典文献，国家的经济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社会财富的所有者。说国家是社会财富的所有者，并不是指国家仅对其社会附属物的所有，而且还包括它对社会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 如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 及社会部分剩余劳动或其价值的所有。这种情况，不仅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人类社会的早期，甚至连国家还只是处于刚刚发育的阶段，它就已经存在了。马克思当年在谈到欧洲古代社会的情况时曾指出: “在多瑙河各公国原来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但这种所有制不同于斯拉夫的形式，也完全不同于印度的形式。一部分土地是的私田，由各自耕种，另一部分土地是公田，由共同耕种。这种共同劳动的产品，一部分作为储备金用于防灾备荒和应付其他意外情况，一部分作为国家储备用于战争和教方面的开支以及其他的公用开支。”［6］274，275另外，他还指出: “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
( 2) 社会财富的分配者。马克思认为，生产的主体必然也是分配的主体，因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是生产决定分配。他指出: “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8］32国家作为分配主体既包括对生产要素的分配，也包括对社会产品及其价值形式的分配。在古代社会，国家对前者的分配往往局限于社会生产要素，如公共土地、水源等自然资源的分配，而在现代社会，除此之外，国家还对日益增多的社会产品，尤其是对社会剩余产品及其价值形式的分配。国家在对社会剩余产品及其价值形式进行分配之前必须首先得到可分配的对象，这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马克思指出: “国家，这是土地贵族、金融巨头联合的，它需要来实现对国内和国外的”，为此，它需要“用课税的办法向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经济保障。除此之外，在现代社会，国家还通过发行国债的办法，“向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借钱”来弥补不足。［2］50这样，课税与发行国债就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
( 3) 社会财富的消费主体。说国家是社会财富消费主体，是因为国家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机体，必须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撑。不然，庞大的军队、部队以及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的公务人员队伍就无法，庞大的社会机体也无法运作，进而、社会稳定也就无法，等等。因此，为国家这座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机体的与运作，就必须花费社会巨额的财政资金。这种花费还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得不断地增长。另外，不管怎么说，社会在这方面的花费是无法再收回来的，它永远都是只有出而没有进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都将此作为社会的一种非生产费用来看待，应当尽量减少的开支。
( 4) 社会的投资主体与生产经营主体。国家，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它还是一个投资主体或生产经营主体。众所周知，上文所说的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满足本身的需要、为与社会稳定所作的需要之外，它还要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其他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国家的这种行为，首先是一种投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花费或消费，因为这里的结果是社会物质财富与财富的增长，它带来的是社会财富的形态的变化与量的增加。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消费，那只能说是另一重意义上的消费，即生产性消费，或为生产而作的消费。在这里，国家既是一个投资主体，又是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主体。
( 5) 公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提供公品与公共服务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的经济职能。提供公品与公共服务，所涉及的不仅是社会的公共领域，还有更多社会的经济方面。马克思在谈到东方古代社会时指出: “亚洲的一切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9］762筑、开凿运河、营造森林、生态等这些不仅在古代社会是由来承担，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筑、开凿运河、营造森林等那些需要在较长时间内进行大量投资的工程，完全不能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因为“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10］272。因而，这些就只能“由公共团体或国家出资兴办”［10］260。所以，自古以来，从事公共工程建设，提供公品和公共服务就成了国家的一种经济职能，因而国家自古以来也就扮演着提供公品和公共服务者的重要角色。
( 6) 整个社会生产的领导与调节者。社会生产的领导与调节者，是国家的又一重要经济角色。马克思指出，对社会劳动的指挥与监督，既可以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也可以“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的所有者的对立所引起”。国家对社会劳动的指挥与监督，在以往的社会，尤其是奴隶社会起过重要作用，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里，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这完全同在国家中一样”。［7］432后来，由于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的尖锐化，逐渐使国家对社会劳动的指挥与监督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生产的领导与调节。恩格斯指出:“在托拉斯中，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的如此的剥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11］239所以，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定阶段时，国家便由社会劳动的指挥者与监督者转变为整个社会生产的领导与调节者。
国家的经济职能，有一个由萌发到形成、再到发展的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它只是国家或准国家社会职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没有形成一种专门的职能。当经济职能真正成为一种职能则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以后的事情。
马克思指出: “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足够的剩余劳动的，它在那时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让步比较起来，诚然是很有限的。”［6］312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国家对这一生产方式的帮助确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首先，对工商企业给予资金补助，使一大批货币所有者化蛹为蝶，或者对某些工商企业授予特许权，实行垄断经营，使之做大做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 “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如柯尔培尔时代的法国和直到目前的德意志若干邦就是这样。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垄断权的公司的形成”。［6］司马南被抓358此外，还有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等一大批公司也都如此。它们都是凭借国家的资金补助与特许垄断权，特别是后者，而迅速发展起来，使之能够称雄世界几百年的。
其次，推行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关税制度等，推动资本主义顺利完成了原始积累，最终取代了漫长的封建。在扶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的国家还使用了另外一些手段来加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与发展进程。马克思以英国为例指出: 仅在十七世纪末至少可“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关税制度”等因素。这里，关于殖民制度我们暂且不论，因为它是以“最的为基础的，”［6］861自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我们只看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使用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关税制度这些方式来推动资本原始积累的。
关于国债制度，马克思指出: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6］864“它象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因而“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6］865随着国债制度而来的就是现代税收制度。对此，马克思指出: “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资本主义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6］866它矛头所向，不仅对准了所有雇佣工人，而且也对准了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准了一切中下层，加重了对全社会劳动者的经济。
“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6］867至于关税制度，它不过是“通过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等来本国人民，而且还要用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6］867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就是国家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为襁褓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予的扶持与帮助。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就是在其国家这样的溺爱与下，顺利度过了它的创业期，并且不断强大起来，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首先，利用立法与司法，为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提供制度服务。这里所说的立法与司法，不完全是意义上的法，除此之外，它还包括的方针、政策、决定、决议，以及其他形式上的规则、、条例等等。恩格斯指出: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 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即国家。”［12］309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立法与司法，一方面是为了有产阶级的财产和利益，另一方面还是为了给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规则，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曾涉及过资产阶级国家的工厂法、银行法、土地法、谷物法、公共工程法、移民法、济贫法等许多法律文献。
其次，通过加强公共基础工程建设，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公共基础工程建设，提供公共服务是国家应尽的职责。除了如修筑铁、疏浚河道、生态治理与等公共工程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外，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在其他方面提供更多的服务，如财政、金融以及组织移民等。在《资本论》手稿及其它经济文献中，马克思就曾考察过法国易十四时期，怎样推行财税制度，建立统一关税等措施来促进国内、外贸易，发展国内实业等方面的情况。
再次，开拓市场，为社会再生产的不断更新提供市场服务。市场，既是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又是社会再生产不断更新的根本所在，它既决定微观，又影响宏观。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不繁荣、景气不景气，就看生产出来的产品有没有市场。所以，开拓市场，始终是资本主义生命攸关的大事。马克思指出: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13］469，它“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4］当资产阶级的这种努力遇到困难或障碍时，立马就会国家的权威或影响力来予以排除。资产阶级国家在开拓国外市场的同时，还通过“实行关税制度”［6］649来抵御国外商品的进入，巩固自己的国内市场，确保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首先，以资本所有者身份直接投资兴业，控制社会经济的关键部门。国家既然是社会财富的所有者，直接投资创办企业乃是必然的逻辑。尤其现代社会，国家不仅是一般社会财富的所有者，而且还是资本的所有者; 投资兴业，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它干预社会经济的重要手段。如当年的英国，其英格兰银行、熔铝公司、制铜公司、玻璃公司等，就是英国直接或委托下兴办的实业。此外，如法国船舶修造厂和舰船制造体系等一大批企业，普鲁士的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以及铁、烟草公司等等，都由当时的直接创办或经营的。资本主义国家兴办这些企业，就是为了控制社会经济的关键行业，同时也是为了开拓殖民地，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财源与资源，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
其次，利用社会财富分配者的身份，直接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干预经济经济运行与发展。资产阶级的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主要是以国家预算的方式实现的。一方面，它通过收入预算，将社会的一部分国民收入以课税的形式集中起来作为国家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以此为基础，按一定的比例分配于社会经济各部门，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及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马克思曾在自己的一系列文献中，尤其是在他的50 年代的文献中，详细考察过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国家预算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一些具体情况。
4． 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生产的领导者与调节者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与调节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社会生产的领导者与调节者，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与调节，还通过利用其他的经济与法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首先，利用财政手段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在调节社会经济活动时，资本主义国家还特别重视财政手段的作用，因为这是被长期实践证明的确实有效的好办法。当时的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调节社会经济运行，曾设立了各种各样，甚至是数不胜数的税种。其中，资本税要求凡数量相等的资本，不管其利润率是多少或者有无，都必须向国家缴纳同样的税赋。对此，马克思指出: “这样，就会使闲置资本投入流通，从而增加了生产资本，而已经投入流通的资本则会加速周转，从而生产更多的产品。”［15］340另外，它还能“使资本从利润低的农业流入利润较高的工业，使土地价格降低，使土地的占有集中，使农业采取英国那种大规模耕作方式，从而使十分发达的英国工业转移到法国来。”［15］340其次，国家还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与资本市场的控制，增加或减少对货币与资本的供给，或影响其流向，来调节社会的经济结构及社会供给与需求。关于这方面的内容，马克思在早期的一些经济文献中有过具体考察，后来又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作过详细的理论阐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它的一些经济文献中，还研究了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对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职能作了科学阐述。
马克思指出，巴黎“的经验证明: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当获得后必须对社会进行全面。就经济方面而言，必须“运用自己的，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13］489并且认为这是“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16］305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为了建立这一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武力“者”与用“合作社”小生产的两种途径与方式。这其中，“者”可以是武力的，也可以是和平的，即利用经济或“赎买”的方式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这两种方式都作了研究，认为都有可能，关键取决于资产阶级老爷们( 包括大土地所有者) 的态度与行为。恩格斯指出: “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 马克思曾向我讲过( 并且讲过好多次! ) 他的意见: 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17］585当胜利了的利用经济或“赎买”的方式对资产阶级进行，正是国家履行其经济功能的表现。
小生产就是以合作社的方式把手工业者农民组织起来，将他们的个体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里，国家除了“提供示范”之外，还要给予他们一定的“社会帮助”( 如低息贷款、提供农业机械与技术等) ，［17］580在他们完全自愿的前提下，逐步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轨道上来。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要能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就要创造出比其具有更高或更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国家的第一个乃至始终如一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3］489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不是象资本主义那样是为了获取更多财富或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全社会劳动者的各方面需要，使之获得“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 “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 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充分发展吗? 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不是在某一种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 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8］486这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
组织好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职能。首先，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必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消除以往社会所有过的剥削与被剥削现象。马克思指出: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11］21不过，其“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11］21这样，也就消除了以往那种一部分人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可以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不合理现象，真正实现了多少代人为之奋斗的那种平等劳动与平等分配的美好境地。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唯一科学合理的分配方式。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职能更体现在社会经济的宏观领域或再分配方面。在这方面，必须正确处理好一系列复杂关系，如在生产方面，要处理好当前生产与长远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 在分配方面，要处理好国家与企业及劳动者利益、个人需要与整体需要、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的关系，等等。要处理好这诸多关系，就必须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之前，作出一系列扣除: 即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和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11］19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指出: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等等。”［11］21只有这样，才能有足够的物力与财力，更好、更多、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及其他社会事业，以满足全社会劳动者整体与长远的发展需要。在这方面，对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平等的、一样的。这样，在社会分配的宏观领域也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劳动与平等分配，达到了共同富裕的美好境地。
计划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直接对立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规律性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即《〈经济学〉( 1857 －1858 年手稿) 》中确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甚至是“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8］120在《资本论》第一卷，他又把“有计划的分配社会劳动”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按劳分配一并提出，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出来、确定下来。［6］96，99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甚至把社会主义社会干脆直接称作是“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7］745后来，恩格斯则更是把它看作是人从动物界脱离出来，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王国的飞跃”的根本标致。［16］308可见，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该是多么的重要!
当年，马克思( 包括恩格斯) 考虑到社会主义一旦在落后国家得到实现，生产资料及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决定了它必然还需要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出了要利用价值规律，做好社会宏观经济的计划调节与管理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国家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时还要按照价值规律要求，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马克思认为，计划规律与价值规律都不过是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就是决定价值实体及其量的那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此，这就为计划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提供了现实基础。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 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马克思看来，国家自古以来就不仅是一个实现阶级的机关和从事公共管理的行政机构，而且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实体。它是社会财富( 包括生产要素) 的所有者与分配者、社会的投资者与生产经营者、社会公品与公共服务提供者、社会生产的领导与调节者，如此等等。它投资实业、进行生产经营或管理，实施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领导与调节，以及为社会提供全方位服务等，皆逻辑使然，自在情理之中。因而国家，从本质上讲也是经济的，特别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
较之以往，社会主义的国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其经济行为一方面是出于履行上层建筑国家的职能，另一方面则更是出于它的经济本性与本能。因此，无论出于何者，它干预社会经济活动，领导和管理经济全局，都是其本性所致，有其铁的必然性与天然合。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对之进行经济学思考，更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国家的本质、本性与作用的理解和认识。
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进行经济学思考，加深对国家的本质、本性与作用的理解和认识，一方面，旨在厘清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做到各尽其职，各负其责，做好各自该做的事，共同调节好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另一方面，也旨在厘清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这其中，要注意把握好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的国家，以及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的国家与作为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国家在职能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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