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人文修养，就要接触到人文学科的界定。在我国，传统学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来分类；“五四”前后，学术界开始作现代的分类，像胡适所说的“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文学的归文学”；到了上世纪50年代，开始明确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但对人文学科却有所忽视。30多年来，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逐渐重视起来，当然，还不能尽如人意。一般认为，社会科学应该包括经济学、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等。如果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都是以人为中心，那么，比较起来，人文学科是更贴近人的，甚至可以说是研究人本身的学科。语言是人的思维工具，文学表达人的愿想与追求，历史是人的记忆，哲学体现人的思维。人文学科，整体上说，关乎国民素质与民族；个体上说，关乎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的作用是基础性的，靠着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国传统中对人文特别重视。我国最古老的经典《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用人文来天下，实际正是人。
我们说科教兴国，但绝不等于技术兴国，其间存在着人文导向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的，有些人，见利忘义，失去了底线。靠什么来救治？这就离不开人文。单看经济管理，似乎与人文导向无关，可是，怎样进行资源配置、如何生产、谁来生产、什么时间生产、为谁生产、生产多少、怎样销售、如何搞好售后服务、产品利润如何分配等等，又直接关涉到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导向，而不再是技术范畴的事了。爱因斯坦说过：“（自然）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和职能的范围之外。”近些年，我国一直在推行素质教育，这是至关重要的。还是爱因斯坦讲得好：“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社会伦理准则）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却是最基本的。”那就要靠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教育。
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掌握某一门科学技术，但人文素养却是每个人都不可或缺的。美国成大师戴尔?卡耐基说，人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建立在技术上，其余的依赖于人文工程。没有科学的教育，只是培养理想固然称不上教育；同样，没有人文影响的教育，只是传授知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所谓教育，本质上是人的灵魂的教育。人文修养是综合的，不是单一的。复旦大学提出“通识教育”（其实就是文化素质教育）的概念，核心课程包括：文化传承、世界视野、科学与科学研究、性思维、生态与生命关怀、审美体验。这些都体现了人文学科的内容。美国哈佛大学有个著名的“零点项目”研究计划，专门研究上世纪50年代苏美空间技术的差距，它不是仅仅限于技术层面，而是从人文素质的落后来探索美国空间技术落后的原因。1988年诺贝尔得主巴黎，会议宣言的第一句线世纪下来，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高科技发展到需要人的去驾驭时，需要用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去治理，要爱这个社会，爱自己的民族，爱我们的地球。
比利时普利高津教授1968年提出一个“耗散结构”的概念，就是物体是一个系统，不断对外交换，吸收了又排除，以保持本身的稳定形态。借用这个说法，我想说：凡是活着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人本身也是一个系统，需要不断地同交换物质与能量，充实、壮大自己。现在是一个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每天的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不同持续地“交换能量”，就无法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这就需要加强学习。有这样一句十分透辟的话：“人的后半生是让前半生点亮的。”说的是年轻时应该抓紧时间提高自己，努力增强人文修养。可是，人们普遍面临着一个尴尬情况，反映了人生的无奈：“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意思是，年轻时头脑好使、适合读书，却优游岁月，不去认真读书；到了中老年，知道读书重要，想要去认真读书，却因头脑迟钝，记忆力差，不容易读了。正所谓牙口好时吃不着肉，待到珍馐满桌了，却又牙口不好，嚼不动了。
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着大量的新课题、新情况、新矛盾，对干部（包括基层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整体来看，新时期广大干部优势明显，文化程度比较高，大多受过系统教育，思维敏捷，接触面宽，组织能力、应变能力、适应能力比较强。但也毋庸讳言，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思想理论素养还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许多情况下只能照本宣科，重复一些术语，而缺乏分析、判断能力；工作、学习中，尚处于经验形态，而没有上升到理论形态，缺乏必要的学养支撑，缺乏真知灼见，不能从理论高度、思想深度上加以指导。二是有些同志知识面比较狭窄，视野、思不够开阔。眼界、胸襟直接关系到思以至思想境界。因此，中央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突出地指出了这一点。多数同志文化底蕴不足，所熟悉的是工作任务，而并非学养，可以说，有职业而没有专业，甚至也没有事业。三是思维方式比较陈旧、圈子比较狭窄，接触面有限，交游不广，特别是不善于同一些非党干部和专家学者交朋友、打交道。干部应该以为榜样，广交朋友。有的同志可能会说，你这样讲不符合实际，我每天都在开会、参加活动，都在打电话、约谈、会见、餐叙，怎么能说交游不广呢？我说，你那是开展工作，联络事宜，充其量属于一般性的生活交往，并不等于交流思想、“交换能量”，更不等于结交挚友。四是从作风上说，有些同志心浮气躁，浅尝辄止，煞不下心来，坐不住。每天应酬太多，参加活动太多，看电视剧、从电脑上浏览信息太多，而读书、思考、研究问题太少。加强人文修养，恰好可以弥补上述存在的缺陷。
有的同志要求我讲讲自己成功的径。径是有，但成功谈不到，而且，有些方面缺乏普遍性。我在正式接受学校教育之前，曾经读过八年私塾，打下了比较的国学功底，但是缺乏新的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数理化，一窍不通。进入中学以后，才开始补课。参加工作后，我非常重视理论学习，1965年，作为学习毛著作积极参加过全省表大会。“”期间，我过两遍《鲁迅全集》。70年代，我下了很大工夫，系统地钻研过《宣言》、《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原著。这些经典著作，使我受益无穷，特别是《反杜林论》，对我世界观的形成，以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起了极大的作用，也奠定下较好的哲学基础。传统文化教育，对文学、史学功底的养成至关重要。过去讲，六经皆史，文史不分家嘛。这条学习子未必有普适性，但有一条可供借鉴，就是我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非常扎实，我坐得住冷板凳，肯于卖力气，能够下苦功，而且做到持之以恒。学习最怕的是从兴趣出发，浅尝辄止，浮躁。读书不是最终目的，最后要能从知识形态化为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化为人生智慧。
我以为，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恐怕没有条件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系统的研究，比较适当的方法是结合实际，找准一个切入点，然后向纵深扩展。学习，最根本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努力从朴素型、经验型、自发型、执行型，进入理论形态、系统形态、超前形态的研究探索，通过科学理论武装，提升思维层次。这样才能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在这里，哲学思维是最重要的。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成为问题。
当前，研究理论问题有一个很好的角度，或者说是门径，就是从科学发展观入手。因为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基础上提出来的，既集中体现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又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里面涵盖了哲学思维、经济增长、物质财富积累、生态和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规律；既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又重视经济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既要统筹国内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又要加速对外，参与国际竞争，应对发达国家竞争优势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围绕科学发展观，实在是一个学习科学理论、增强人文修养的理想课题。
人们通常说，学习是为了获取知识。这当然不错。在知识激增和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决定高度，知识是的基础和财富的源泉。其实，若是细致地分，这里有三个层次：一是搜罗信息，二是获取知识，三是掌握规律、增长智慧。市场经济，商业社会，人们自然都重视信息的获得，每天打开电脑、电视、，看到的都是信息，可是，如果仅仅满足于信息层面，不能做进一步的深入探求就是问题了。信息是事物、事实、认识的展示，可供人们据以分析与参考，它强调的是新鲜，但这只是“初级阶段”。如果把信息看作是矿砂，那么，知识便是大量的事实与认识的矿粉投入熔炉之后，提炼、组合而成的可供使用的材料。这是第二步，也还没有最后完成，还须进入更高级的阶段——探索规律，增长智慧。用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三个层次：古籍《战国策》上有这样一段话：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仪狄造出酒来，这是信息。造酒技术很高超，味道十分甘美。这就有了知识含量。大禹喝了，慨叹说，后世君王肯定会有因嗜酒贪杯而致者。这就是智慧了，带有高度的预见性。
我国发现哈雷彗星，始于殷商时代，春秋时期开始记录，一直到清末，两千余年从未间断，共计有31次出现。这可称为世界唯一。但是，却不知道这出现了31次的彗星竟是同一颗。就是说只是停留在信息层面上。到了17世纪，英国天文学家哈雷依照牛顿的引力定律，算出了彗星的轨道，预言了它出现的周期——76年回到太阳身边一次。这就上升到了知识、规律的层面。还有一个实例。1935年，毕业于医学院的奥地利的洛伦兹，在继承祖业行医的同时，从事动物学研究。一天，他偶然发现，一只刚出世的小鹅总是跟随自己转，他立刻推测到，这是因为小鹅出世后把第一眼看见的人当作了它的母亲。这种现象，只要生活在农村，都会见到，新孵出的鸡雏，会跟定你不放。大概很少有人思考其中的奥秘吧？可是，那位洛伦兹却据此推论：大多数动物在其生命的初始阶段，都会无须强化而本能地形成一种行为模式，而且一经形成便很难改变。从而创造出来一门学问——现代动物行为学，获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学。
大部分知识都是专门的，是关于某一领域、某一科目、某一程序、某种思想方法、价值准则等方面的认识。知识再进展一步，就成了思想观念、价值准则、规律性的认识。各种具体知识之间很难会通，但当它上升为思想意识层面，从中获得和，就可以触类旁通、豁然贯通。而智慧则是知识与思想的，是由死变活、经过的知识与思想，是灵魂，是起统率作用的。知识关乎事物，充其量只是学问；规律反映问题的实质，触及深层的底蕴；而智慧则关乎人生，属于哲学的层次。马克思把哲学比喻为“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意思是哲学是武装头脑的，是在前面指导人生的。黑格尔说，哲学是反思的科学，是事后的思索，因此，他把哲学喻为“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两位大师讲的都是关乎智慧、关乎人生的。古希腊的哲人把哲学说成是爱智慧。智慧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因此可以说，智慧是应用于实际的哲学，往往表现为一种判断、决策与战略抉择。它并不是小聪明，也不是一般的谋略，而是一种大智慧。
我们党集中了一大批富有大智慧的思想家、战略家。像的军事智慧，的外交智慧，的智慧。作为的总设计师，的“一国两制”、“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争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等许多方面，还有苏东剧变时提出的六句话：“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后来又加了一句：“有所作为。”都表现出高屋建瓴的惊人智慧，对全党全国富有重大的直接指导意义。看得出来，智慧反映的是一种预见性、全局性、战略性、超越性与实践性。
有人说，三到五年，世界上的知识就增长一倍，但决不可能人类的智慧三到五年就提高一倍。现在，信息和知识已经多到了爆炸的程度，但并不能说，思想和智慧已经多得到了爆炸的程度。知识的演变是，而哲学智慧的历史演变，不是的。有人把古代哲学说成是萌芽状态的，朴素、低级的，这是把科学知识的概念移入到哲学智慧的评价。其实，孔老之学，周易之学，直至两三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无法超越。再者，哲学观念是历史性的。有人用的、平等观念古代社会，而对权威、等级观念持态度，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权威是必不可少的，恩格斯就专门论证过。否则，社会将无法运行，更不能安定。在学习、思考和研究中，为了获得智慧，是至关重要的，但有了知识不一定就能具备。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博学不能使人智慧。”关键在于能否使知识、学问由死变活。智性过剩，不足，是一些搞学问的人的通病。
哲学之外，人文学科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学，学习历史贵在结合实际。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学习历史。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未来。我们可以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做法。前些年，同志曾经邀请八位教授就有关历史专题进行讲述。其中一篇是就民族边疆史以及教问题展开的，并且以清朝为例。应该承认，清王朝的民族、教政策，较之以往各朝代都是成功的。基本策略是八个字：恩威并施，宽柔相济。主要内容是：一、加强中央的权威，采取灵活的措施。对边疆少数民族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理机制：对新疆采取伯克制，对蒙古采取盟旗制，对采取和合治的教体制，对西南边陲采取土司制度。有个说法叫“因俗以治”，是乾隆朝提出来的。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就吸收了其中的积极成分。二、笼络和利用少数民族的上层进行。三、利用藏传佛教作为工具。四、移民开发边疆。有些内容和手段，属于封建者的工具，应该摒弃。但那种结合实际，区分对待的思维方式，是可以借鉴的。
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这就是说的“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这里就牵涉到传统文化和国学的问题。传统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区分此一民族与彼一民族的核心标志。许嘉璐先生说，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灭种。文化存族存，文化亡族亡。从内部说，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民族素质，我们内在、气质的源泉；从外部说，关涉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国际地位；往长远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在这里，传统文化是民族之根，文化之源。
传统文化以至整个文化，分为三个层次：文化的物质层面是表层的；而价值观念、规范、教、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属于最深层次；介乎两者之间的是典章制度、法规体制。传统文化从学理上讲，有三大支柱——儒、释、道。儒、道是本土的，在中国最先产生。东汉以后，中经两晋南北朝与隋唐，佛教文化传入，形成三足鼎立、相辅相成的局面。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这是南宋孝的话，大体上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一是连续性，二是渗透性，三是吸纳性，四是稳定性。
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包括知识、、艺术、教、哲学、法律、等等。而国学，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国学是与相对应而提出来的。梁启超1902年创办《国学报》是个标志。国学内容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小学，具体说，就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二是，有的叫“五经”，有的叫“六经”——《诗经》、《尚书》、《易经》、《礼记》、《乐经》、《春秋》。国学的代表作，叫做“三玄”（《易》、《老》、《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少了一个《乐经》）。国学的特性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根脉之学，凝聚之学（和谐），兼容之学（，不是封闭的），经世致用之学（修齐治平）。
这里最根本的是“”。在《论语》中，孔子着重说明一套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社会行为准则，是从社会整体性上来把握怎样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人文规范，而不是技能、工具性的知识。孔子的学生曾子，感到孔子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修养自己的心身，于是便写下了正心诚意的道和规律的《大学》。曾子的学生子思认为他的爷爷——孔子没有详细说明生活方式的问题，于是便写下了生活方式的道和规律——《中庸》。子思的学生孟子则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于是便留下了行为方式的道和规律——《孟子》，这是一本专门探讨人类行为方式的专著。孔子所讲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多元互补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报怨的处世待人规则；仁者爱人，德政的理政的规范等，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是全世界人民共同认可的文明。传统文化，谭凯的妻子振兴国学，必须重视中国文化的源头经典。这要育入手，在全民中普及。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子曰：“庶矣哉！”——孔子感叹人口稠密众多。冉有问，人口已经众多了，然后又该怎么办呢？子曰：富之。——孔子回答，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子曰，教之。——这里的“教之”是指提高人民大众的素质。在“国学热”中，一些学者走出书斋，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对经典作通俗化的解读，了人们的研究兴趣，人们重新认识它的价值。这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同时也产生一些偏颇。应该看到，对国学经典的任何阐解，都必须还原到其所据以产生的社会中，并以符合其自身特质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来进行，否则就无法准确地传达其深邃内涵。现在有些解读，随意穿凿附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到古人头上，结果造成了误读，把牛奶变成了代乳粉，严肃的经典变成了心灵鸡汤。
本文由 恒宇国际（www.neivn.cn）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