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以及历史发展道、模式的多样性。地理、政区、经济类型、移民、城市发展以及地方、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构架和有着密切的关系。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区城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思。对区域历史地理剖面的考察可以从人口分布及其变动、土地利用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方言、风俗等几方面展开。
拙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围绕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的概念、其设定与划分以及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内容等问题展开了初步考察。本文在前文基础上，主要就区域多样性及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思两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期有助于对此问题的认识。
即使是完全非专业的普通人，在其生活经验中，也常常强烈地感受到不同区域之间在自然、居住人口及其生产方式、居住方式、文化形态(特别是方言和习俗)等各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显然与长期以来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这些差异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空间与历史》一书中曾用抒情的笔调写到法兰西的多样性:
法兰西的千姿百态说来己是老生常谈。同样还可以说，它的地域“斑驳法离为世所罕见”，顽强地显示其令人惊叹的“乡土特性”，优如一幅“风景镶嵌画，其复杂多变竟是绝无仅有”。“远行人足迹所至……景色始终在变化”。每座村庄，每个山谷，每个地区，莫不如此。……每座城市、每个区域、每个省份更各有其鲜明的特征:不仅是别具一格的自然风光，不仅是人打下的各种烙印，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习俗，“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确定基本人际关系的一整套准则: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和邻居之间的关系”。
区域间在自然与人文面貌上的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的延续，它们“在昨天比在今天更加明显”。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且不说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较大距离的区域差异(如大区之间与省际的差异)，即便是在乡村旅行，我们也会发现，每隔二三十公里，生活方式、自然条件、聚落类型乃至田野形象和色彩全都会发生变化。这些地域特性早已渗透在平民百姓的心坎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外人看来，也许某些区域的特性不明确，或者地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然而，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些地区特性却是清晰地存在着的，本地区与相邻地区的边界也非常清楚。“就小型地区而言，边界概念对我们已然(变得)陌生，并且这一概念看来似乎十分牵强……可是，在人的心目中，概念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毫不含糊。农夫们终日劳作在田野上，正是依据周围的景物变化，他们能够确定不同地区的分界线:例如，在小河的对岸，穿过小树林，到了山坡下方，就是另一个地区了。”虽然随着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地区特性似乎正在逐渐消失，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一个地区发生的变化，都有别于邻近的其他地区，或者变化的方式各具特点，从而造成了界线分明的新差异。
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地理景观(自然与人文的景观)上，还表现在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方面:不同区域经济开发的进程与开发模式、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乃至模式、文化形态诸方面都会有很大差异。在汉代，当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时，长江中下游的所谓楚越之地，还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褥，果隋赢蛤”，基本上处于原始农业状态。而自然条件与开发起步都比较相近的长江中游江汉一洞庭湖平原和下游的太湖平原在后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却走过了差异相当大的道，并形成了风格迥异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就形态而言，中原地区较早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建立了中央，实行统一的行政区划；而在游牧民族地区，则长期盛行军事奴隶制或部落联盟，人民随季节迁移。山区和边疆地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长期游离于中原王朝的之外。西北沙漠中的绿洲范围有限，相互间以及与的联系困难，所以形成“列国林立”的局面，其模式也与中原王朝有很大不同。凡此，都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及其具体表现的差异，我们将这种差异称为“历史发展的地区差异”。也就是说，地区多样性包含两重场义:一是景观(包括自然与人文的景观)的多样性，二是历史发展道与模式的多样性。
地区景观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根源于自然特别是气候与地形的多样性，而距离和辽阔地域则是其形成发育的前提。正是由于地域的辽阔，积年累月形成的地方特性才得以保存。需要说明的是，每当我们试图讨论区域问题时，第一个印象往往认为区域是为了管理、描述或研究的方便而设定的，事实并不尽然。实际上，区域是先于统一国家的客观存在，正是在国家形成和统一的过程中，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地区的村庄和集镇、集镇和城市、地区(郡、州、府)和行省，才终于被缝合成一个整体。同时，也正是因为统一国家与中央的存在和高度发展，使多样性的地区经济成为可能，并进而了社会与文化之地区多样性的存在。很难想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寡民小有风采多样的地区。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是多样性的地区经济得以发育的基础，而大一统中央制下对于土地所有者的赋役关系以及对于城市和经济活动的统制政策，在客观上打破了区域间货物流通的障碍，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较早发展，从而提供了这种基础。卢云在讨论文化区域问题时，认为自然、行政区划、经济类型、移民以及城市发展是影响中国历史文化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导因困，这几方面与地区景观及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也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补充，我们还注意到地方和方言、风俗等文化因素在多样性区域之生成与演变中的重要作用。这里的“地方”，主要是指地方与军事地位的特珠性，如京徽地区和边疆地区，就常因其特珠地位而形成独特的地理景观以及历史发展轨迹。至于方言、风俗等文化因素，则既是地区多样性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促进地区多样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地区景观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构架和有怎样的关系?换言之，历史发展的区域差异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是否有影响?有怎样的影响?70年前，K.A.魏特夫(K·A·Wit-tfogel)在他的名著((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ehaftund Gesellschaft Chinas)中提出了“中国经济一核心区”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处于农业国时”，这些核心区从西北到东北、到长江流域，曾有过3次变动；根据这些变动，他得出了中国文化发展三阶段论的观点。冀朝鼎于1935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Key Ee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 contorl，中译本由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则从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形成及其转移入手，阐释了中国历史替出现的统一与现象的经济地理基础。经济区和经济重心的概念与研究思为中国史学界引进并继承发展，而将其与中国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的思想方法却因为有地理决的嫌疑而遭到摈弃。然而，魏特夫与冀朝鼎的思想方法却给我们一个重要，使我们认识到:从地理的角度，由中国地理区域的多样性以及历史时期区域开发层次的巨大差异入手，探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认识。
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中提出了一个看似很突兀的问题:“地理是否创造了法兰西?”这一提问是基于法兰西客观上是一种地理存在的认识之上的。我们不妨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地理是否创造了中国?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地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回答这一问题显然是笔者目前学力之所不能，邻家小妹让我欲罢不能我们也无意于进行几近于文字游戏的单纯的理论探讨，这里只是提出一种思考的方式，即:从地理的角度，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我们暂时沿用这一提法)长期延续性的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与中国古史分期，特别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时限如何划分有关。西周封建说(一般认为始于公元前12世纪)为时最长，下至鸦片战争，共达3000年之久；春秋战国之际(一般认为始于公元前5世纪)封建说，有2400多年；魏晋封建说也有1700多年。而西欧的封建社会一般是始于公元5世纪，结束于17、18世纪(典型的西欧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更短)；沙俄则始于9世纪，结束于19世纪；日本也大致始于9世纪，结束于19世纪末期。对比之下，即使取魏晋封建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时间也是最长的，其它二说则长到超过两千年。所以，对比欧洲与日本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确是长期的。因为长期，自然而然也就有停滞之说。表面看来，这在逻辑上是顺理成章的。但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从宏观上看，生产力是否还有发展?生产关系是否已经基本上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之不能继续上升?我们注意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大约在唐代中后期开始，之后的一千多年间，大致可以说是已趋停滞。但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江南以及闽、广与云贵各省，就都不然。正是在封建社会后期，这些地区经济上才有较显著的发展。只有到18世纪中后期，也就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看出南方经济上也已趋于停滞。因此，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之说，看来最多也只能符合黄河中下游的情况，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显然不是如此。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各有特点，其发展状况也很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自不待言，汉族居住地，南北之间在历史时期也很不相同。因此，不宜简单地谈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性，而应区别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特别是从南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就更不宜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为代表，作为衡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尺度。这一认识反过来又促使我们从地理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地理的角度，我们注意到，中国地域广大，也是原因之一。正由于中国地域广大，所以当中心地带的封建生产关系发展到了顶点、已成为生产力的因素之后，人们就可以到其它地区寻找发展的机会，封建生产关系也就因之而转移到一个新的地区，在这个新的地区，封建生产关系往往还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不仅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还能起到促进作用，从而表现出某种生命力。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中心不断迁移的过程，也就是封建的生产关系的重心不断迁移的过程；同样，边疆地区、山区的不断开发，也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不断扩展的过程。此其一。第二，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不同的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形态是多种多样的。生产关系的多样性给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当一种生产关系形态已表现出、落后时，就可以选择另一种形态。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的包容性与自调节机制与中国的地理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历史地理研究的任务既然是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面貌并探究其演变过程、原因及其规律，那么其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就必然是恢复某一历史时段的地理面貌，然后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地理面貌的比较，找出其前后的变化。H.C.达比曾经指出:如果地理学家能够勾画出一幅在时间系列中过去某个点的地理剖面，那么他应能照此继续勾画出数个这样的剖面。这些依次排列的地理剖面，便反映了演变。用历史叙述的方法，可以将逐次的剖面连接起来。于是，一系列的剖面和对剖面的历史叙述，便将地理学家的方法和历史学家的方法结合起来。有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采用这种方法，例如A.H迈耶(AIfer H·Meyer)在1935年发表的有关美国印第安那州北部和伊利诺州堪卡基湿地的研究，就是重建了4个时期的湿地地理面貌:1840年以前印第安人狩猎与法国贸易时期，1840一1880年围猎和拓荒农业时期，1880一1910年牧畜业与猎野禽时期，1910年以后玉米栽培与沿河渡时期。这样的分期显然是以土地利用方式为出发点的。达比于1936年出版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1800)所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
实际上，历史(即时间的)剖面的方法传统上用于历史科学，按时代分析历史事件是历史学的特点。所有的历史剖面可以按照一系列组成要素分类，如某一时间段的地理剖面、人口地理剖面、经济地理剖面等。这些研究都有自己的目的和区分及分析历史剖面的系统方法，而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即:它只能提供对某一种历史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及其形态，而无法在整体上重建一个地区的历史面貌。因此，我们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建立整体性历史剖面(更确切地称之为“历史地理剖面”)的方法，并以之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自然、人口、经济和文化地理状况。我们相信，连续的整体性区域历史地理剖面的建立，是考察历史地理区域之生成、演变过程及其规律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连续的历史地理剖面虽然的确可以提供有深度的讨论，但在实行中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地理景观中的不同要素，既不是同时，也不是同一速度变迁的。例如湿地的水排除了，但是荒地并没有开垦。有些资料要在不同的剖面中讲了又讲，有时甚至已经发生了变迁，重复仍难避免。”这些问题虽然也可以解决，但常常不容易找到妥善的办法。最困难的还在于连续剖面的选择要符合整个区域的显著变迁。怎样吹剖面时间密度是合适的?在前述迈耶的研究中，每隔三四十年就建立一个地理剖面，这在美洲近现代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显然是必要也是可行的。但是，对于拥有漫长历史的中国来说，建立这样密集的地理剖面就不大可能，而且似乎也不太必要—因为在农业社会里，地理面貌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同时，布罗代尔关于“长时段”的概念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方法也给我们以很大。因此，作者在关于汉水流域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就依据汉水流域整体地理景观的变化，建立了5个时段的地理剖面，即:(1)新石器时代，(2)青铜器时代，(3)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4)7一13世纪，即隋唐宋元时期，(5)14一19世纪，即明清时期。这样，每个地理剖面所涉及的时间段都比较长，有利于资料的使用以及对地理变化的考察。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探讨特定区域地理下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律，也就是地理对人类活动影响的区域特点。考虑到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历史时期不因人的活动而发生的纯粹自然的地理变化确常微小的，所以相对而言可以将不同时段的自然地理看做是同一的。在这一假定的前提下，美国地理学家D.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与P.E.詹姆斯(Preston E.James)所提出的“连续居住”的概念给我们以重要的。詹姆斯对新英格兰南部黑石河谷景观变迁的研究表明，在地理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的同一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种群采用不同的方式利用、自然，并创造了不同的文化景观:土著印第安人使用原始的方法利用土地，创造了有印第安文化特征的地理景观；早期欧洲移民发展了近代意义上的农耕，创造了近代农业经济的地理景观；工业都市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群在来源、构成、观念上均与农业文明下的人群有很大不同，他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形式，加在乡村景观之上。詹姆斯指出:
黑石河谷地区的景观是由相互重叠的文化印记的一个复合休组成的。三种主要文化—印第安土著文化、农村的欧洲人文化和城市工业文化，各自以独特的方式改变了自然布局。印第安文化所创立的形式，截至今日还能从古代的贝篆、石片、破碎的器皿或隐约可辫的残迹中看到。农村的欧洲人文化则到处可见，有些还承袭到现在，有些则已改变了它们的用途，还有些残留为饱经风霜的遗迹或荆棘满地的废址，供人怀古凭吊而已……最后一类的城市景观虽然面积较小，但却占有重大的位里，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
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规模不等的移动波及从海滨到深山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使绝大部分地区所居住的人群都发生过变化，其所创造的文化景观及其活动所引起的效应也有很大不同。考察一定区域历史时期居住人群的变化，及其所创造的文化景观，对于探讨地理之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显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研究思。
因此，人口移动与土地利用方式是此种研究思的两个关键环节。不同的人群通过对与土地有关的自然资源的利用活动，创造出不同的文化景观，其对于原始自然景观的方式、程度也各不相同。同时，同一人群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包括管理方式的变化)，也常常带来文化景观的变化。B.C.热库林指出:“在漫长的有史时期里，农业是居民的基本职业，因而土地使用对景观的影响是很大的。从起源、熟化程度及变化的观点研究农业用地状况，不仅能够作出过去土地使用特点的结论，而且能够作出有关熟化了的地理综合体发生和发展时间的结论。”他研究了俄罗斯联邦西北部地区伐林耕作制和耕作农业制下的土地利用方式及其所引起的景观的变化，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同一地理所蕴含的不同含义，是这一类型研究的典范。只是在他的研究中缺乏居住人群的变化，所以在他看来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更多是由于生产力的进步与人群观念(包括价值观)的改变，因此还不足以总结出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模式。
在传统社会中，农业土地的利用方式与农业类型、耕作制度等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原始农业、粗放农业、自给性农业、集约农业和商品性农业等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农业生产由低阶段类型向高阶段类型的每一次转换，实际上都意味着一次性的进步。耕作制度的演变过程则大致由撩荒农作制、休闲农作制、连作农作制、轮作农作制向复种农作制发展。耕作制度的演变与农业类型的转换是相适应的，也反映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不同的农业类型与耕作方式下的地理面貌显然是不同的，其人地关系的模式与内涵也有着巨大有差异。
此外，气候变化是人类历史上基本不因人类活动而发生(至少在工业社会以前是如此)、并给人类带来深刻影响的最重要的自然变化。气候资源的变化必然引起土地资源的变化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由此引起农业产出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作为一个种群的人口，人口因农业产出的区域差异而被动或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分布，正是这种分布的变化才引出社会、经济的诸多变化。反之，社会、经济乃至文化方面的因素也会引起人口分布的变化，而人口分布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土地资源分配与利用方式的改变，并进而影响到(包括气候)的变化。因此，人地关系可能形成一条链。在前一条关系链中，气候变化是变化之源，土地资源利用是中心环节。抓住土地利用这一中心环节，探讨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人口分布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诸种文化景观的变化，是考察人类不断适应变化、调类活动的空间结构与行为方式的良好途径。在后一条关系链中，人口分布的变化(包括人口迁移)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在一般情况下虽然会引起文化景观的变迁，却并不对特别是中的气候因素带来重大影响，但生态脆弱地区除外。以人口变化为线索，对脆弱地带人地关系演化模式展开探讨，必将丰富人地关系理论研究。
文化(狭义的，非物质层面的文化)景观的地域差异是历史地理区域多样性的重要体现。谭其骤先生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一文中指出:“文化区域的形成因素则主要是语言、、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异同”。在《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序论中，周振鹤先生对此进一步申论说:
最能表现文化特征的首先是语言，语言(方言)的认同有时几乎就是文化的认同。以我国为例，客家人的文化认同，首先就是以客家话为第一要素，而地缘方面的认同却是次要的。但是究其实，语言很难说是文化还是制度文化的层面，它是超出于一般对文化进行分层的简单化理论之上的。次于语言的重要文化因素一般而言是教。无论在东方或，教的不同，甚至的相异有时就是势同水火的事，因此以教的差异来表示文化的区别通常是可行的。教以外，则应以风俗地理的研究最为多姿多彩。风俗包括民间、风俗习尚、居住方式、衣食特征等等内容，既有物质层面也有柞物质层面。风俗的差异也很直观地体现文化的差异。
同时，他还指出：“在中国，教地理似不如风俗地理重要。因为一方面，中国人教观念比较淡薄；另方面，在历史上体制从来就于教组织之上。因而，就国家教而言，在我国，区域性并不显著，往往只能就同一教的不同特征进行点状的分析。相反，在民间方面，地域差异却是十分明显的，而民间是应归入风俗范畴的”。因此，语言(方言)与风俗常常是中国文化地理研究的重点，其地域差异也常被作为划分文化区的基础。
周振鹤先生将居住方式归于风俗之中，诚然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依然将其分别出来，作为文化景观的重要一项，并将它放在与语言(方言)、风俗同等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考虑到:
(1)居住方式的某些特点可以向我们某些社会气质和某些物质文明的特点。居住方式绝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层面的文化表现，也包含着丰富的非物质层面的文化内容。居住方式的地域差异有时非常显明地展现出地域氛围的差异。“在印度封闭、自守、严格集中、忠守劳动习惯和共同生活的古老村庄，和由许多还没有社会中心的孤立农庄组成的美国大湖区的年轻镇区之间，存在着多么深刻的差异！”同样，当我们乘火车旅行从一个区域进入另一差异较大的区域时，就会发现沿途农村的房屋式样和分布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无需考察方言和风俗，也会明显地感觉到区域间的差异。且不说城市与乡村在居住方式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形态方面的巨大反差，仅就农村而言，聚居地区与散居地区人们的生活习俗乃至心理状态都会有很大差别。阿·德芒戎指出:“居住形式的差异，到处都和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差异有联系。”他写道:
每一居住形式，都为社会生活提供一个不同的背景。村庄就是靠近、接触，使思怒感情一致；散居则“一切都谈的是分离，一切都标志着分开住”。因此就产生了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所精辟指出的村民和散居农民的差异:“在聚居的钟楼周围的农村人口中，发展成一种特有的生活，即具有古老法国的力量和组织的村庄生活。虽然村庄的天地很有限，从外面进来的声音很微弱，它却组成一个能接受普遍影响的小小社会。它的人口不是分散成，而是结合成一个核心；而且这种初步的组织就足以把握住它。……”因此，从散居人口到聚居人口，有时存在着状态和心理状态上的深刻差异。A.西格弗里德扑常机敏地指出这一点:在分散农舍地区，是“在篱芭或树行后面有点怕与人交往的离群索居，不信任人的个人主义”，对外人怀有故意，和对外来思想意识的一种不可渗透性；在村庄地区是集体行动的便利，配合的意识，外来影响的渗透和。
(2)居住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体现出某些恒久因素，即便有演变，也很缓慢。因为居住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和农业经济的制约，而这两方面因素在农业社会中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同时，“任何住宅都是依据传统范本建成或重建的，因循守旧在建筑领域比在其他领域更大。”因此，居住方式的研究，比较适合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所说的居住方式主要包括聚落形态与住宅形式两方面，两者又显然是紧密联系的。以乡村聚落为例，人们都能大致说出对华北平原、江南水乡、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等各地乡村聚落的印象，并能指出不同地区聚落形态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显然，聚落面貌有很强的地域性。这有成千上万种理由。首先，聚落形态随其主要生产活动的不同而不同，而主要生产活动的不同又是受到当地自然和资源条件的制约。随便举个例子，闽粤沿海的渔村大都临海背山、面向海湾，住宅沿山坡分布；而华北平原的村庄则处于一马平川的平地上，有宽广的街道。江南水乡(和其它地区)稻作区的农舍为了运送肥料和收获庄稼的方便，大都尽可能地靠近田地；而华北平原上密集的乡村道网为牛车、马车和手推车的行走提供了方便，从而使聚居的大村落成为可能。其次是建筑传统的多种多样、使用材料的各不相同，以及为适应气候条件、为取水方便等原因而产生的地方特点。在江南，大约是气候潮湿、土地紧张的缘故，很早就发展了楼房，并作为传统延续下来；而华北农村则一直流行带有院子的房屋。在秦岭北坡，民居以窑洞和土房为主，屋顶铺土层、阳瓦；南坡则多茅屋或板墙瓦房，瓦与屋顶之间为敷土层。在散居的地区，农舍尽可能地靠近田地，农庄与小村落呈星云状分布，的农舍或由几家组成的小村在广裹的田野上显得孤零零的。但是，分散与集中并不是绝对分离的。分散居住的地方，也一定会有集中居住的大村落和集镇；那些居住集中的地方，也包括若干偏僻的小村或孤立的农舍。实行散居还是聚居，以及村庄的大小，是、生产活动和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有很多不确定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采用怎样的居住形式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任何一方面因素都不能单独决定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区域历史地理剖面的考察可以从人口分布及其变动、土地利用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方言、风俗等几个方面展开，并结合气候、地貌等自然地理因素的变化，探讨区域人地关系的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本文选自：《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3卷第2期 2000年3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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