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的萌芽时期强调其知识积累的历史性，正是通过自身的历史来建立这一学科，但是，随着空间分析与区域科学的进一步融合，学者们愈来愈重视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面向，却又忽视了时间与制度的面向，近年来虽已经增强了对制度与文化的关注，但时间维度的缺失依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正是基于此，我们需要“追回时间”。
我们的午餐来自哪里？大米可能来自东北或东南亚，蔬菜可能来自山东或安徽，牛肉可能来自或，水果可能来自城郊或美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来源地图极其复杂。让我们再想象一下50年前、100年前，他们的午餐又来自哪里？有哪些增加或减少？也许，对当下的一位食者而言，无需知道这么多现在与过去，只要拿出货币支付即可享用，需要关注的不过是口袋中货币存量而已，然而，在另一个空间与时间的维度中，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与空间有关的资源与要素的生产与流动，也许就是不甚准确的“经济地理”。在时空之间、在全球性或区域性的生产与服务体系之中、在产品生产与价值流动之中，形成一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循环“链”，在这个循环的空间里，只有方向没有尽头，只有新陈代谢没有持续不变。让我们一起来中国经济地理学的时空之旅，它是谁？来自哪里？将去哪里？
伴随着18世纪工业后商业贸易与地方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地理有关的知识，既有利于列强推进殖民计划，又有利于商业机构具备超越其竞争对手的潜在优势，于是，借助于经济全球化的推力，从不同学科中来的知识在19世纪前期逐渐融合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地理学”，得以总结并解释当时的空间经济增长与组织形态，及至1930年代，“经济地理学”逐渐形成了相对的学科系统。
不过，对于什么是“经济地理”？却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在《经济地理学手册》中，克拉克（G. L. Clark）认为“到目前为止，经济地理学还没有确定的研究大纲，也没有令人信服的关于恰当的研究范畴的论述”；斯科特（A.J. Scott）亦认为：“任何对于‘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都容易带有历史随机性。”众所周知，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经济地理学”这面旗帜下一度出现众多不同的标签，分别代表着不同时间的社会经济情景下的解读。原因在于，“经济地理学”虽然是以空间作为研究对象，但同时具有时间性，长时段的时间维度与多尺度的空间维度，共同构成了“经济地理学”的一体两翼。
然而，在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史上，一度出现时间维度的缺失，以至于近年来地理学界一直在呼吁长时段经济地理分析法的重要性。走进历史的时空隧道，让我们回到近代中国，回望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史，看看“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时间”是如何“丢失”的？
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欧洲运输技术的改进、工业生产的出现、劳动分工的扩大，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与种类大幅增加，促成了商业地理知识的积累。经济学界开始探索生产、消费、财富的空间分配，以及贸易的空间形态；地理学界则进行旅行与探险，关注“人与的关系”，在新发现地区获取自然景观、土地利用、聚落、社会及组织等资料。
1760年罗蒙诺索夫（Ломоносов）首次提出“经济地理学”的概念，认为研究经济必须与地理结合起来。18世纪以来的经济实践、观念、话语，以及学者对商业、产业后地方化经济特征的解释，共同构成了“经济地理学”的背景。1860年以后，随着新经济与地理的重大变迁，产生了经济地理学的话语：例如“生产区”、“南北轴”；对世界进行有组织的分类；寻找经济地理联系的新地图与图标；创造了一些新的名称，例如“商业空间”、“交易中心”。特雷弗·巴恩斯（T. J. Barnes）在梳理1889—1960年英美经济地理学时评论道：很难准确地说明“经济地理学”是何时被创造，相关的有：1826年杜能（Thunen）的《孤立国》、1882年高兹（W. Gotz）区分商业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的任务》）、1893年康奈尔大学与州大学首次开设经济地理学课程、1925年《经济地理》首次出版。
再来看经济地理学“中国化”及其贡献。自19世纪中叶经济地理学的知识即传入中国，李希霍芬（F. Richthofen）在1868—1872年间对13个省进行了地理考察，收集相关的经济、商业情报。1898年后日本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调查，在1907—1920年出版《支那经济全书》与《支那省别全志》。1906—1911年清亦仿照东，由民政部、度支部、商部、农工商部进行人口、财政、农业、矿藏调查。
对其时中国而言，近代意义上的商业地理或经济地理的知识是外生的，用来描述或理解其时的中国经济。如果说19、20世纪之交中国新出现的商业书，以及大量对于经济物产、交通、农工商等的调查，大抵上仍是商业地理学框架下的碎片化知识，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地理出现于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其时国内经济地理学界进行了人口、土地、农业及地区的经济地理调研与综合性考察，其中著名的研究有：胡焕庸对中国人口、交通、农业、商业；沈汝生对都市与人口；任美锷对中国工业区位、翁文翰对中国经济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观察实验所获得的事实为基础，加以经验归纳和科学演绎”。此外，前苏联的中国经济地理与世界经济地理著作也由上海书局翻译出版，冯达夫等译编《经济地理学大纲》。至此，“经济地理学”概念逐渐流传开来。
大约到1940年代后期，在学科建设方面，全国10多所大学地理系形成了系统讲授经济地理学的课程；在科学实践方面，完成了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边疆勘察、地区性综合考察等方面的调查，并过渡到从经济地理的视角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张其昀、王金绂、陆象贤、胡焕庸、葛绥成以“中国经济地理”为名完成著作，对自然地理、各产业部门、人口、城市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总结，其中葛绥成分经济地理的概念与特征、经济地理学的要素、各经济部门、要素流动四个方面阐释经济地理。
时期所进行的调研与研究，重心从地理描述转向了解释空间分布，尤其是人文活动的分布，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描述当时正在发生的经济现象，故而，其时更多地关注区域经济特征的描述或解释，而非理论方面的发掘与创新，在学术研究深度上略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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