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以来，习同志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对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指明方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创新。
习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好、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围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解决好以下问题：
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努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运动的规律。应研究并不断推动经济体制，一切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大限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社会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和发展。
研究生产力运行规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目前特别需要研究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技术结构、需求结构等一系列重大结构演进规律，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吸收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并立足我国实践和经验提出新学说，更好解决中国问题，为世界经济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研究生态发展规律，把生态、改善生态提升到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深入研究经济发展与生态之间的关系，研究人的福祉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为广大人民群众创新创业、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提供基础和空间。
习同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在社会主义产生、发展壮大和主义的客观规律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对于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习同志指出：“我们党领导的、建设、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在我国实现30多年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而完成兴国历史任务的新起点上，我们党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特征新任务，及时作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开始了实现强国的新征程。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总体判断。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准确刻画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拓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让我们更为精准地认识当下、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而且为构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道，从而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强国目标。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矛盾从以往的总量性矛盾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如以中低端为主的产业结构不适应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需要；大量无效和低端产品供给难以满足居民对产品的质量、品牌、安全和个性化消费需求等。这就决定了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必须从注重量的扩张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关键是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保持中高速；产业发展从低水平重复建设转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迈上中高端。
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探讨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和实现技术进步的途径，但其以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为己任，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发展，更没有关注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面临的技术进步和重大结构优化问题。发展经济学虽然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也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优化问题，但忽略了技术进步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发展和互动发展的问题，而且将研究重点集中于低收入国家如何实现发展上，没有考虑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完成重大经济结构转型及继续发展等问题，当然更不可能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和全面深化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构建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新常态思想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站上了历史新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要求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破解发展中国家在强国阶段的技术进步和重大结构优化等难题，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系统理论指导和有效解决方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党的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问题。
创新发展研究。重点是研究决定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动力。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把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发展速度稳定在中高速，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研究以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构建产业新体系、新模式、新业态，拓展发展新空间；研究“互联网+”战略，传统产业，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研究如何通过发展绿色技术，破解资源瓶颈制约，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同向同行。
协调发展研究。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发展不协调、存在诸多短板也是难免的。协调发展研究应从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研究什么是及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形成良性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机制，推动产业结构迈上中高端，推动产品品种、品质、品牌全面提升，实现产业结构与居民需求结构、产品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相协调。研究什么是以及如何走新型城镇化道，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实现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互动协调，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结构和城镇结构优化升级。研究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建设三大战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还应研究如何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绿色发展研究。研究重点是节约资源和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一是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污染少的新产业体系和循环经济体系，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二是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树立绿色生活，养成绿色生活习惯，达到绿色生活自觉。三是形成绿色思维方式，底线思维，划定不可逾越的生态红线；永续发展思维，为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空间；思维，建立最严格的生态监管制度体系。四是形成绿色领导方式，把绿色发展指标作为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的重要指标，甚至实行“一票否决”。
发展研究。研究重点是对外基本国策，加快推进“一带一”建设等，发展更高层次的全方位型经济。一是推进全方位对外，使我国对外从沿海扩展到沿边、沿江，从主要对发达国家扩展到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重，从主要是“引进来”扩展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二是推进更高层次对外，使我国对外沿着从跟随到参与再到主导制定国际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径不断攀升，更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获取与我国经济地位相称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三是构建跨国产业链，使我国对外从一般的“引进来”“走出去”扩展为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构建跨国产业链，实现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系统整合与利用。
共享发展研究。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是重点研究如何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蛋糕”做大。主要目标是把我国经济稳定在6.5%左右的增长区间，并且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二是重点研究如何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特别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帮扶力度，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打赢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攻坚战，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
以保障和推动发展。与发展相互促进，也是为了发展，因而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其研究的重点主要有四个：一是研究如何更好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重点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毫不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巩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基础。以混合所有制为国有企业的重要突破口，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二是研究如何更好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收入再分配调节机制，社会公平，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三是研究如何更好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继续推进市场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进“放管服”，转变职能，更好发挥作用。四是研究如何更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以满足需求为最终目的、将提高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以深化为根本途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应研究、设计可行举措，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应深入研究加强激励、鼓励创新问题，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潜在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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