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维希·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1929.3.17－2017.6.27）是一位在奥地利出生的美国社会学家，致力于发展和钻研知识社会学、教社会学、现代化等社会学领域，被视为是当代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学者之一。右侧为本文所从出的《与社会学同游》书影。
从一开始，社会学就自认为是一门科学。本书开篇不久就探讨了这种理解的方后果。在本书结尾时，我们关注的不是方，而是社会学这一学科里隐含的人文意义。在前面几章里，我们试图描绘社会学视野何以有助于洞悉人的社会存在问题。在上一章“补记”里，我们简略地了这种视野中潜隐的命题。在这一章里，我们再次审视作为一门学问的社会学，看看在众多学科组成的社会游乐场里，它所在的这一隅里的学问。
自然科学家在治学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游戏的情怀，这是许多社会学家能够向他们学习的重要本领。总体上看，由于岁月的积累，自然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方法抱世故的态度，所以他们看到，研究方法是相对的，其范围是有限的。然而，社会科学家尚在一本正经地对待社会学，不苟言笑地使用“经验”、“数据”、“有效性”甚至“事实”这些术语，就像伏都教（voodoo）巫师珍惜他们的精灵一样。社会科学正在从热情奔放的青春期进人圆润成熟的壮年期，我们可以指望，社会科学在成长过程中也会以游戏的态度与他们所玩的游戏拉开一定的距离，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若即若离的超然态度。你可以把社会学理解为许多游戏之一种，社会学固然重要，但它难以对人生作出盖棺之论。由此对于他人的认识论成就，你不但能够表示宽容而且能够产生兴趣。
社会学在理解过程中逐渐圆润成熟，这本身就具有重大的人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学科领域里就存在着对自身的质疑，这种具有意义的质疑态度本身就是它人文主义特征的标志。对社会科学而言，这种态度尤其重要，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特别滑稽的现象，这些现象构成了社会这样一出“喜剧”。实际上可以说，如果社会科学家没有感觉到社会现实的喜剧性质，他就看不到社会的基本特征。除非你懂得是一场（confidence game），否则你就不可能懂得；除非你把社会分层体系的本质看成是一场化装舞会，否则你就不可能懂得社会分层；除非你记得童年时带具说一声“嘘!”就可以把小伙伴吓个半死，否则你就不可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去体会教制度的意义；除非你知道的基本性质是滑稽歌剧，否则你对就可能一窍不通（对一脸严肃的年轻社会学家而言，这一点特别值得强调；如果他们讲授“求爱、婚姻和家庭”的时候不苟言笑，那就太不合适，因为这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和人体的某一部位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面对这一部位你实在是难以一本正经）；而除非一个社会学家记得起儿童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女王的司法制度，否则他就不可能懂律。毋庸赘言，这几句话不是要认真的社会研究，而仅仅是说，有些洞见只能够在笑谈之中获得，而认真的社会研究能够从这些洞见中获益良多。
社会学尤其不能够采取唯科学主义的不苟言笑的态度，唯科学主义对社会景观中滑稽的现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果社会学家抱这样的态度，他固然可以获得安全可靠的研究方法，但他却会看不见气象万千的世界，而探索气象万千的世界才是他本来的目的——这样的命运和失落的魔术师可有一比。魔术师找到了破解魔瓶的诀窍，把有魔力的精灵放了出来，可是他忘记了希望精灵为他做什么。反过来，如果社会学家规避唯科学主义，他就能够发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固有的人性价值。这样的价值包括：在无限丰富的研究对象面前抱谦虚的态度，在求解过程中使自己不被注意，在方法上力求诚实而精确，对通过诚实方法得到的结果表示尊敬，耐心并甘心被证明有错误，耐心并甘心修正自己的理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愿意让他人分享这些价值。
社会学家采用的科学方法隐含着社会学的一些独特价值。其中之一是仔细研究其他学者可能认为平淡无奇、不值得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事情，你可以把这个价值称为社会学方法中兴趣的平民焦点。人的一切所作所为都能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无论那种现象是多么的平淡无奇。另一个独特的固有价值是社会学家需要仔细倾听他人的倾诉而不必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社会学家想要做经验研究，他就必须要学会倾听，静静地听，全神贯注地听，这是他必须要学会的艺术。一般地说，倾听不过是一种研究技巧，你不能夸大倾听的意义；然而，倾听里至少潜藏着一定的人性化意义，因为在我们这个神经紧张、偏爱饶舌的时代里，几乎没有人愿意抽出时间去专心致志地倾听别人的意见。社会学最后一个独特的人性价值是社会学家承担着对自己的发现作出评价的责任；在他心理上能够承担的范围内，他的评价不能顾及自己的、、希望或。当然他承担的这种责任和其他科学家是一样的，但由于社会学深深触及人的情感，所以社会学家做起来就特别困难。显然，这个目标并非总是能够实现，但社会学家的努力中包含着寓意，切不可等闲视之。社会学家倾听别人倾诉时，他不会即刻作出孰优孰劣的判断。你可以做一番比较，比较他倾听中的人性关怀和性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和等性的学科中，人们常常感受到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总想要把宏大的现实挤压进狭窄的个人价值判断框架里。相比之下，社会学关怀的意义就更加令人动心。另外，比较而言，社会学与笛卡儿对“清晰而分明的”的是一脉相承的。
以上的人性价值是社会学研究所固有的科学价值，此外，社会学的其他一些特征又使之接近人文学科，虽然这些特征并不能使之完全与人文学科同属一类。在前面几章里，我们用心解释它的人文学科特征；概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社会学毕竟和人文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息息相关，这个研究对象就是人的境遇。在人的存在里，人的社会存在是关键的一维；所以，社会学反复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人之为人有何意义，作为具体情景里的人又有何意义。可惜，科学研究零散的工具和社会学缺乏生气的术语把这个根本问题搞得朦朦胧胧；社会学渴望使自己的科学地位化，结果就搞出了这套苍白无力的术语。不过，由于社会学的数据来自于最近距离的活生生的人生精髓，因此社会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度过危难而安然无恙；至少对敏于洞察研究对象的人性意义的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没有受到。已如前述，社会学家的敏锐性并不是适当的专业（比如对音乐和美食的鉴赏能力）之外一个无所谓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他的社会能力。
如果这样去理解社会学的人性地位，那就意味着开阔的心胸和广阔的视野。应当承认，在获取这种姿态的同时，构建社会体制的严密封闭的逻辑可能会受到。我们自己的论述就可以尴尬地说明这种脆弱性。本书第四章“人在社会”和第五章“社会在人”的推理过程有可能在逻辑上陷人唯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始终排他性地用社会学术语去解释一切人类现实，在自己的保留区里不承认其他的因素，不允许关系构建中有任何漏洞）。唯社会学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清二白、整整齐齐，甚至有令人愉悦的美感。其逻辑是单向度的、封闭的。对许多条理清晰的头脑而言，这种思想大厦相当诱人；这种吸引力从一开始就表现在各种形式的主义中。弗洛伊德主义的根子就颇像唯社会学主义。在展开社会学论述的过程中，如果偏离了看似强制性的唯社会学主义的结论，想必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研究者的思想不合逻辑、不严丝合缝。在第六章“社会如戏”里，我们的论述方式略有后退，这可能会使读者产生不合逻辑的感觉.这一切不足之处我们都可以爽快地承认——但我们要立即说，这里的不合逻辑并不是由于研究者的推理不合常理，而是由于生活本身的悖论和多样性，而他承诺要研究这样的生活。社会学具有对无限丰富的人类生活的性，这使唯社会学主义的沉闷结果难以为继，社会学家在他封闭的理论图式的高墙里容许“漏洞”，这些“漏洞”使他能够到其他可能的视野。
社会学人文视野的性使之能够和其他学科不断进行交流。在其他的学科中，历史和哲学是探索人的境遇的最重要的学科。如果对这两大领域能有一些素养，社会学界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界的一些愚蠢之举，本来是很容易避免的。由于气质或职业专业化的关系，大多数社会学家关心的主要是当代的事件，然而，如果不考虑历史维度，那就不仅有悖于有关文明人古典时代就有的理想，而且也有悖于社会学推理本身，即关于预先定义的核心现象那一部分。从人文的视角来看社会学，如果社会学本身不是一门历史性学科的活，那么它与历史学则构成一种共生的关系（社会学从属于史学的观念在欧洲非常普遍，但对大多数美国社会学家还很陌生）。至于哲学素养，它不仅能够防止有些社会学家方上的幼稚病，而且有利于社会学家充分把握自己想要研究的社会现象。社会学家从完全文的源头借用了统计分析等研究手法，我们主张的人文素养绝不是对这些研究方法的。然而，如果这个借用过程以人文主义意识为背景，我们的借用将更加高明，而且（也许可以说）更加有教养。
人文主义观念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解放关系密切。上文的论述业已充分证明，社会学在人文主义传统里占有一席之地是名正言顺的。不过在本书结尾时，我们可以问，美国的社会学研究（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和一种专业领域的亚文化）如何才能完成这个人文主义呢？这不是新问题，许多社会学家曾经尖锐地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些社会学家有弗罗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罗伯特·林德（Robert S. Lynd）、爱德华·希尔斯（Fdward Shils）等。然而，在本书的探讨结束之前不忽略这个人文主义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一位炼金术士被成性的王子关起来，而王子不但想要黄金，而且想要迅速得到黄金，那么即使他想展示点金石（Philosophers Stone）那崇高的象征意义，他也得不到什么机会。许多社会学家应聘在机构和工业部门里工作，他们大致也陷人了这样的境地。如果社会学研究的项目是如何给轰炸机配置最佳的机组，是发现诱使梦游似的家庭妇女在超市里选购发酵粉的外在因素，是人事部门用什么最佳手腕去工会的影响，那么，要把人文主义的视野引入社会学研究就不容易了。受雇于这些有用的活动的社会学家也许能够满意地证明，应用这些技巧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如果要把他们的应用研究当作富有人文关怀的事业，那就需要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中大做文章。另一方面，你也不能匆匆忙忙把这种应用研究里的人文关怀一笔勾销；在和产业界的应用里，社会科学还是有可能强调人文关怀的。比如，社会学家在公共卫生、福利规划、市政再开发里的地位，在根除种族歧视的机构里的地位，都能够防止我们匆忙断定：如果为工作，社会学家必然成为没有灵魂的实用主义的俘虏。即使在产业界，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最明智、最有前瞻性的管理（尤其在人事管理领域）也从社会学的贡献里获益良多。
如果可以把社会学家当作马基雅弗利主义者，那么他的才能既可以为的事情服务，也可以为解放人的事业服务。如果我们容许一个富有色彩的比方，你就可以把社会学家想象为社会的“雇佣兵”。有些“雇佣兵”为者，另一些“雇佣兵”为解放者奋斗。如果你既看美国国内的情况，又看国外的情况，你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今世界有后一种社会学家的用武之地。对于被互相冲突的狂热撕裂的人而言，社会学家像马基雅弗利主义者那样拉开距离看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互相冲突的狂热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它们有关社会性质的意识形态是浑浑噩噩的。以人的需求为动机，而不是以宏大的纲领为动机；有选择地、适度地奉献力量，而不是为极权主义的去；既怀抱同情心又持怀疑态度；不抱去谋求理解——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学在研究人的境遇时可以做到的，在当代世界的许多情景里，这些可能性的重要性怎么言说也不可能过分。如此，社会学还可以获得相关性的，这不是因为它自己有什么特定的意识形态能够提供，恰好是因为它不具有这样的意识形态。一些人对当代狂热的论感到幻灭，对这些人而言，社会学会大有助益，因为社会学能够指出既参与又不必灵魂和幽默感的可能性。
然而在美国，大多数社会学家仍然在学术机构里供职，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样的情况将继续维持下去。因此，关于社会学的人文主义潜力的任何反思都必须要大部分美国社会学研究置身的学术语境。有些学界人士认为，只有那些从经济组织里获取薪水的人才耍的手腕，这是一个的观点。这是用来使学界人士地位化的意识形态。首先，如今科研经费的性质使学术界本身着外来组织的实用主义利益。即使许多社会学家没有机会捞到和企业中能够轻易获得大量钱财的肥差（多半使他们极其懊恼），学术机构的行政领导所熟悉的那一套，“挪用专款”（更难听的说法是“进出不记账”）的也能够确保。即使的学术研究也可以从那些肥差的残汤剩水中得到营养。
然而，即使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他也没有理由对在学术机构里供职的社会学家的研究嗤之以鼻。大学里的恶性竟争之常常比广告界众所周知的竞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这样的恶性竟争罩上了一层烟幕，外表上看起来具有学者的彬彬有礼，仿佛是在献身教育事业的理想主义。你在一所三流的专科学院里供职10年后才跳出来，进人了一所有名望的大学；或者你在一所有名望的大学里拼搏了10年才晋升副教授；此时，你身上的社会学人文关怀冲动恐怕也受到压抑、殆尽了，和那些在非学术性机构里工作的人可能也差不多了吧。你要撰写那种有机会在恰当的地方发表的东西，你努力会见那些接近学术赞助机构的人，你会以热情去填充履历，你付出的心血不会亚于追逐的年轻的行政人员。你暗地里会讨厌自己的同事和学生，像同室囚犯那样僧恨他们。学术界的孤芳自赏就讲到这里。
实际情况是，倘若社会学具有人文关怀的性质，哪怕是由于统计数字的原因，这种性质也必然要在学术中表现出来。我们认为，虽然我们刚才说了一些大的话，但事情可能就是这样的。大学和一样，也容易受到强大的。和神职人员一样，大学教师由于禁不住也会形成负罪心理。按照古老的传统，大学是之地、真理住所，这个传统是用墨水和鲜血换来的，在不安的面前，它又重申自己追求的方式。在这个不懈的学术传统中，社会学的人文冲动在当代情景中找到了自己的空间。
在这个方面，研究生院和本科教学面临的问题显然是有区别的，研究生院关心的是培养新一代的社会学家，本科教学则是另一回事。研究生院的问题相对容易。本书作者自然觉得，研究生院形成的社会学观念应该在未来社会学家的“养成（formation）中找到。上文所论社会学的人文视野显然是针对研究生的课程设置说的。这里不适合展开论述。我们只能够说，在我们看来，为了人文素养而适当技术性的专业主义是我们要走的子。显然，你对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观念构想决定着你关于如何培养社会学家的观点。然而，无论你的社会学观点是什么，与它相关的学生毕竟数量有限。所幸的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羽毛丰满的社会学家。倘若读者接受我们的意见，羽毛丰满的社会学家不得不付出失去幻想的代价，他不得不到一个依靠支撑的世界里去寻找自己的子。我们已经就此用去不少篇幅，足以说明我们相信成熟的社会学家能够走出一条。
本科教育显然是另一回事。如果一个社会学家为本科生讲授社会学（大多数社会学家在这个层次教学），他的学生很少会上研究生院去继续攻读这一门学问。甚至很可能，社会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很少有做社会工作的，相反，许多人会进入新闻界、商务管理界或其他任何需要“社会学背景”的职业。在许多一般院校教书的社会学家看到他班上的年轻人拼命追求水涨船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在学分制中争抢的是分数；老师知道，即使他把电话簿拿到班上去照本宣科，只要学生期末的成绩册上增加了三个学分，他们就不会在乎老师教得好不好。这样的一个社会学家迟早不得不自问，他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即使在上流中教书的社会学家到后来也可能会问，为何在三百六十行中他偏偏选择了社会学，在这种里从事社会学教学有何意义。他给学生提供的是思想消遣，而学生的社会地位是早已决定的，他们接受教育是一种，而不是为了学习如何获取这种地位的手段。当然，在常春藤大学里也好，在州立大学里也好，总是有少数学生在乎自己学到什么，他们真的领会到了所学的精要，你总可以把这些学生作为心中的教育对象。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教学总是令人沮丧，尤其是在你对自己授业的实用性已经有所疑问的时候。这正是上敏锐的社会学家在本科教学中应该自己的问题。
如果学生上大学是为了得到一个学位以便在他想要去的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或者说他获取学位是某种社会地位对他们的期待，那么他的老师的问题和其他社会学家在其他领域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限于篇幅，这个问题无法在此地展开论述。然而，社会学家要面对的一个独特的问题和社会学揭露、使人的性质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上文业已讨论过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妨问，社会学家有什么在年轻人中兜售这些思想上的货色呢？须知，年轻人可能会并误用老师传授的视角。在研究生中分发社会学的“毒品”也许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是全日制的专业学生，学习社会学已经上瘾；在深入的研究中，这些研究生能够了解什么东西可以成为“解毒剂”。在研究生这个层次从事这样的教学是一回事。然而，倘若在没有机会或是没有意向达到研究生层次的本科生中间大量抛洒“毒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谁有去别人根深蒂固、理所当然的呢？为什么要让年轻人明白，他们一直以为牢不可破的事物是不牢靠的呢？为什么要让他们接触腐蚀性思维的奥秘呢？总之，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呢？
显然，问题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老师的责任和技能。本科一年级的教和研究生讨论课的教不同。另一个答案可以这样来表述人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结构深深地植根于意识之中，本科生二年级的一两门课程很难撼动这些盘根错节的东西。“文化震撼”并不是很容易诱发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准备使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观中性化，他们不容许自己去中性化隐含的命题；相反，他们会把它看作社会学课堂上有趣的思想游戏。哲学课上的游戏是：你不看物体的时候它是否存在？社会学课堂上的游戏和哲学课堂上的游戏相仿。在游戏的过程中，你几乎从来不会真的怀疑你此前的常识是否具有终极的有效性。这第二个答案有长处，但它又难以作为社会学老师教学合理化的依据，因为这个回答只能够用来解释社会学教学未能达到目的的程度。
据信，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不仅在源头上和思想解放运动有关系。就此而言，我们认为把社会学纳入大学教学是合理的。在有些地方，这样的设想不存在，教育被理解成纯技术、纯职业培训。在这些地方，人们主张把社会学学计划里淘汰出局。当然，如果社会学没有在这样的教育氛围里被阉割，它就可能会对教学计划的顺利实施产生干扰。然而，如果有关通识教育的设想仍然有效，社会学就有合，因为人们相信，有自觉意识总比没有自觉意识好，自觉意识本身就是一种的状态。在获得较高程度的自觉意识的过程中，在获得较高程度的过程中，人们必然会一定程度的甚至风险。规避这种和风险的教育将沦为单纯的技术培训，这种培训和心灵的文明开化不再有任何关系。我们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开化的心灵必须要接触社会学，这是心灵文明开化的一部分内容，因为社会学常具有现代性的、很合时宜的性思想形式。在这样的思想追求里，有些人未必能够发现他们想找的守护神（demon）（韦伯语）；然而通过这样的接触，即使这些人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死守了；对他人的承诺，他们可能会怀抱一点怀疑的态度，在社会的旅程中，他们可能会多一点。
让我们再次回头审视上文探讨中构想的木偶剧场形象。我们看见木偶在小小的剧场里手舞足蹈，任随木偶线的而上上下下，严格按照小小的角色进行表演。我们学会了理解木偶剧场的逻辑，发现自己在木偶的表演。在社会生活里，我们也被吊挂在我们的“木偶线”上，我们借此给自己定位，并承认自己的定位在一刹那间，我们觉得自己很像是木偶。不过随后，我们就捕了木偶剧场和人生戏剧的深刻区别。两者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停止木偶的演出动作，抬头仰望并我们的那一套“木偶线”。这个停止演出的动作是我们的第一步。在这个动作里，我们发现社会学是人文学科，这个结论具有铁定的合。
*本文出自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第八章。据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何道宽译本校定。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