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6日，卡斯特罗去世。几乎所有中国，在报道中，都将其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么，卡斯特罗到底是哪一年正式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呢？
1959年卡斯特罗上台建立临时。1960年，古巴同苏联复交，同时与中国建交（次年与美国断交）。建交的同时，古巴即向中国寻求援助；中国也极为地予以响应中国答应提供6000万美元无息贷款，援建24个不同种类的工厂。比如为古巴援建汽车配件厂。据中国汽车工业元勋陈祖涛回忆：
“古巴国内的运输主要是公，全靠汽车，它自己又不能生产汽车，运输全靠前国内原有的各种型号的美国汽车。后，这些车没有了零配件来源，为了维持运输，他们只好拆东墙补西墙。为了扭转零配件短缺的危机，当时的古巴领导人希望我国能够帮助他们建设一个生产美国汽车配件的工厂。……由于是全套配件，除了不组装以外，和整车厂没有很多区别。……在当时的历史下，凡是美国反对的就是我们支持的。……中国决定投资4000万人民币给它建汽车配件厂。援建组的组长是一机部汽车局的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胡亮，我是总设计师。1962年初我们飞抵莫斯科，从莫斯科转道布拉格再飞往古巴的首都哈瓦那。……汽车配件厂的厂址定下来以后，我们回到国内，由汽车工厂设计处开始设计。按照中央的要求，我们一汽是包建厂，我们按照当年苏联援建我们的那一套，从厂房、设备、工艺、工模卡具等逐一落实。”①
但好景不长。到1963年，古巴已在中苏争端中明显倒向苏联。曾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张德群，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
“1963年后，古亲苏。同年卡斯特罗访苏时，国际主义运动中的派别活动和派活动，次年拉美二十二党开会，要求中苏立即停止公开论战。1965年9月14日卡斯特罗我驻古代办，要求我立即停止散发新闻公报等印刷品。1966年1月2日卡斯特罗在纪念古巴胜利7周年群众大会上，借口大米问题，我国参加了美国对古巴的，掀起了浪潮。”②
所谓“大米问题”，乃是指1965年底两国每年一度的贸易谈判中， 古方要求在中方在上年的水平上增加大米的供应量（古巴当时粮荒状况严重），古方则用相应数量的原糖偿付；中方以货源不足为由，了古方的要求。“大米问题”只是一个导火索。两国交恶的根源，在于古巴经济对苏联的高度依赖。当时，古巴百分之九十的贸易系与苏联进行。为顾及苏联感受，之前请求中国援建的汽车配件厂，古巴也决定不要了。陈祖涛回忆：“让人很不理解的是，当我们的设计出来，需要动土盖厂时，古巴却不要了。在中苏的争论中，它倒向苏联一边。”③
因为巴蒂斯塔的脆弱，以及其盟友美国的釜底抽薪（美国在上巴蒂斯塔，在物质上中止对其的军事援助，致使该），卡斯特罗的非常轻松地获得了成功，也使卡斯特罗对“输出”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自信。1962年，卡斯特罗发布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声明将支持对拉丁美洲的“解放”。此后五年，哈瓦那为诸多拉丁美洲的运动提供了武器、和训练，甚至是直接的领导。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主张“和平斗争”，对古巴“输出”的能力表示怀疑，但为在中苏争端中得到古巴的支持，1964年22个拉美在哈瓦那举行秘密会议时（亲的党派被在外），苏联仍在会上公开支持古巴“输出”的政策。
1966年在哈瓦那举行的“三大洲会议”上，卡斯特罗将自己定位为可与埃及总统纳赛尔相提并论的第三世界，“他还利用这次会议来部分他在1962年导弹危机的事件后失去的威信。虽然会议开得没有完全使莫斯科称心，但卡斯特罗和莫斯科彼此都得到了某些他们想从对方那里得到的东西。的代表沙拉夫拉希多夫表示赞成拉丁美洲的菲德尔式的武装斗争。卡斯特罗则以激烈地大骂中国和放弃在中苏冲突中的中立立场作为。这对苏联说来是一个巨大胜利。”④
但在1967年，古巴与苏联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了。在该年召开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上，“卡斯特罗严厉了苏联和苏联集团的国家缺乏热情，还他们努力和拉丁美洲‘’建立关系。并且好战地重申武装斗争是拉丁美洲的首要道。”⑤
苏联为古巴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卡斯特罗始终遏制不住自己苏联的冲动。这使苏联人深受刺激。同时，形势也在1967年变得对卡斯特罗极为不利。首先，该年底，格瓦拉死于玻利维亚。卡斯特罗不得不重新估计自己的“游击战争”究竟能否真的在拉美掀起。其次，古巴国内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大倒退。因农产品被强制要求以固定价格交给“土改委员会”，农民采取了减少播种面积的消极办法进行抵抗，1962年3月和11月，古巴全国范围内出现缺粮问题。6月，卡德纳斯城的家庭主妇跑到大街上敲打锅碗瓢盆，食物的匮乏，但被定性为“城市中寄生虫”的挑衅。国营农场也不乐观，每1美元产品的成本接近1.2美元。1964年，格瓦拉公开承认农业方面的产量已经“全面下降”，工业建设也因“对（最初）那几年装设起来的一些新工业所需要的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缺乏精确的了解”而停滞。⑥
苏联在1968年初减少了对古巴的援助，试图在经济上压力，以求将卡斯特罗重新框入其政策樊篱。同年1月，亲苏的埃斯卡兰特则被卡斯特罗判处死刑，引发苏联与古巴两国之间激烈的互相。古、苏关系降至1959年以来的最低点，卡斯特罗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据张德群回忆：“1968年古巴发生埃斯卡兰特事件后，出于、经济需要，古巴曾两次表示希望我派大使去（1966年因古巴浪潮中国驻古巴大使选择回国后，一直未再返回）。”到这年8月，卡斯特罗终于选择向莫斯科，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随后，两国签署了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协定。
进入70年代，卡斯特罗的外交政策终于与苏联大致“同调”。哈瓦那放弃了的输出（虽然并不彻底），在外交上不但笼络“反帝”的进步国家，也开始与一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并在莫斯科的鼓励下，尝试与美国恢复贸易关系（莫斯科也希望能减轻自己对古巴的“义务”）。
“1971年和1972年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时期。……1971年周总理参加了古巴国庆庆祝活动，了古大使……3月17日我夫妇宴请古外长罗亚夫妇，气氛友好，他说他很高兴两国贸易谈判已达成，大米、纺织品、日用品对他们都是不可缺少的……1971年我国供应古巴大米18万吨、布5600万平方米，日用百货千余种，比1970年增加6万吨大米，600万平米的布。古方供我糖48万吨、镍2400吨。1972年为照顾古巴困难，供应古巴大米21万吨、古巴少供糖10万吨，其他稍有增加。两年我贸易顺差940万英镑，作为无息贷款，另外我伦敦银行给古巴短期贷款600万英镑。……”⑦
1972年元旦，古巴介入干预哈瓦那分社，要求不刊登苏联的新闻稿，“苏、古对我新闻稿视为，我们一直斗争到1976年，古方竟无理地我出新闻稿。”2月，尼克松访华，“古报刊掀起浪潮，用的口吻进行报导，如‘纸老虎在受到热烈友好的接待’等。”12月，卡斯特罗访苏，签署五项经济协议。197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在的庆祝上大会上讲话，大肆苏修是马列主义和国际上义者，影射我领导人。……我做为特使参加他们的庆祝活动。古方对我态度冷淡，并进行。”1974年勃列日涅夫访问古巴，“卡斯特罗勃烈日涅夫是苏联杰出的、经过的马列主义者、对苏联对古巴的援助表示感谢，的影射我们，说有些假、运动的，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地苏联……”1975年，“卡斯特罗公开我内外政策，完全断绝了两党关系。”1979年，“古巴支持越南”……⑧
“1972年， 古巴不经协商即单方面减少对中国供应食糖20万吨。 在1974年中古贸易谈判中， 中国也改变了过去过多照顾古巴的做法，老账不催，但新账也不欠，执行实现当年贸易平衡、 适当留有余地的方针。 从1962年至1972年，中国购买古巴原糖比按国际市场价格多支付了2.85亿美元。 从1974年起，中古贸易步入正常轨道， 双方供货价格也改为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决定。”⑨
1975年之后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中、古关系一直处于低潮。这种“稳定性”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对古巴大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据统计：
“到80年代末期，古苏贸易已占古巴对外贸易总额的80％，古巴出口的蔗糖一半以上到苏联，古巴所需100％的石油和棉花、80％的粮食都靠苏联供应；苏联帮助古巴建设的工程项目累计达600个，常驻古巴的苏联专家和顾问超过一万人；古巴积欠苏联东欧国家的债务达260亿美元，80年代苏联平均每年向古提供约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军事方面，古巴每年接受苏提供的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苏在古驻扎的军人和顾问曾达12600人，苏在古修建了许多现代化的军事和设施。苏联解体后，古巴失去了其大量援助，特别是向古巴提供的石油大幅度减少，使古能源严重短缺，大批工厂关闭，蔗糖产量和出口锐减，古巴经济陷入严重危机。”⑩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去意识形态的务实外交，开始强调苏、古经济合作中的平等互利原则。1988年，是苏联对古巴的经济援助的一个转折点。此前，苏联的援助数额呈逐年上升态势，但从1988年开始，则是逐年下降由1987年的50.11亿美元降至1988年的43.45亿美元和1989年的 41.6亿美元。（11）
也是在1988年，中、古两国之间，终于恢复了正式交往。苏联解体后，两国交往进一步升温。1995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卡斯特罗，终于首次访问中国。
①陈祖涛/、欧阳敏/撰写，《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5，P101-106。②张德群，《我的七十年》，P129。③陈祖涛/、欧阳敏/撰写，《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5，P106。④⑤（美）J.D.西伯奇/著、辛华季/译，《苏联出现在拉丁美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P60-70。⑥（美）德雷珀（T.Drapen）/著、编译社/译，《卡斯特罗主义理论和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室，1966，P128-150。⑦张德群，《我的七十年》，P133。⑧同上，P134-136。⑨朱祥忠，《中国与古巴建交50周年回顾》，《党史博览》2011年第2期。⑩同上。（11）蔡同昌、江振鹏，《苏联（俄罗斯）与古巴关系的演进》，《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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