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迪和钱行曾系资深记者，也是新中国首次派出常驻英国伦敦的记者。他们夫妇近日撰写了《传奇式的人物陈天声》一文，回忆了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帮助创建伦敦分社的英籍华人陈天声的交往，以寄托对不久前去世的这位老友的怀念。现将全文发表如下：
１９５７年７月３１日，夏日炎炎，正是大暑天气。我们在首都机场，穿着浅米色的薄西装，汗流浃背，踏上登机梯，坐进开往英国去的飞机。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去英国，也是新中国首次派出常驻伦敦的记者。第二天飞抵伦敦机场，一走出机舱，一股袭人的冷气迎面扑来，似乎把我们带进了寒冬。没想到和伦敦的温差这样大。一个身材魁梧，穿着大号深灰西装的华人朝我们走来。我们料想他准是我们早已闻名的英籍华人陈天声。
远在１９４７年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的代表一到伦敦委托黄作梅、杰克·陈和陈天声三人，开办一个抄收和印发新华总社从延安的英文每日电讯的出稿站。黄作梅和杰克·陈先后离开出稿站，这个工作就留给陈天声一人承担。他以他个人身份作为法人，出稿站挂的招牌也是他个人的名字，一直了多年。它就是后来正式开办伦敦分社的前身。
机场初次见面，还来不及寒暄，陈天声看到我们的样子就单刀直入，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怎么穿这么单薄的衣服，颜色又这么浅呀？回头赶紧换掉吧！”我们环顾左右，人们穿的都是毛料夹衣，几乎都是深灰色，还有人戴着黑色毡帽。我们的穿着的确是不合时宜，可见我们对西欧的常识是多么欠缺。这里没有什么炎热的夏天，我们的浅色夏装从此压在箱底，再也不露面了。陈天声给我们上了这入门第一课。
老陈领我们去取行李。我俩一人两个皮箱，一大一小，装满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和其他用品，应有尽有，根本不打算在这里再买什么东西。老陈摇着头，又大发议论：“你们带那么笨重的行李干什么呀！要在这里过一辈子吗？”我们又上了一课，同时对老陈这种心直口快，如一的性格，从心里服了。
他拎起我们的两个又笨又重的牛皮大箱子，一手一个，走出行李房，装进他的汽车里，似乎毫不费劲，真是举重若轻。他那辆奥斯汀牌汽车，又小又旧，放上我们的行李再上人就很勉强了。好在我们俩人都是瘦子，总算是挤进去了。其实，他为工作，买一部更大的新车是完全应该的。
他送我们到他为我们预先租下的住所，在一个离市中心很近又相当安静的住宅区。这里住的大都属中产阶级，比较富裕。英国朋友告诉我们说：“你们邻近的哈利大街，家家都是私人医生专家诊所。你到他们那里去看病，总是你生错了病，不属他们的专科！”我们开始亲自领教了英国人入木三分的幽默。我们的房东就是一位医生。他彬彬有礼，交给我们住房钥匙，说话不多。他本人住底层，楼上有两间房租给我们。
一切安顿好以后，陈天声让我们休息，说了声“明天见”就走了。从这第一天开始，他一直是我们在英国最可靠的朋友。我们人生地不熟，他是“地头蛇”，我们遇到问题，有什么需要找他，不管哪一天，什么时候，他总是有求必应。从买汽车，买房子，到找律师，交朋友，分社许多事情都请他帮忙。英国开车靠左边走，我们也不熟，他还陪我们认练车，不厌其烦。
我们到英国任常驻记者是经过中英双方达成交换记者的正式协议的。陈天声个人主持的出稿站成为正式的驻伦敦分社的一部分。办公室外的铜牌从陈天声个人的名字改成了“新华通讯社Xinhua News Agency”。分社内部要作些调整，包括陈天声的一些工作要转给我们。这个交接过程非常顺利。我们很尊重老陈，许多具体工作保持不变。老陈全力合作，而且很高兴。他说他早就盼望总社来人领导和开展采访报道业务，使出稿站升为正式分社。当他看到我们写的发回总社后用伦敦电头发回，在英国和其他国家散发，更加开心。魏优旃他很欣赏我们写的报道，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夸我们。他雇用的负责打腊纸、印刷、配页、投邮等出稿工作的英国员工也同样高兴，工作更加起劲。那时还没有自动配页机。我们有时和出稿的员工们一起在车间劳动，参加配页工作。大家围着顺序排好的单页电讯稿团团转，有说有笑，分享共同劳动的乐趣。分社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老陈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老陈是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他很会做菜，在英国海船上当过厨师。也许做菜太多了，他一般不轻易动手，但对我们是例外。有空到我们住处来玩时，进门脱下外衣就亲自掌勺，然后一起欣赏他的烹调艺术，边吃边告诉我们一些诀窍。饭后敞开聊天，无所不谈。谈起招人的事，他总是先“哼”一声。说高兴了，笑得像个孩子。说不出为什么，我们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成了知心朋友。
陈天声祖籍是广东，说中国普通话带客家口音。他出生在牙买加——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原属英帝国的直辖殖民地。因此他拥有英国国籍。他小时候在中国家庭长大，九岁时曾回祖国上学，中文英文都靠自学打的基础。他兴趣广泛，从马克思主义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有研究。他在英国下的工人生涯使他既是一个爱国侨胞，又是一个向往社会主义的者。老陈很爱同我们谈他在英国商船上的经历。他说那是一个很长见识和锻炼人的工作。他１８岁时成为海员，很快就加入海员工会，积极参加争取工人特别是中国海员的斗争。英国著名的海港城市利物浦是他活动的中心之一。他成为中国海员工会驻英国的领导，为海员的工资待遇和其他开展斗争。
他本人的就常受到侵害。他在英国商船上工作时，有一个大副态度，尤其看不起中国人，对他动辄，甚至动手打人。老陈忍气吞声，下决心苦夫，准备自卫还击。他每天两手各提一大桶水，在船梯跑上跑下练臂膀和手劲。他本来就会武术，加上两条有力的胳臂，真是如虎添翼。
有一天他在锅炉房上班，这位大副大摇大摆，满嘴来巡视工作。那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老陈用左臂冷不防把这个大副紧紧地压在一面墙上，举起右臂准备揍他，他说：“说！你还敢不敢我？”这个大副的前胸被老陈的胳膊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咕哝着说：“不敢，不敢。”从此，这个大副老实多了，对老陈和其他海员工人再也不敢那样飞扬跋扈了。
老陈边说边笑，对这次“胜利”很得意。我们这才明白，那天在飞机场他两手给我们提两个大皮箱，为什么显得那么轻而易举。
老陈发现我们会打太极拳，很感兴趣。我们抽空教他，很快他就学会了。我们打太极拳只是为了锻炼身体，而且晒网多于打鱼。老陈可不一样。他对每一招一式都细心研究，反过来教我们一个个动作的意义，怎样预防为主，怎样转防为攻，怎样在拳击中实际运用，克敌制胜。这种本领对我们这些文弱书生来说，实际意义不大。但对这位在旧社会和殖民下受过与损害，千锤百炼走过来的人，就是立身处世的要领了。
正是在这种下，老陈的民族意识和感都很强烈，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希望中国强起来，好起来，中国人也能扬眉吐气，平等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英国则是他的第二祖国。
他在英国是一个的好。他反对英国的殖义和不的，但英国的正益和好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积极支持英国反的战斗，１９３８年报名参加英国的。他谈到这项训练要求严格和风险很大的工作在大规模轰炸英国时起的重要作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老陈四处奔走，大力争取英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
陈天声是英员。当中国和苏联关系不和，而英共更多苏共指挥时，他不以为然。不管是对是错，他站在中国一边。据我们了解，他同英共领导的分歧，只在争论。和我们私下谈谈，从来不在公开场合。他看问题比较，对英共领导并不完全否定。英共老领导波立特由于支持中国抗美援朝而被一些英国人。老陈念念不忘，对波立特表示钦佩。
波立特退居二线后，高兰任英共总，老陈同他也保持了正常关系。高兰读到我们有关英国的报道后，告老陈说，他比较满意，特别是我们大量报道了有英共参加的人民。
我们到英国以后，陈天声同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有一个时期，新华总社几乎每年都邀请老陈回国参加中国国庆和观光，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也增加了和我们的友情。１９６０年我们任期已满回到国内之后，继续同他保持联系。他每次回国，我们如果在国内，总要团聚畅谈。
老陈的风格粗放豪爽，相处日子长了，我们也发现他另外的一面，那就是思想感情也颇为细致。他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那些年中国搞发动等创举，他看到一些问题，不以为然，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爱中国的赤子。
老陈对人对事严肃认真，但在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富有幽默感，有一次他回国观光，住在一个招待所里，约我们去看他。他住一大间房，有一个大书桌，桌上铺着一张好像是还没看完的。他让我们在桌前就坐，还没等坐下来就闻到一股奇臭，我们问他：“你这里怎么会臭得这样难闻呀？”
他哈哈大笑，掀起桌上那张，下面放着一大瓶王致和的臭豆腐。他歪着头顽皮地：“你们不是爱吃臭豆腐吗？怎么又嫌臭呀！”我们上当了！钱行反驳说：“这东西闻着臭，吃着香！吃了就不臭了！”大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期间，听说他回中国一两次。我们已经靠边站，上干校，此后再没有见到他了。破四旧把旧关系、老朋友都割断了。
以后，随着年事已高，陈天声逐渐退出工作岗位，同他的往来也逐渐减少。作为英国退休，他在伦敦西北郊区落户，靠比较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过着简朴的生活。所幸在他老弱之年有他的夫人和一个女儿在身边照顾。
近十多年，我们大部分时间在美国搞研究，写东西，不时想起老陈这位的老友。好几次找国内有关部门打听他的下落，都没有结果。回国后还想再打听他还在不在，在哪里，心想虽然别时容易见时难，打个电话问问好总该可以做到。不料，许多要赶时间的事情缠身，我们没有抓紧时间。正当我们准备再作一次努力同他联系的时候，忽然听到他在不久前（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７日）去世了。令人略感宽慰的是新华总社领导鲁炜告诉我们，２００２年他到伦敦视察分社工作时曾专程去探望陈天声，看到他虽然年迈力衰，但焕发，头脑清晰，赞扬中国的巨大成就。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总社对他的关怀慰问，更使他非常高兴，深为。陈天声活到９６岁，一辈子为人民，为祖国，为中英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埋头苦干，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和复杂的情况下，在伦敦以个人身份印发英文电讯，把延安的声音传给国外读者，为中国立一大功。他是国外华人中出色的爱国者，也是劳动人民的优秀代表。
我们试想为他勾画一幅侧影留念：满怀正气，浑身义胆，一片童心，出污不染。我们深感内疚，未能同他话别。如果他在生前还能听到大西洋彼岸，他的两个忘形之交的老友叫他一声：“老陈，你好吗？多想你啊！”他该会多么高兴啊！（完）
陈天声，祖籍中国广东宝安，１９０８年出生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是中国海外的第一代华工的后代。１９１６年随父亲回到祖国接受教育，１８岁时成为一名海员，期间参加了要求提高水手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斗争并开始社会主义，１９３６年加入英国，积极为中国在欧洲和英国的活动提供帮助。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海员工会中国海员分支机构的负责人，陈天声积极向当地华侨华人宣传日寇侵华的。他还努力争取英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于１９３９年组织了抗日救，扩大抗战宣传。抗战结束后，陈天声迅速成为来自中国的海员、者和学生的联系中心。１９４７年，他加入中国。当时正处在中华人民国建国前夕，陈天声利用其英国国籍的特殊身份，在恶劣的国际里，不顾的，在伦敦创建了驻伦敦分社的前身——伦敦出稿站，开辟了在社会中央和祖国声音的一个平台。
当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陈天声租借简陋的房子，使用手摇收报机，接收来自祖国的电文，自买纸张和油墨，自己抄写、刻板、油印，把英文电讯发放到英国部门、议会、团体和同情中国的人士手中，并邮寄到拉美、和等地。
伦敦分社正式成立后，陈天声继续为工作，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退休。此后，他仍一直关心着事业的发展。他生前常说：“我就是新华人，就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