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1976年1月，IMF的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签订了《牙买加协定》，从而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浮动汇率化的牙买加体系时期。与以往纯粹的金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相比，牙买加货币体系是一种信用货币体系，表现为“无制度的制度”。然而，这种货币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形成的国际美元本位格局，美元依然在货币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一些国家甚至加入到美元化的行列中。理论上讲，牙买加体系中可根据本国经济目标顺序自主进行宏观政策安排，浮动汇率制会自动实现内外经济平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经济相互依存性不断增强，政策溢出效应越来愈大，缺乏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双均衡目标很难实现。于是，20世纪80年代，七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简称七国集团或G7)通过会议形式就汇率、贸易及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领域展开讨论和磋商,特别在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干预方式等诸多方面实现信息交流和积极合作,并逐渐形成一种以应急性随机协调为主、兼具制度性建设特点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以减缓各种突发事件和经济危机造成的冲击,维持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该机制先后进行了多次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达成了《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有较大影响力的制度约定，对稳定主要经济变量，克服全球性通胀或通缩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策溢出效应所导致的外部约束和负外部性。但这种协调方式短期性非常明显，且依然属于非对称结构，美国在此处于主导地位，合作成本主要由其他国家负担。到了90年代,七国集团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日益减少,协调效果也呈现下降趋势。在此过程中，为解决“特里芬难题”，克服因美元地位下降而带来的国际流通手段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了特别提款权(SDRs)，意在使这一特殊形式的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主要手段，在弥补国之间的国际收支逆差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特别提款权本身的性质、发行方式及数量的等，该“准平行货币”对国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小。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现实情况是，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和国际协调机制的缺乏并存，无奈之下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重心转向了区域货币协调。以区域货币一体化为标志的欧元模式、拉美美元化的货币替代模式以及“10+3”的东亚货币合作模式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方式。
牙买加体系下，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同时引起关注的就是货币与金融危机的频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其发生数量之多、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远远超过以往。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巴西货币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到拉美债务危机、东亚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再到源自美国次贷危机而影响一直持续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从一国内部到一个国际区域再到殃及全球，可以说，每一次货币与金融危机的发生既标志着此前货币协调的不利，又考量着此后国际协调机制的，同时也推动着国际货币协调积极、主动、规则和长效。以近几年发生的受影响国家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例。2007年始自美国的次贷危机于2008年下半年迅速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为经济于衰退之中,几乎是步调一致地采取了持续降低利率、大量注资、金融机构国有化以及广泛开展货币互换协议、加强沟通对话等扩张性货币政策，其反映的同步性、同向性和迅速性堪称货币政策协调之最。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央行以及、等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联手降低利率50个基点,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27个基点,并同时下调存款准备金0. 5个百分点和暂免存款利息税的征收;次日,地区和韩国央行也决定降低基准利率25个基点。在的共同努力下，金融危机的性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为进一步增强投资者的市场信心，加快经济复苏，又纷纷采取了注资行动，以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欧盟、英国、日本等国家都先后出台了上千亿美元的救助方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复苏行动,同一时间世界几乎都将货币政策目标集中于提振消费和商业信心以刺激经济的恢复并防止金融风暴向实体经济蔓延的焦点上。此外，为有效遏制危机加剧,中央银行还通过部分金融衍生产品和应急安排应对全球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问题,从而实现了货币政策的跨国界合作。遗憾的是，随着金融危机的阴霾逐渐消散，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的不和谐音符也日渐。2009 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经济体相继推出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包括国债在内的中长期债券等措施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欧亚一些国家的贸易主义也渐趋抬头，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短期性和应急性特征再次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