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10月，在英帝国的殖民地牙买加，爆发了殖民本地黑人的骇人事件，即所谓“莫兰湾惨案”（Morant Bay Uprising）。其后，围绕是否要审判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时任牙买加总督爱德华·埃尔(Edward Eyre)，英国朝野上下论战数年。则分化撕裂，形成反埃尔与挺埃尔两大阵营。在论战中，普罗大众则显露出明显的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情绪。故而，这一19世纪英国史上频频提及的“埃尔事件”不啻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巨震”，从中我们可窥彼时英国人在、、、种族、帝国、殖民等重要问题上的观念分歧与交锋，更可感受少数有识之士是如毅地穿透与的。在时代的喧嚣过后，他们的呼声已成为宝贵的知识洞见。
牙买加这座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国，于15世纪时被西班牙人占领，1670年，西班牙将其割让给英国。为满足种植园主们的人力需求，1672年皇家非洲公司成立，从西非大量贩运黑奴。此后150年里，牙买加成为世界知名的蔗糖、郎姆酒和咖啡产地。1834年，英国废除奴隶制度后，牙买加众多民黑人离开大糖厂，垦殖荒地。到1860年，约有五万小地主。当然，制糖业依然保留大量奴隶。而成为民的前奴隶们实际上也没有充分的与。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古巴、巴西等新兴糖业的崛起，以及欧洲甜菜糖带来的竞争，糖类价格下降，牙买加经济恶化。政局动荡、司法不公、种族关系紧张更令岛上约44万黑人极度不满。吁求各项制度，改善黑人境遇的呼声渐起。1万3千多位白人居民则为此担忧恐慌不已。在者中，较温和派别的代表是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他本是白人种植园主与黑人女奴的私生子，然天资聪颖、自学成才，成为民后，又经商成功，拥有土地和种植园。他积极介入，参加政党，要为黑人谋求。另一位土生土长的浸信会保罗·博格(Paul Bogle)则吸引了少数立场更激进的者们。
多种矛盾交织，牙买加黑人的怨愤正如火山下的熔岩一般，只需一根引信便会喷燃。1865年10月7日，保罗·博格与其支持者聆听了首府金斯顿市的一场法庭，法庭宣判一位擅自闯入一座已废弃的种植园的黑人有罪，博格的同伴当庭，迅即。怒而当街。10月9日，法庭以叛乱和为由博格与其同伴。上门拘他，却被附近的居民击退。数日后，博格与同伴手拿、砍刀来到市区的圣托马斯广场。随后他们在法院的台阶上军人。七位者被当场击毙。当晚，的火烧法院大楼，并殃及邻近住宅。十几位官员被杀。怒不可遏，报复随即开始。时任牙买加总督爱德华·埃尔立即召开战时委员会，宣布对牙买加岛的东部实行军法。军法持续了数周。在此期间，殖民处死了439名牙买加人，鞭打了至少600人，约千余套房子。（Geoffrey Dutton, In Search of Edward John Eyre, South Melboure: Macmillan, 1982, p.96）被的人当中便有乔治·戈登。他曾在牙买加议会，以及1865年春夏的多次公开上严厉过埃尔。埃尔认为戈登策划了这场叛乱，将他从金斯顿市押至莫兰湾，设在那里的一个军事法庭宣布他犯罪，判其绞刑，并于10月23日。保罗·博格也被押至莫兰湾，施以绞刑。这便是骇人听闻的“莫兰湾惨案”。
金斯顿市当地的迅即报道了这一事件。11月3日，事件的首条消息传至英国本土。首个报道它的是英属殖民地的《纽约报》（New York Herald）,标题为“八英里尸体”。然而直到13号，和的细节都尚不可知。刚上任一年多的殖民部大臣爱德华·卡德维尔（Edward CARDWELL）在11月收到总督埃尔的后，随即回信赞其足智多谋。但他也要求埃尔所有审判戈登的文件复印件，并为此做出充分解释。不过，已有一些官员意识到埃尔的行为过火了。
英国中产阶级激进派则大为，大英帝国国旗之下居然有此等？！各大报刊纷纷埃尔。在埃尔呈送议会的报告于12月16日抵达伦敦之前，反埃尔的力量已开始集结。12月9日，废奴协会向殖民部递交，卡德维尔沉默以对。伦敦传教士协会也向殖民部施压，要求立即召回埃尔。大约同时，牙买加委员会（Jamaica Committee）在伦敦成立。他们希望为被的者。委员会首任是议员查尔斯·巴克斯顿（Charles Buxton），其父是废奴运动的之一托马斯·巴克斯顿（Thomas. F. Buxton）。激进派报人弗里德里克·詹森（F. W. Chesson）任秘书长，功利主义激进派议员彼得·泰勒（Peter Taylor）任财务总监。众多知名的派和重要思想家都加入其中，包括约翰·布莱特、葛德文·斯密斯、斯宾塞、赫胥黎、托马斯·格林、亨利·福赛特、莱斯利·斯蒂芬、主义者F.哈里森、教授戴雪、科学家等，以及当时身在法国阿维农的思想界兼议员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牙买加委员会迅速成为英国国内总督埃尔和牙买加殖民的主要力量。
12月中旬，埃尔的报告送呈议会。彼时，罗素领导的阁中，格拉斯顿相当厌恶其所作所为，力主彻查莫兰湾惨案。面对报道与，也倍感压力，于是，便将埃尔解职，并于1866年2月启动皇家调查委员会。6月18日，皇家调查报告方才出炉，其结论是：之根源乃是抵制殖民的权威，如果未有力回击，那么会帝国的。虽然该报告也指出，遭受了过度的惩罚，死刑过于频繁，但没有反思戈登受审和在程序上的异常，只是说，若以罪论，戈登的行为不足。罗素内阁接受了此报告，并宣布召回埃尔。
十天之后，罗素内阁，保守党上台。1866年6月31日，就如何处理埃尔，议会展开了激烈论辩。牙买加委员会巴克斯顿认为，因为埃尔没有理解戈登实际上“违法”，就不应以“故意”罪他。牙买加委员会的职责是揭露那些对直接负责的军官，应该问责的官员，补偿者。但委员会多数不赞同他的意见，约翰·密尔就反对。委员会的法律顾问爱德华·詹姆斯（Edward James）、詹姆斯·斯蒂芬 （James. F. Stephen）都认为，埃尔的报告里完全找不到合理的理由，证明为了和重建秩序必须处死戈登。埃尔和其他官员不仅在上，而且在法律上也应受到。于是他们提出，应起诉艾尔。约翰·密尔赞同他们的观点,呼吁下院对埃尔提出刑事。一方的论辩代表是殖民部官员查尔斯·艾德礼（Charles Adderley），他辩解说皇家调查报告已经解释了一切，牙买加委员会站在“叛乱者”一边。在艾德礼结束后，密尔随即发言。在晚年撰写的《自传》中，他将此次视为自己议会中最棒的一次。
埃尔事件关乎。密尔的议会强调军法危害所有英国人的利益，而不只是专注于黑人的悲遇。他没有关注此事件的殖民地背景，而是将戈登的被视为英国刑法。“这里有比对待黑人更加紧迫、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予以考虑，这就是所有属地，也许最终还有本身是受法律管辖呢还是受军事特许权管辖？的生命和人格是否应该任凭和或任性和的两三个军官？一个惊慌失措的总督或别的就可以擅自建立所谓军事法庭？这个问题只有诉诸法院才能决定。”（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0页） 没有审判就取人性命，不能。如果不挺身而出埃尔，那就是放弃了，于专断。
之后，密尔接任巴克斯顿，成为牙买加委员会。他为委员会起草了奋斗目标: “调查埃尔及其下属的行为；以、与原则执法；反对，尤其是反对被者与附属种族。”（John Stuart Mill, “Statement of the Jamaica Committe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21, p.433）在和的职责之外，委员会更旨在更重要的法律、与原则：若允许英官在军法的名义下英国臣民，将会制造一个可能损害所有英国人的先例。委员会也提出了另一核心问题，即，军事法庭的性。在牙买加它已经成为随意的机器。密尔与其他高度关注军法的不。军法不是使用制裁，而是允许临时使用武力，直到法庭和能够再次运转。帝国官员必须受到其法律约束；帝国人民，无关种族，均受到。
1866年8月，风暴的中心人物爱德华·埃尔返回英国。与密尔等知识激进派相反，另一些文化和众多英国却视其为了牙买加白人的英雄。他在南安普顿下船时受到了热烈欢迎。针对以牙买加委员会为首的反埃尔力量，他的支持者们在8月也成立了“与支援埃尔委员会”（Governor Eyre Defence and Aid Committee），由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领衔，众多文人诗客参加，包括约翰·罗斯金、查尔斯·狄更斯、诗人阿尔弗雷德·滕尼生等。他们为何支持埃尔？托马斯·卡莱尔的观点极有典型性。他说牙买加黑德，性情懒惰。他们需要主人。英国人不应同情那些不值得同情的人。激进派们埃尔，就是不关心社会秩序，是无主义的立场，牙买加委员会要求的“与”，实际上既无效果也不负责任，反映了的愚蠢。
于是，两大阵营针锋相对。知识群体严重分化、撕裂，他们之间的论战交锋不啻是一场维多利亚时代的“巨震”。（Stephen, Collini: Public Moralists: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Britain, 1850-193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44）然而，震源早已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层叠累积，从19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议会之后，英国围绕、、、秩序、帝国、种族等重大议题逐渐产生不少分歧，若仔细辨识两大阵营的构成，牙买加委员会一部分是中产阶级企业主，另一部分则是学者、经济学家、报人记者，还有科学家。他们的主张激进，要求扩举权和普选；教上支持解放非国；他们认同、、科学研究。而埃尔协会得到土地贵族、军队、支持，要传统价值和秩序。其实，他们早已在数个重要问题上有过论战。故而，埃尔事件可视为这种分歧激烈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其一，奴隶与种族主义论战。“与支援埃尔委员会”中多人有种族主义。托马斯·卡莱尔就相当突出。他十几年前就地牙买加黑人懒惰，美国内战期间则赞美南方的奴隶制度。到埃尔事件时，他写道：“如果埃尔射杀全体黑人，将他们抛入大海，也许不会对他们有多大，更不用说我们了。”（引自Catherine Hall, “The Economy of Prestige: Thomas Carlyle,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Case of Governor Eyre”, Cultural Critique(Spring 1989）, p.191.) 埃尔本人为自己行为的依据也是说黑人是“更容易冲动和激动的种族”，从而更容易“有的和叛乱的行为”。（引自Margaret Kohn & Daniel I. O Neill, “A Tale of Two Indians: Burke and Mill on Empire and Slavery in the West Indies and America”, Political Theory, vol.34, No.2(April 2006), p.216 ）在为埃尔时，他们总是强调种族差异，强调殖民与帝国的安全，试图证明埃尔无罪，甚至说他是白人的英雄。牙买加委员会的立场截然相反，他们一向支持废奴运动，支持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委员会成立时的秘书长和财务总监詹森、泰勒都是伦敦解放协会的会员，该协会于1862年成立，致力于向英国美国内战乃是与之争）。两大阵营的约翰·密尔与托马斯·卡莱尔曾是密友，却正是在种族与奴隶问题上多次论战，从而交恶。牙买加委员会强调牙买加人与英国利平等，就是要反击种族主义。
其二，贸易与工业资本主义之利弊的论战。“与埃尔委员会”的一向知识激进派所赞同的贸易思想。典型如约翰·罗斯金。他是首位加入委员会的文人，他说英国工人就是白人奴隶，在不堪的工厂里备受，这些都是贸易与工业资本主义导致的。卡莱尔也进步的意识形态，质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则认为贸易摧毁了工人群众。
其三，论战。1859年的《起源》出版，此后整个六十年代，科学界激辩地最厉害的便是。支持的，如、赫胥黎、斯宾塞，都是牙买加委员会，而许多著名的反对者，都支持埃尔。
埃尔事件中，两大阵营围绕军法问题直接交锋，背后却是、VS秩序、安全之争，何者应是首要价值？反埃尔阵营强调的首要性，军法不。挺埃尔阵营却认为军法高于其他法律，帝国的秩序和社会安全是第一位的。尽管，但埃尔在紧急状态下的非常规做法确保社会稳定，尤其了白人的利益。他们担心牙买加爆发。然而，“牙买加委员会”所担忧的不仅是牙买加黑人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埃尔事件所折射出的的:今天在殖民地所做的一切，明天会发生在，日后更会发生在英国。进而，英国偏向埃尔，殖民，更了他们在文明程度与素养上的严重缺陷。英国人对早期废奴主义的平等种族观的认同在减退，褊狭、傲慢的心态盛行。这最令有识之士忧惧。
所以，从根本上，“埃尔事件”的论战与几十年来英国人最关心的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牙买加委员会们的最重要便是普选。就在莫兰湾惨案后数天，一向的帕麦斯顿首相去世，激进派重新点燃了选举的希望。他们要借埃尔事件来推进议会。从1865年11月到1866年夏天，反埃尔的力量占据上风。然而，不久之后，同情与支持埃尔的迅速扩大，反对埃尔的只剩下少数知识精英。这便折射出，普罗大众，特别是社会中等阶层的心态正在发生变化。细察之，这一变化在埃尔事件之前已渐有发酵。在五、六十年代，许多曾经支持过主义激进派的中等阶层人士，目睹工人组织的发展，开始担心普选，担忧的和无主义，转而支持保守派甚至托利党。在罗素的阁时期，工人阶级组织了联盟（Reform League）来争取普选，得到激进派议员如密尔等人支持。罗素内台后，工人组织的战场从议会大厦转向街头。1866年6月29日，一万名工人在特拉法加广场，要求。一个月后，联盟在海德公园，少数者冲击。这一系列事件令转而认同埃尔，说他使用高压手段牙买加黑人，社会秩序是正确的。当看到争取普选运动的都是反埃尔阵营的，他们反而开始同情埃尔，厌恶密尔等激进派。
过往的记忆也强化了此时英国对牙买加黑人的。英国人依然对一个世纪之前爆发的海地记忆犹新，那场处死了几乎所有欧洲人。尽管奴隶制已被废除，但英国人认为牙买加黑人依然于心，西印度群岛的不稳定潜流暗藏，很多自然就将牙买加的黑人视为海地的延续。近前的记忆则是1856年印度大起义。印度起义后，英国人对殖民地人民的心态便有所转变，“本地人”被视为“不可的人”。埃尔的支持者中便有不少人印度起义，比如诗人腾尼生，就密尔等人忘记了印度起义的教训，认为需要建立法律和秩序来英国白人殖民者的利益。从印度起义和牙买加事件中，日渐认为，“帝国是宝贵的财富，因此在对付叛乱的有色殖民地居民时，者的双手是不明智的。”（Bernard Semmel, Jamaica Blood and Victorian Conscience, Houghton Mifflin,1963, p.131）
1866年末和1867年初，就牙买加委员会诉总督埃尔一案，分别开庭两次。牙买加委员会法律顾问詹姆斯·斯蒂芬在庭审中重申，埃尔事件的关键是：在帝国境内，法律是否至高无上，女王及其官员是否可以撇开法律建立军事？委员会还请来两位牙买加黑人出庭。然而，法庭最终只同意埃尔的两位下属。埃尔本人根本没有出席任何一次庭审。支持埃尔的认为，起诉埃尔失败，就意味着赦免了他的过去。鉴于此，斯蒂芬向牙买加委员会不再起诉埃尔。1868年1月，埃尔迁居伦敦，并告知委员会他的住址。这是一种公然挑衅。牙买加委员会虽愤懑不已，也意识到无法以罪令其，决定他“严重犯罪和失职”，这是殖民总督法规中的。1868年6月，该案开庭。此间，密尔不断收到的与信件。他本人还好奇地收集了一些。庭审故意强调牙买加事件时的局势，殖民地的人口现实（44万黑人，1.3万白人）造成了一种永久的紧张状态，从而保持一种近乎永久的军法状态是合理的。牙买加黑人不能与英国白人相提并论，故而不能用英国普通法的标准来评判埃尔。而牙买加委员会的说法，即英国普通法应平等于白人和黑人，是一个的错误。大陪审团则他们没有找到足够表明埃尔有严重犯罪和行为。牙买加委员会再次，也最终失去了将埃尔绳之以法的机会。
埃尔的支持者们自然雀跃不已，但他们却进而要求支付埃尔打官司的费用，给他发放养老金，甚至让他复职。他们甚至组织了一个“埃尔纪念基金”（Eyre testimonial fund），为他们心中没有工作、没有养老金的英雄提供。但保守党未加理睬。不久之后的议会选举中，埃尔的支持者们将矛头指向约翰·密尔。是次选举中，密尔未能连任议员。1869年，“莫兰湾惨案”的者向埃尔提出民事诉讼。然而，法庭还是偏袒他。也是这一年，牙买加委员会终告解散。直到1872年，埃尔事件才逐渐偃旗息鼓。当年六月，阁论辩要否支付埃尔的法庭费用。格拉斯顿说，因为前保守阁曾有所承诺，所以必须兑现。但实际上，“和支援埃尔委员会”曾募集了一万三千英镑，而“埃尔纪念基金”也募集约三千镑。于是，激进派议员：如果再负担他的花费，岂非证明认可其行为？然而，当场投票赞成支付的是243票，反对的仅有130票。密尔听闻此事后极为愤慨，誓言再也不会投票给党。1873年，密尔去世。次年，迪斯累利领导的保守党组阁，给予埃尔殖民地退休官员的养老金待遇。他从此悠哉哉地活到了1901年。
这场持续数年的论战深刻影响了英帝国在牙买加的：1、严厉的军法在殖民地发展起来；2、种族等级之观念更加固化。牙买加黑人被视为不可信赖的臣民。3、了殖民地人民的自治。牙买加令英国人重新思考，前奴隶是否值得被赋予和？而牙买加的种植园主们为了防范可能继起的黑人起义，主动放弃了地方自治，以换取英王的殖民。1866年，牙买加由女王直接，英国人不再相信当地人可以自治。牙买加议会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组织，但解散这个两百年历史的组织意味着牙买加人的自治更少了。
牙买加委员会曾希望借埃尔，并将他绳之于法来改善帝国的殖民方式，但，殖民当然没有，也不可能结束。它的屡战屡败，以及埃尔的而退，了，受自益和种族傲慢驱动的主国人民不能殖民地人民的。固然，牙买加委员会在当时已相当激进，殖民，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未曾想过要消灭殖民。而大多数英国人选择权威、秩序高于平等、，就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逻辑。
时至今日，“莫兰湾惨案”的记忆已成为牙买加国家历史的重要内容。1960年，牙买加议会将议会大厦命名为戈登大厦；1969年，乔治·戈登、保罗·博格都被授予牙买加民族英雄的称号。1995年，保罗·博格的肖像更被印制在牙买加10元硬币上。曾经的总督埃尔却不再被人提起。而悲情的牙买加委员会在军法、等关键问题上那些振聋发聩的呼声，在时代的喧嚣之后已成为我们宝贵的知识洞见。
盛文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领域：欧洲近代思想史、英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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