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人民币加入SDR，美元不是竞争对手。今年申请加入SDR的国家，除人民币外，还有澳元、加元和瑞郎，至少在加入SDR事项上，当时人民币的竞争对手不是美元，而是这三种货币。而在人民币加入SDR以后，实际上是增加了过去以美元为代表的SDR的权威性，赋予其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现阶段取代美元不会增加中国经济安全，相反有可能损害中国经济安全。中国3.5万亿的外汇储备中，多数为美元资产。现阶段如果美元信用出现动荡，意味着中国主要的外汇储备将面临风险，这不是人民币加入SDR追求的效果。
第三，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和计价货币，是历史的产物，并经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协议”的制度安排过程。欧元同样是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到高水平之后制度安排的结果。历史经验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历史机遇和制度安排的过程。
第四，人民币成长为美元式的国际主要储备和计价货币，必须先找到解决“特里芬悖论”的办法。所谓“特里芬悖论”，即全球经济增长势必要求国际计价货币供应持续增长，而国际计价货币向全球供应，只有通过国际计价货币供应国的国际贸易逆差才能实现。这正是美元的困境所在。中国能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吗？能人民币全球供应导致的贬值吗？这些问题不解决，取代美元就不现实。
加入SDR，是中国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为国内金融提供增量的一步，而不是为取代美元。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制定现实目标、长期发展目标，对此必须有认识。
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金融领域将迎来新的深化契机。此前为加入SDR，中国在市场准入、利率、汇率等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已证明加入SDR能够成为金融领域的增量。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打通了国内外金融资本和金融管理机制的交融空间，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于下一步金融领域的预期。特别是在“货币可兑换”基本满足IMF要求后，放开资本市场管制就成为下一步金融领域的选项之一。资本管制是否会随着人民币加入SDR迅速放开？
从已资本管制的新兴经济体的表现看，对于资本项目放开必须保持审慎。巴西是一个典型代表。放开资本管制后，短期内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促进了巴西的经济发展，使巴西成为“金砖国家”之一。但是，随着美元走强，外来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出巴西，导致去年以来巴西资本市场剧烈震荡，外储急剧减少，本币大幅贬值，经济和民生严重危机。到今年，前三季度巴西P出现连续负增长，通胀水平居高不下。
这是中国需要的，实际上，类似巴西式挑战在资本管制没有完全解除的中国同样存在。今年5－9月，外来资本流出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连续5个月下降。由于外汇占款是发放基础货币的主要途径，外汇流出还导致市场面货币供应趋紧、流动性出现局部枯竭，从而制约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
由此，人民币加入SDR代表人民币国际化迈上一个新台阶，但人民币国际化不等于资本管制放开，更不代表金融领域的全部内容。事实上，除了资本管制，在金融领域还有许多需要加快的事情要做。
一方面，人民币加入SDR后，需要确定在SDR“篮子”中的利率。IMF，将以中国3个月基准国债收益率来计算SDR利率。因此，中国基准国债利率能否以市场为基础，真实反映债务市场供需情况，直接关联到人民币“入篮”后的收益。这对加快债市提出了要求。
另一方面，尽管市场利率化已基本完成，但银行间展开良性竞争的局面尚未形成，国有银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的情况尚未改观，民营银行的发育和自律还需要进一步催化。只有金融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匹配的运营机制，才能控制系统风险，充分发挥引领经济的作用，为人民币国际化建立良好信用打下基础。
总之，加入SDR，为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金融市场有序树立了更高标准和更明确的目标。充分发挥加入SDR的外部效应推动内部，即期收益就可能变多，而被视为只有象征意义的部分，在未来也可为实际效益。 (徐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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