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有一个理论，即显示性偏好理论，对此我是不疑的。该理论认为，人们真正的偏好是通过他们的行为、而非语言反映出来的。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8世纪早期一位非常出色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是这样精妙地表述这一理论的：
人们嘴上说最好的东西，不能叫做“享受”，相反，他们实际上最乐此不疲的东西才能叫做“享受”……例如，约翰在切布丁的时候从来就只切一丁点儿，少得几乎没有；这么一丁点儿的东西在他费力地咀嚼后像吃草似的咽了下去；紧接着他就扑到一块牛肉上，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直吃到牛肉都堆到嗓子眼。如果你每天都听见约翰大叫说，布丁是他的最爱，而牛肉对他一钱不值，你难道不会感到恼火吗①？
在一所好的大学中，好的沟通常重要的。教员的力量太庞大，不容忽视，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观点差异又太大，因此很难形成一个行政实体。通常只有通过的讨论才能达成一些共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广泛出现的中，大学之所以比其他大多数大学的情形都好，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在对待众多年轻的者的问题上，我们的老师们团结一致地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学生中，那些激进派简直就是人：经济学家们有一个理论，即显示性偏好理论，对此我是不疑的。该理论认为，人们真正的偏好是通过他们的行为、而非语言反映出来的。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8世纪早期一位非常出色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是这样精妙地表述这一理论的：
人们嘴上说最好的东西，不能叫做“享受”，相反，他们实际上最乐此不疲的东西才能叫做“享受”……例如，约翰在切布丁的时候从来就只切一丁点儿，少得几乎没有；这么一丁点儿的东西在他费力地咀嚼后像吃草似的咽了下去；紧接着他就扑到一块牛肉上，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直吃到牛肉都堆到嗓子眼。如果你每天都听见约翰大叫说，布丁是他的最爱，而牛肉对他一钱不值，你难道不会感到恼火吗①？
在一所好的大学中，好的沟通常重要的。教员的力量太庞大，不容忽视，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观点差异又太大，因此很难形成一个行政实体。通常只有通过的讨论才能达成一些共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广泛出现的中，大学之所以比其他大多数大学的情形都好，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在对待众多年轻的者的问题上，我们的老师们团结一致地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学生中，那些激进派简直就是人：为了自己的，他们竟然用来以及传统的观念。我想，他们的还是轻的，因为有许多教员一方面行为，另一方面却公开支持学生们将大学化的要求。不错，若没有这些老师的广泛支持，肯定不会发展得那样如火如荼，也不会给现在的学术机构留下永久的化和党派化的后遗症。
如果经济学家是决定战争的者，我想他们可能会很少发动战争，从而使自己陷于不利的处境吧。因为根据的成本收益计算，我们就不应该赞成“金银财宝换枪弹，绝不进贡一分钱”之类的。难道我们不能像英国那样，在1833年用赎买的办法来解放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也通过交易来避免历史上最的战争，这有可能吗？
我不知道，能在多大程度上代替。毫无疑问，以牙还牙的反击会给可能的侵略者带来巨大的成本，从而打消绥靖政策的积极性。此外，战争带来的还便于向老百姓转移战争的成本，而为支付贡物或赎金去征缴税收却不那么容易，甚至完全不可能。我们支付给士兵的工资远远低于他们从事普通工作所能获得的工资，可是，要通过税收把人们工资的十分之九拿走，却是很难想像的。更进一步说，能在多大程度上代替爱国呢？人们自古就知道，战争能把一个国家团结起来（越南战争是个反例），但是，这种所谓的团结是怎样实现的呢，是不是了不同意见才达到的呢？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大多数人——将军们、家以及经济学家——对一场现代战争带来的种种问题完全没有准备。国防财务小组当时对军费的估计为每年20亿~40亿美元，而整个机构中只有霍默•琼斯要在这些数字后面再加上一个0，这样的估算才与战时的实际支出大致相当。而我们看到的一份在1939年前准备好的军事计划就更了——里面甚至包括骑兵的编制。
与聪明人打交道时，我们必须给予他们想要的东西，并让他们信服。对学者也是如此。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促进学科的发展，推出新的。对经济学而言，终极目标是增加人们对经济生活的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稍近一点的目标则是形成一套理论或概念体系，以帮助界定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因素，并借此来实现最终目标。学者们的第二个任务是自己的同行。再伟大的著作，如果没有人读，或者读了却没有人相信，那也是个可悲的败笔。相反，一个理论或想法如果完全被同时代的人所接受，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的确，能否被普遍接受是检验一个理论优秀与否的根本标准之一。尽管也有例外，但学者们仍然遵循这样的原则，即人们不能给自己做裁判。
文章一旦发表，人们就会读到吗？排名前10位的英语类经济学每年可能要发表500~750篇文章，而即使最勤奋的学者也只会读到其中很小一部分。这还不包括其他至少150~200种英语类经济学！仔细而全面地读一篇文章往往要耗费好几个小时，因此，任何一篇文章只要被50位经济学家认真地读过，那自然就是一篇重要的文章。怀疑会贯穿整个阅读过程。一个观点的正确与否不仅仅在于逻辑的连贯——还包括有没有正确的观点表述形式等。
反对的力量可能会很强大，因此，马克斯•普兰克（Max Planck）说，一门科学只有在老教授的中才能进步。不过，我想他一定会同意，把老教授掉并不会加速科学的发展。
在推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学生是有力的同盟者。不过，教授在有机会招收到好学生之前，需要先有所成就。还有一些更强大的盟友：观点和研究领域相近的同事。当这些盟友足够强大，人数足够众多时，就会形成一个“学派”。我认为学派不同于简单的师生关系，在一个学派的几名主要学者之间，可能对某些重要问题意见不一。当然，学派和师生关系的区别并不总能很容易划分。构成一个学派的学者必须有一项共同的事业，在学科需要关注的问题和应使用的特定方法上有着共同的看法，这些能使该学派在自己所属的学科领域中获得相当的尊重，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20世纪以后，经济学家们在兜售自己取得的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每家大型企业都会拥有1名以上的经济学家，而最大型的企业甚至会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特定情况下学者们还会被请进白宫。诺贝尔设立以来唯一新增的项就是经济学。经济学通常也是大学本科最热门的专业，许多人认为它是通向院或商学院的基石。许多描述经济学家的笑话，例如他们的观点分歧太大（5名经济学家有6种观点，其中凯恩斯有2种），还有经济学家们醉心于抽象思维（“这在实践中是可行的，但是在理论上它讲不通”）等，实际上都反映着别人的嫉妒。如果说，对美国的几乎是将欧洲的知识凝聚起来的唯一黏合剂的话，那么对经济学的也就是将其他社会科学团结起来的唯一黏合剂了。但无论如何，被人嫉妒总比被人可怜要好得多。
诺贝尔并不是吸引其他科学家关注某个研究的工具。事实上，某一科学研究自公开发表之日到获得诺贝尔，其间的时间间隔平均有30年之久。该领域的有识之士早就知道那样的，并且在应用了。只有那些缺乏研究能力的人才会认为诺贝尔对引领研究方向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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