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
经济学家最头疼的一个话题之一就是激励。自己写作的时候觉得有点累，于是泡一壶好茶犒赏自己，喝上一杯，神清气爽，于是又愉悦地继续码字了。整个过程就是激励。激励的方式有很多种，大类上区分，可以分为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喝一杯好茶，算是物质激励，通过物质的刺激来调动自己的积极性。而非物质激励则是上的，别人的一句表扬、甚至领导轻轻拍一下你的肩膀，给你一个肯定的眼神，都可能会让你有了干劲。如同电视里一款饮料的广告，不喝之前人是歪斜的，喝完之后人居然饱满地了。饮料有如此效果当然是夸张了，但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激励则确实有如此神奇的效果。
激励之所以有效，并不是因为我们是经济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人。经济学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走了弯，把人想象成一个精打细算、只会追逐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有一个叫曼德维尔的人，甚至写了一首很长的诗，题目叫《蜜蜂的寓言》，这诗的大体意思是说，别看很多蜜蜂自利，甚至，但这些蜜蜂在追求自利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蜜蜂社会的进步。所以曼德维尔感叹道，即便是蜂群中的最劣者，对社会也贡献良多。假如把曼德维尔的作品放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看，你能发现他的积极意义。但假如就曼德维尔的作品所传递的想法本身来说，又至极。问题在于，经济学家还总是把曼德维尔的观点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联系起来，准确地说是起来，以为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和曼德维尔说的是一回事，这就了斯密。
斯密在说看不见的手时，意指人们埋头于讨自己的生活，看似不管他人死活，其实客观上有利于社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根源在于存在一个竞争机制。比如你去小市场买东西，有很多个摊位都卖苹果，你问来问去，找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摊位买。摊主为了自己能够多卖点苹果，会对你示好，每个摊主都这么做，就产生了竞争。竞争的结果是让顾客买到性价比最高的苹果。同样的道理，来买苹果的不止一个顾客，顾客之间为了好苹果也会展开竞争，从而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到更好吃的苹果。摊主相互之间的竞争会导致苹果价格下降，品质上升；顾客之间的竞争会导致价格上升，品质也上升。这种竞争最终导致摊主和顾客之间就品质好的苹果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皆大欢喜。单个摊主和单个顾客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导致了总体上苹果生产和消费的进步。想想看，劣质苹果如果还卖高价，肯定没人要；优质苹果如果还想低价买，也没人卖。
在苹果买卖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其他的影响因素，只有价格起着关键的作用。价格的变化是竞争的结果，而竞争机制就是市场机制。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指市场机制。市场无形当中引导企业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引导消费者购买价廉物美的商品，如果两者都实现了，自然社会就进步了。过去的经济学家说，斯密这只看不见的手如果要有效地运转，前提是参与市场的人都是自利的经济人。不过仔细看看斯密对经济人的分析，似乎和曼德维尔的的人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我平时更愿意用自利而不是这个词的缘故。自利是表达寻求自己的利益，则带有某种伦理判断。和斯密的观点相近的是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说，人们来来往往做生意，跑生活，无非都是图一个利字。有好处的地方自然就会吸引人去。
但你发现没有，无论司马迁还是斯密，都没涉及到伦理判断。他们和曼德维尔有区别吗？假如你看我们过去的老字号，有一个共同的古训，那就是“童叟无欺”。为什么要强调这四个字？古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说谦谦君子并不是一点铜臭味都不沾，一个人要生活哪能不碰柴米油盐？问题在于，爱财可以，但得取之有道。看到差别没？曼德维尔可没提这个道字。曼德维尔的作品里，一个社会哪怕是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可以为社会做贡献。这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大相径庭。这也是我特别强调的，要把自利和区分开来的原因。两者的差别就在于一个道字。这个地方的“道”就是规则，取财得讲规矩。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不是自己该得的不能要。不经过自己努力的东西要懂得远离。说白了，你自己想得到好处的时候，要首先学会尊重别人的好处。好比你喜欢唱歌，晚上在宿舍里，其他室友都在看书，你独自哼哼着神曲。你说自己是经济人，可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这可行吗？其他室友恼怒之下，肯定得把你扔出去。
之所以需要讲这个“道”，关键在于我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中的一。作为社会当中的一员，我们总是和其他人同处于某个情景中，那么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其他人。按照经济学的术语说，一个社会当中的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存在外部性，这外部性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乐于助人就是正外部性，公共场所抽烟就是负外部性。光想着自己是不行的，还得想想是不是给他人带来了负担。过去的经济学把一个人看作是单独的存在，从而完全社会的影响，是一大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