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五年了。这五年来，每每参加各种文化会议和文人，总能听到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到他，提到他在民俗研究及许多领域的独到贡献，提到他与天津这座城市的特殊渊源，也提到他对朋友和晚辈们的热心帮助与提携。在这样的五年里，可以说张仲先生并没有离去，因为他活在了朋友们的心中、话语中；如果说他确实已经离去了，那么细品一下大家对他的深切追念，其中无疑包含着一层重要的言外之意，即：张仲先生走后，他所从事的民俗研究及诸多文化事业所呈现的缺失状态是多么的明显。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在于相对社会来说，没有人能够替代他，或者覆盖他。张仲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记得五年前在张仲先生追思会上，冯骥才先生对几位在场的学者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张仲研究的东西，如天津的民俗、历史等，你们也在研究，但是你们与他不一样，你们可能更多地用学术的、学院的方法去研究，而张仲却是身在其中，那些东西在他的身上是鲜活的。”张仲先生是，出身于天津的名门望族，与文化世家和文化名人多有交往，自幼崇尚文化；他半生经历坎坷，长期遭受，熟悉底层生活，社会阅历丰富；他出生时父亲已是盲人，老年不幸丧妻，去世时还留下一个弱智的儿子，特殊的家庭境遇对他无疑也是一种深刻的磨砺。张仲先生意志坚强，不懈拼搏，学识渊博，辛勤耕耘，在很多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他不仅是著名的民俗学家，还是著名的天津文史学者、文物收藏鉴赏家、津味小说家、艺术评论家和编辑家，是以“杂家”面目出现的“大家”。他在民俗学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是天津民俗研究的领军者，在全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晚年荣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山花·民间文艺成就”，其文化大家的地位得到社会。
张仲先生曾经担任《天津日报·满庭芳》主编，在里他是我的业务导师、前辈编辑，在生活中我们是情谊至深的忘年交。自他离休直至病重的十几年里，我们每周即使不见一面也至少要通一次电话，联系十分密切。对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他给予过许多而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在张仲先生晚年，他将自己写的很多文章交我编辑发表，我们还曾将各自的著作交由同一套丛书出版。二十多年的交往，使我对张仲先生的学问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张仲先生刚去世时，我即对其哲嗣张尺先生提出：仲老收藏的文物、书籍等都不能动，谁来买都不能卖，因为仲老去世时有很多东西都没来得及写出来，他是带着满肚子的掌故和学问离开的，他的藏品是他世界的物化和外延，将来有条件时我们可以用这些文物、书籍做线索整理出一些有价值的文字来。令人高兴的是，五年来，张尺先生正是这样坚守的。
张仲先生去世后，我时常重读他的著作，摸寻他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技巧，略有所悟。譬如他的所有文章都直接取材于社会生活，讲究细节，真实可信。这让我想起巴尔扎克的《喜剧》，它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生活、军事生活、乡间生活等场面，“在这六个部分里罗列着构成这个社会的通史的全部风俗研究”（《喜剧·前言》）。事实上，一部《喜剧》便是一部法兰西社会贵族、资产阶级新兴的历史的生动再现。读了张仲先生的民俗研究论著，再读他的《龙嘴大铜壶》等津味民俗小说，我们也会发现，他是从和感性两翼立体地表述着传统文化的衰落及其向新文化的，他的研究绝非无的放矢，他的作品更是十足地接地气。
龚望、周汝昌、王树村、来新夏、王学仲、范曾等先生都曾跟我说过，张仲是天津地方民俗的活化石、活字典，张仲本人就是天津一宝。冯骥才先生说：“关于津，无论什么问题都问不住张仲，方言俚语、民俗典故、街道巷里、八作乃至不起眼儿的一些小物件，只要是有特色的、有历史的，拿到张仲面前，他都能将其中的来龙去脉讲个清清楚楚。”在这些文化大家和名人眼里，张仲先生是闪闪发光的。
民俗学属于社会基层文化，旧时治民俗学往往会受到封建文人、贵族化学者的轻视和歧视，甚至会受到笑骂和打击。五四时期北大征集歌谣拉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这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页。但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和轻视民俗学。从历史上看，民俗学的命运与人们对它的认知有极大的关系。天津出现了张仲这位得到社会认知的民俗大家，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幸运与骄傲，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我认为，系统、全面地总结和研究张仲及其著述，是推进天津民俗研究和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首要的工作，就是整理出版张仲文集和张仲藏品集。
整个社会在飞速发展，每个城市也在讲求发展，同时需要保持自己的特色，显示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而民俗文化又是城市文化中最基层、最质朴、最本真、最耐久的文化。因此，城市发展一定要民俗文化。这是我们在后张仲时代继续推进天津民俗研究的现实理由。周公解梦梦见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