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世界的格局来说，中国代表的东方文明重回世界舞台中央，全球地缘经济版图甚至世界历史进程必将焕然一新
2015年12月1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11月30日星期一，雾霾压顶，沉重得令人窒息，以至于网络陡爆笑话，学校提前放学。
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国际货币基金(IMF)执行董事会做出正式决定：中国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自2016年10月1日起，作为第五种货币，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共同构成国际货币基金货币篮子！
这意味着，对于中国的货币来说，人民币即将成为国际的货币。对于现有的国际机制来说，中国在所有想要加入、应该加入的国际组织中，取得了最难能可贵和叹为观止的决定性发言权。对于世界的格局来说，中国代表的东方文明重回世界舞台中央，全球地缘经济版图甚至世界历史进程必将焕然一新。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或许只会记得2016年10月1日，这一天，恰逢中华人民国建国67周年纪念日。然而，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绝对不会忘记2015年11月30日，因为在这一天，在中国21世纪名正言顺的世界大国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的最后一槛上，国际货币基金为中国举行了加冕礼，而按照惯例，重大事件发生地的日期，就是历史纪念日。
什么是特别提款权呢？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经由国际货币基金中转，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结算。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创始之初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它有3个用途：一是作为本国储备资产，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进行拨付轧账；二是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利息和支付费用；三是参加国之间，相互提供和贷款、借款、远期交易以及赠与等金融业务。
通常认为，特别提款权具有4个特征：首先，特别提款权本质上是由基金为弥补国际储备手段不足而创制的补充性国际储备工具，基本作用在于充当国和基金之间的国际支付工具和货币定值单位，同时也可在国之间兑换为可使用的外汇。其次，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由基金根据国际清偿能力的需要而发行，并由基金国集体监督管理。再者，在基金特别提款权账户下，参加国（指参加基金特别提款权的国）享有对自有储备资产的提款权，不受其他条件，提款无须，并且可以获得利息收益。特别提款率的计算方法，大致是根据美、德、日、英4国金融市场短期利率加权平均计算而得，每季度调整一次。最后，为了特别提款权作为较为稳定的国际储备资产和货币定值单位的公平基准，基金组织依照《基金协定》第15条第2款的授权，可在任何时候改变特别提款权的计价方法与原则。
通俗地讲，特别提款权是一种账面资产，也就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使用资金的。虽然不能作为有形资产对待，但可以用来清偿债务，用作债权凭证，充当国际礼物或兑换为其他流通中的任意货币。因此，它是一种国际身份和世界地位的金融象征。
特别提款权于1969年基金年会正式创立，与黄金挂钩，即价值由含金量决定，35特别提款权等于1盎司黄金。当时，1盎司黄金 = 35美元，所以，特别提款权与美元等值，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
特别提款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都以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来套算。1971年8月15日，美国尼克松放弃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浮动。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已经，美国转而利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美元可以无发行。1973年，主要国家的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1974年7月，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改用“一篮子”16种货币作为定值标准。
1980年9月18日，基金执行理事会通过第6631号决议和第6708号决议，自1986年1月1日起，特别提款权以国际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额最高的5个基金国的货币组成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以后每5年调整一次，该5国货币被定为可使用的货币。
据此，“一篮子”的组成货币减少为5种主要货币，即美元、联邦马克、日元、法国法郎和英镑，它们在特别提款权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2％、19％、13％、13％、13％。1987年，货币篮子中5种货币权数依次调整为42％、19％、15％、12％、12％。2000年，欧元取代马克和法郎，形成目前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构成。此后，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4种货币的比重略有调整，币种却稳如泰山，从未增减。
一定程度上说，组成货币篮子的货币，是一个特别提款权集合，代表着所有其他货币的定值标准，或者说，发挥着其他货币的“定盘星”作用。
更为关键之处在于，特别提款权的分配额度，虽与货币篮子并无直接联系，但多年来一直牵动各国的心绪。正是特别提款权分配额度，不仅影响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诸多，而且影响国制定经济政策的行动能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基金国可以自愿参加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成为特别提款账户参加国。基金组织，每5年为一个分配特别提款权的基本期。1969年，第24届基金年会决定了第一次分配期，即自1970~1972年，发行95亿特别提款单位，按会员国所摊付的基金份额的比例进行分配，份额越大，分配得越多。这次工业国共分得69.97亿，占总额的74.05％。其中美国分得最多，为22.94亿，占总额的24.63％。这种分配方法，使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分得最少，发达国家则分得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此非常不满，一直要求改变这种不的“出钱多，分配多”的资本至上分配方法，要求把特别提款权与援助联系起来，并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基金中的份额，以便多分得一些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的取得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际货币基金按照议定的份额（会不定期调整）分配，二是从其他国买入。买入的办法，就是有实际需求的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申请，用一篮子货币（如同提款）换取特别提款权，然后由基金安排外汇（实际上就是一篮子货币）短缺国予以兑换。于是，申请国在基金的特别提款权头寸增加（相当于存款增加），兑换国在基金的头寸相应减少。
对于基金而言，国之间的特别提款权头寸交换不改变总的特别提款权规模。特别提款权总规模有不定期增加，历史上已经进行了5次增发，迄今共计2800亿。
1978年4月1日生效的国际货币基金《牙买加协定》，是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继《布雷顿森林协定》后的又一重大事件，通过使浮动汇率制化、实行“黄金非货币化”和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范围这3条措施，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但是的现明，《牙买加协定》中“今后应以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最后取代黄金和储备货币的地位”的目标远未实现。显而易见的是，外汇界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多年来都高达80％左右，因而国际储备资产中的主要储备仍然是外汇，其中主要是美元。
遗憾的是，这种局面从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游戏规则——“天不变，道亦不变”。国际货币基金自1945年12月27日在成立至今70年来，基本上始终被发达国家所掌控，特别是捏在美国手里的一票否决权，越来越严重阻碍着新兴工业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并屡次将国际货币基金自身陷于不义。
当今世界以及可预见的未界，储备货币依然大行其道，说明国际货币机制既是主动设计和人为塑造的结果，更是主要大国国际战略博弈和国家意志竞争的结果，尤其是国际市场选择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淘汰的结果。
国际货币基金表示，人民币将在经调整后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占据10.92%的比重。应该承认，人民币身手不凡，一出山就成老三。相应地，美元的比重将占41.73%，欧元为30.93%，日元占8.33%，英镑8.09%。
第一，谈笑间，旧秩序已被埋葬。人民币入篮之前，“铁杆四兄弟”如同四大金刚，“铁交椅”无人撼动，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权重分别为41.9%、37.4%、11.3%、9.4%。这是上一个5年评估的结果，于2010年10月修改。
中国从1980年代初期提出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今天为止，可以认为，中国同国际社会一道，已经部分实现了阶段性目标。
第二，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之后，意味着5大货币的权重将重新划分。美元比重下降了微不足道的0.17%，欧元下降多达6.47%，日元下降1.07%，英镑下降次多3.21%。美元仍旧遥遥领先，继续充当惟一的世界货币，而对比之下，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4种储备货币，可称为国际货币，但算不上世界货币。
换句话说，欧洲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合计损失9.68%；美日仅触及皮毛，失去1.24%；美国可以说几乎毫发无损。
第三，国家实力是货币实力的后盾。在刚刚宣布的份额框架中，欧元 + 人民币 = 41.85，大于美元的41.73；但欧元 + 人民币 + 英镑 = 49.94，又小于美日的50.06；而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差额，41.73 - 10.92 = 30.81，差不多等同于欧元的现有份额。由此，形成了国际货币制度新战国时代的微妙平衡。
其间，鉴于人民币与美元在权重上存在着一目了然的巨大悬殊，二者背后的经济规模正在逐渐接近，不难想见，两个货币有着此长彼消的函数关系。这两个货币的长期趋势和中短期表现，直接反映了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复杂联动，也将体现出中美之间的竞争合作状态以及它们各自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共赢能力。
第四，调整权重的计算方法本身存在重大缺陷。目前的方法，天生不平等，过于倚重拥有发行世界货币和国际货币的主要国家央行，其他较大经济体的货币鲜有参考作用，其余国家更是不予考虑。其次，外汇储备情况与一国货币在国际金融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几不相干，而外汇市场流动性、资本市场活跃度、衍生品交易量、金融资产计价的高使用率等因素，亦即市场提供能力，似乎更具优势。再有，当前公式沿袭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惯性，且赋予出口过高权重。
第五，人民币的需求预期空前增强。特别提款权接纳人民币，标志着国际金融领域最具权威的国际货币基金为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给予了正式背书。这样一来，人民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基金188个国的储备候选货币。
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得到了圣艾斯特莱雅全世界的接受，吸引力必将水涨船高，有利于冲减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如今，国际货币基金批准了特别提款权可以直接兑换人民币，接下来，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四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和国际银行间贷款货币与第七大国际储备货币的人民币，将迅速取得长足的进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发行也将司空见惯。
第六，中国金融业的促进和国际竞争力的跃升。中国的金融，短期看，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长期看，是经济能否转型升级、金融能否平稳，从而造就一个主体多元、规则透明、深度和广度兼具的金融市场以及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完备的监管体系，更能为实体经济的真正跃进服务，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值得称许的是，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过程中，中国有关和国际货币基金达成了稳定的有效交流和双向激励机制。后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要求，有助于加快中国的各项金融，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而前者则提供了当今世界最有朝气、最具潜力和最为挑战的国际金融理论孵化器和全球治理政策试验场。
第七，新货币篮子进一步印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剧烈嬗变。中国的亚投行，就是在2015年3月12日英国幡然举义之后，阵线大变，争先恐后，望风来投，从而形成了现代经济史上此前不曾有过、于今蔚为壮观、算是合璧的金融制度创新。
欧洲可被视为中国现阶段金融变革的同盟军，但非洲、拉美和中国周边国家才是实现这些金融变革的依靠力量和主导力量。这一点，需要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和多条战线的政策制定者铭记在心。
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的组成货币，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已经给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她说：“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将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这也是对于中国过去几年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方面取得进步的认可”。
回头一想，人们完全可以觉得人民币“轻舟已过万重山”。但事实上，在人民币戴上国际储备货币的皇冠之前，它能否顺利过关，远非按部就班、走走程序那样可以水到渠成。由于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和的，尤其是美、日两个特别提款权大户在上对中国缺乏信任，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国际货币基金成了最受制于人的国际机构。
从此，就没有哪个重要的国际机构可以捏住中国的命运，国际社会就难以用双重标准中国的行动，中国就扬眉吐气地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一员。
有观察者认为：人民币和特别提款权互有需要；人民币不加入SDR，与其说是中国的损失，还不如说是IMF的损失；国际货币基金是在借人民币入伙而。
这些少盐无水的论调，看似有理，实则。如果不是判断偏颇，就是自己误入，还。想当年，三国时的曹操，始终不肯废汉自立，相反，他“携天子以令诸侯”，不是他没有雄心和实力，而是豪杰蜂起、雄视天下中的一种智慧。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主张不杀蒋介石，不是没有机会杀，而是顾及中日民族的主要矛盾以及国共双方实际特别是内部盘根错节的派系，为了最终促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企业热切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构成货币之后，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会显著下降。不论进口或是出口，均可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省去了汇兑手续和成本，完全避免了汇率风险，而且有利于明确核算各个环节和整体交易的投入产出与利润收益。
对于中国的生产型企业，人民币行将扮演的新角色，更加有助于它们的对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它们在设厂、雇工、买进原料、卖出成品、核算盈亏、银行贷款、支付费用、当地纳税和利润汇回等一切方面，会享有更为透明的商业、更受追捧的融资方案、更为便捷的会计处理，也有利于它们的海外收购、并购和全球化配置资产以及开展资源、技术合作。这些条件，都会不同程度地为行业竞争力。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构想，人民币成为硬通货，则是如虎添翼，相当于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它们的附属企业、关联企业、合资企业及合作企业颁发了“世界通行证”。
对于个人，会减少换汇损失和麻烦的手续，享受主体货币的便利和尊敬。如果是个人理财，人民币的稳定并略有坚挺，也是大大的利好。
战略层面，货币政策选择更加谨慎且富于弹性。人民币入篮，只是确定了参加大赛的上场名单，能否夺冠或夺标，更艰苦的过程是在比赛过程中。因此，如果将1949年的建国比作“进城赶考”，那么现在，就是“进球决赛”。
政策层面，量力而行，保持中国特色。非常值得的性错误，在于贪大求全，希望一口吃个胖子。这方面，资本市场的全面，必须稳扎稳打，切实防范外部冲击，使其服务于稳定、均衡、增长的中国实体经济。
监管层面，务求稳妥，人民币流通和运行中负面的内外溢出效应。加快新的法律、规章、措施的到位和验证，建立国际合作执法的新模式。
人才方面，只争朝夕，立足培养，多种途径并举，创造条件和利用条件，使一支上可靠、高度专业化、敢为天下先的队伍成长起来。这支人才队伍中，必须产生威震世界的一流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