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著述引人入胜、观点精练，成为青年学者进入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介绍信。《世界商业评论》对他的评价是：把经济学讲得最清楚的人！
他的“头衔”很多。有人说，他是经济学界的鲁迅；有人说，他是中国的亚当•斯密；也有人说，他是带有浪漫主义思想色彩的经济学家。
在距离钓鱼台国宾馆不远的一片红楼小区里，有一套宽敞而简单的私人住所。住所里绝大部分陈设都显示出岁月沧桑。每间屋子都堆满了书，墙上挂着字画，主人的照片散落在家中不同角落。
一个冬日的上午，在这个朴素而舒适的住所，78岁高龄的茅老先生坐在藤椅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一袭简单干净的白衬衫、黑裤子，他看上去从容，干练，矍铄。
人民画报：我们知道，您出身世家，您的父亲茅以新先生是优秀的铁道机械专家，二伯父就是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在这样的家庭成长，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寡妇村里的风流事
茅于轼：是的思想。我的祖父就是人士，曾办报。父亲三兄弟都曾留学海外，大伯父留学日本，二伯父茅以升和我的父亲都留学美国。所以，家里一直有一个很的传统，给小孩子很大的。
人民画报：后来，您子承父志，考入父亲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铁机械专业，是出于兴趣，还是家庭的影响？
茅于轼：与其说是根据兴趣和特长，不如说是根据。当时，由于父亲的关系，认识很多铁方面的专家和从业者，觉得学习铁专业也不错，但可能不是我最擅长的东西。我最喜欢和擅长的应该是经济学，这是后来才发现的。
人民画报：您开始接触经济学时已经年近50，而且不少人评价，您是“在一个闭塞的学术里，从一开始就抓住了经济研究的世界前沿问题”，您是怎么做到的？
茅于轼：是通过数学。大学毕业后十多年，我一直在学习数学。1974到1975年，我参与了青藏铁的论证与评估工作，在项目论证过程中，意识到经济学其实就是要研究资源在约束条件下求得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反映到数学上就是数学规划问题。而且我喜欢读英文原版书，当时阅读了大量经济学的英文原版著作。
人民画报：您在铁道科研系统工作30多年后，1984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1986年赴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美国之行带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茅于轼：影响很大。首先，它使我有了对经济学本身的社会认识，因为书本和生活还是很不一样的。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状态，而在美国，我看到了许多经济学原理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用，这汇成了我后来的一本书《生活中的经济学》。第二个重要影响是，见识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进入到这个圈子，跟他们交流。从那个时候起到初，我参加了不计其数的国际会议，近两年由于身体的原因，才比较少出席了。
《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国人的前景》、《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早已迈入老年的茅于轼始终笔耕不辍。
“抵制日货是愚蠢的”，“经济适用房这条走错了”，“群众不明白谁是真正他们利益的人”……身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常常“语出惊人”，而的和误读更加大了这种“惊人”效果。
人民画报：您于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在1985年出版发表，许多人认为，这本书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也奠定了您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书中有大量的数理演绎，其核心思想和精髓是什么？
茅于轼：在经济工作中经常遇到分配问题，即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地分给若干部门，从而达到最佳的经济效果。择优分配原理就是讨论如何制订这个最优分配方法的原理。
人民画报：您似乎一直相信，市场是调节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要抵制日货”。几天前，您又发表了一篇新的文章《让远离市场--再谈抵制日货》。可是，市场可能远离吗？
茅于轼：应该市场，而不是干预市场。我主张对日本军国主义要持态度，但是我不赞成抵制日货。这就引出一个经济原则--应远离市场。也就是说，要市场能够不偏不倚地按照自己的规则运作，当资源紧张时，价高者得。只有这样，在争夺有限的资源（比如石油）时，才不会有战争。当开始干预市场，市场基本规则被，想要获取资源时最可能的途径就是战争。抵制日货如果是个人选择，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变成国家政策，那就非常，因为把市场的基本规则了。
茅于轼：根本原因在于：供需不平衡。都说房价高，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相较于供需关系并不高，而且短时间内很难降下来，因为现在不是大众没钱买不起房，而是许多人拿着钱也买不到房。归根到底是土地供给有问题、竞争不平等、老百姓缺乏投资渠道等造成的。
茅于轼：中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确实很了不起，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过分物质化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目标是生产财富的极大化，其结果就使得人们一切向钱看。物质虽然丰富了，可是并没有更快乐，许多人不懂得人生的真谛。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追求每个人的快乐，使全社会快乐的极大化，也就是和谐社会，而不是社会财富的极大化。二者有着重要区别。
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小额贷款扶贫基金”，富平保姆学校……茅于轼不但始终走在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还做了许多非经济学家职责份内的事情，这些事情使更多的人认识和记住了他。
人民画报：当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的时候，许多人说，在中国有一个人在做着和他相似的工作，那就是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开始做“小额贷款”这件事情的？
茅于轼：10年前，我和夫人给希望工程捐了200元钱，后来这笔钱就分配到山西水龙头村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手里。就这样，跟当地开始建立起联系，并逐渐了解到当地农民在上学、治病、发展生产等方面都面临着相当大的资金缺口。于是，决定以这个黄河畔的小山村为试点，开始向农民提供小额资金贷款。
茅于轼：效果非常好。如今，已经从1个村推广到了3个村，贷款金额累计达400多万元，帮助当地农民解决了很多问题，创造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有时，哪怕就是让他们贷去500元贩蔬菜，就帮助一个农民家庭缓了过来。至于农民的诚信，在乎管理，我们对于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等都有严格的调查和管理，还款率达95%~97%。
人民画报：您还做了一件非常著名的事情，就是在郊区办了一个“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校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茅于轼：这件事情是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首先提出来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村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让他们改变一成不变的原始务农状态，扩展经济来源，比如进城打工。“富平”的目标就是要把低收入的农村女孩培养成合格的家政服务者，进入城市家政市场。培训内容包括社交礼仪、家居保洁、烹饪、婴幼儿养育、老人护理、心理教育等。如今，已培训了9000人次，就业率达100%。她们的工资基本能达到400~700元，还不包括吃住的费用。
人民画报：从1993年退休至今，您很少到离家只有一街之隔的玉渊潭公园散步、练拳，也没有像许多同龄的老人那样过一种相对闲适恬淡的生活，为什么？
茅于轼：没有办法，来找我的人实在太多了。现在基本每天6点起床，深夜11时就寝，常常奔波于全国各地农村，到各大学授课，接待从四面八方来访的客人。也许我会根据身体的情况慢慢减少工作量，直至干不动的那一天。
茅于轼：我不是指狭隘的自己享受，而是要帮助他人享受人生，建立一个和谐、美好、互相帮助着享受人生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