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外部冲击下韧性的中国宏观经济”。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凤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兼副院长王晋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执行主任陈彦斌等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于泽教授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外部冲击下韧性的中国宏观经济》。
报告指出，2019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弱企稳”。从需求侧来看，对上半年宏观经济边际贡献最大的是净出口，1-5月份贸易顺差持续上升。净出口从2018年对P负向拉动0.6个百分点，到2019年一季度正向拉动1.46个百分点，对P影响变动了2个百分点。同时，房地产投资持续高位运行和基础建设投资逐步回暖对冲了制造业投资下行，稳定了投资。从供给侧来看，最为显著的改变是金融业增加值提速，对服务业的增长起到了稳定作用。这些变化既有意料之外的外贸形势和房地产市场变化，更有情理之中的金融业增速和基建回暖。上半年面对不利的贸易形势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有效稳定了出口和外资，进出口数据亮眼。一季度的房地产市场“春”在调控不变的情况下显得特立独行。上述超预期变化之外，更多的是宏观政策发力和提速带来的意料之中。松紧有度的货币政策稳定了金融形势。一方面，股市走强带动券商，另一方面，补充资本金后，银行表内信贷扩张加之稳定的利差，提升了银行业盈利水平。同时，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下，地方专项债提前发力，稳定了基建投资。有更多是政策因素支撑，“弱企稳”背后的国内市场基础还不牢固。
展望下半年，意料之外的因素难以继续维持，情理之中的政策性支撑因素还在。由于前期更多是在政策支撑下的经济暂时性企稳，随着总需求政策的边际走弱、红利的存在一定的时滞，在市场内生需求不足局面无法改观的持续作用下，宏观经济未来继续低位运行，结构性下行压力较大。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最大的冲击是来自于外部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条件变化。在国内市场趋势性疲弱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这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很大的下行压力，需要判断清根源，找到合理应对措施。从2018年开始，美方屡次单方面提高关税。当前对贸易战的分析通常从经济逻辑出发，认为美方的做法是一种，以关税为手段，希望重构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获取更大经济利益。但是，仔细分析美方征税的范围和内容，可以发现更多是对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征税。美方的关税举措不仅仅是一种谈判技巧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更是美国国内制造业衰落多年之后的反映。中美贸易摩擦更多是驱动而不是经济驱动的。美国的很多关税举措是希望能够加速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从全球价值链更多向、美国国内收缩，形成更加牢固的区域价值链，提升国内制造业地位，满足广大中低收入白人群体的。国内驱动力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全球化在过去30年以来的快速发展，更多是经济动因，了全球化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维度。当前的国际组织框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产品价值链和资金大规模流动的收入分配与经济波动后果，这导致了国内问题纷纷涌现，反全球化浪潮在全球各地出现。但是，在全球价值链紧密联系和新技术推动的数据流全球化趋势下，经济的全面隔离已经无到，同时国内问题也不相同，全球化不会重现“冷战”中意识形态维度下的全球冲突格局，而是国内议题冲击主导型的全球化。这意味着未来全球化进程中不确定性日益加大，“黑天鹅”事件逐渐常态化。在这种国内议题冲击主导型的全球化中，经济逻辑依然会起作用，中美贸易摩擦更可能的是一定意义上的以名义的“科技脱钩”，不会也无法全面“经贸脱钩”。科技冲击对我国确实存在一定影响。我国显性技术优势主要在通信行业，美国打击中兴、华为确实对我国优势技术领域产生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
面对着国内维度日渐占据上风的全球化阶段，在前期积极布局的作用下，我国经济是有足够韧性来抵御各种不确定性的。所谓韧性是面对着冲击依然可以保持稳定的中高速增长。这来自于三个方面，韧性需要经济有好的长期增长基础，足以抵御短期各种波动；红利，尤其是中国参与新的全球化体系抵御各种国内议题冲击；国内稳健的宏观调控。具体包括六个方面。1）增长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全球价值链正在逐渐向大消费市场集中，在扶贫提高收入、户籍城镇化等政策推动下，我国国内消费市场长期看还有很大潜力。美国超越英国正是凭借着庞大的国内市场，我国在这方面同样具有显著优势。2）研发为基础的国内产业体系。随着技术进步，全球价值链逐渐从劳动套利研发、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多年的积累造就了我国具备相应的基础。3）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数据全球化和相关服务。当前的全球化从贸易、金融日益数据跨境流动，借助阿里巴巴等构建的网络平台，我国具有雄厚的数据全球化实力。4）一带一为基础的包容性全球化。国内议题冲击下的全球化核心在于不能合理分配全球收益，合作解决全球问题。我国推动的一带一建设在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可以解决现有全球化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利用好东南亚的产业链与市场。5）国内要素市场红利。我国经济增长中不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资源配置效率低，通过要素市场可以有效提升资源配置和效率。6）日益成熟的宏观调控体系。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我国逐渐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能够有效应对各种短期冲击。
从我国具有的经济腾挪空间来看，未来长期是向好的。但是，很多潜力的发挥需要国内以进行结构调整。下半年，我国经济存在一些短期风险需要防范。1）全球经济持续走弱。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投资和贸易下降，拉低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制造业份额的下降，当前的非洲等后发国家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挑战，传统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会逐步失灵，需要寻找新的模式。更进一步，梦见河水上涨目前全球有陷入“永久停滞”增长阶段的可能。全球经济走弱对我国下半年总体出口提出了更大挑战。2）地方财政恶化的风险。由于我国的税制主要是和经济增速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弱企稳的情况下，地方收入受到冲击，面对减税降费的压力，地方财政资金存在一定风险。3）金融条件变化的风险。在全球资产配置的压力下，我国面对着较大的汇率冲击。要实现进一步金融，需要特别关注汇率市场变化。同时，在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中小商业银行不良问题没有见底，下半年可能会集中爆发。由于包商银行事件对银行间市场产生的影响，需要重点防范金融市场情绪变化。4）新经济逐步回归常态，泡沫消失。新经济模式等的发展对中国经济风险主要是三个方面：性创造导致的经济波动与摩擦性失业、学习滞后和新经济泡沫。2019年最大的冲击是新经济泡沫破裂。这包括互联网和科技公司不断的裁员，数字经济模式运行异化等。5）服务业进一步下滑。由于出口减少，信息服务业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同时，在制造业疲弱的大下，生产性服务业受到很大。6）就业质量降低的风险。我国总体就业还相对平稳，但是就业质量降低会直接拉低消费等国内需求。7）国内市场结构性下滑的风险。房地产投资下半年面临回调，投资效率依然较低，汽车消费会在下半年见底，但是不会回到快速增长态势。
1、2019年上半年维持“弱企稳”，预计上半年实际P增速为6.3%，较2018年回落0.3个百分点。同时，由于P平减指数降至1.3%，名义P增速为7.6%，较2018年大幅回落1.9个百分点，短期下行压力较大。
2、2019年下半年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虽然中国经济展现了一定韧性，短期内还需要政策加大支撑力度。预计2019年实际P增速为6.1%，比2018年下滑0.5个百分点，由于P平减指数下降为1.5%，名义P增速为7.6%，较2018年下滑1.9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为6.0%。消费短期内下滑压力加大，预计增速为8.2%。外部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负2%，进口增速为负4%，贸易顺差为3866亿美元，顺差大幅提高。随着内外供需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相对平稳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2%，PPI上涨0.5%，P平减指数涨幅为1.5%。
一、中美贸易摩擦驱动力是美国国内问题，这些与美国制造业等产业相关的问题已经摆上台面，将会在长期中持续。选举年这些问题影响会逐步加大，今明两年是高峰，需要积极应对，但是不会随着选举结束消失，未来将会持续。
二、面对全球化驱动因素的变化，必须对全球化的未来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不能简单从经济角度分析全球化。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经济动因还在，全球经济不会脱钩，我国要以更加的姿态推动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要时刻准备应对国内议题的冲击。这就要求大力加强对的国别研究，不能简单从一个统一的国际观点看。同时，积极推动WTO，借助一带一等，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化，降低国内冲击力度。
三、未来的全球产业链是建立在知识密集、研发密集和数据密集基础之上的，相关政策要有针对性，以此为目标精准降成本、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工资上涨对产业迁出的影响，一方面劳动套利型价值链在下降，另一方面，重要的是生产率基础上的实际工资，而不是简单的名义工资。建立必要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
四、为了更好发挥中国经济的潜力，需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随着外部和国内发展条件的变化，我国经济结构必然要随之发生调整。但是，目前还存在很多阻碍结构调整的因素。在这种中，简单用总需求政策稳定经济可能会加剧结构调整问题。
1、供给侧结构性中心从上游去产能逐步调整为下业的竞争构建，全面提升下游产业竞争力。
2、加快推进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协调。产品市场的很多问题是要素市场化不足导致的，加快劳动、土地、科技和资金市场。特别是面对“科技脱钩”等问题要加快科技体制。我国科技并不是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数字科技时代建立适宜的科研体制。加大对数据资源经济使用和隐私等问题的协调。
4、加快构建公务员正向激励体制。在目前职务与职级并行等政策的基础上，加大基层励性绩效的实施。
五、短期稳增长政策需要适应新的和要求。在设计短期政策时候，更多考虑未来的要求，考虑政策叠加后果，构建与未来适应的宏观调控框架。
1、通过各种适应市场需求的保障房建设，稳定房价和房地产投资。同时，还需要加大力度稳定基建投资，与我国当前的储蓄率相协调，基本稳定在6%左右。
3、为了稳定基建投资和新兴产业，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可考虑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速未来在6%一线，原有以速度为基础的税制不再适合，需要加快向存量财产税收逐步过度，进一步降低等，加大公共服务力度。
4、下半年货币政策保持结构性宽松，下调一次基准利率和一次准备金率，保持金融行业盈利平稳。维持汇率基本稳定，在加大金融的同时，提前准备市场化资本流动调节工具，实现资本流动有序。
5、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加大对于科技金融的规则制定，推动科技金融在正规渠道内发展，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发布会第二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凤良主持，与会专家与嘉宾就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