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出版，是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到一个新高度的标志。在此我想从历史地理学术史的角度出发谈一点个人意见。
第一点，它标志着一个历史地理学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历史地理的学术传统一般不大某些断代，但过去基本上是以古代为主的。顾颉刚先生主持的《禹贡》半月刊，从1934年创刊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终刊，刊文总数约700篇，其中与近代相关的不足100篇。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先生对于选题时代不偏重，总体上仍以古代为多，尤其谭、史两位。他们指导的博士论文50篇，谭先生10篇，侯先生9篇，史先生31篇，其中明确以近代为选题的只有侯先生指导的一篇。这可以反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然而之后，历史地理的研究选题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首先是从历史经济地理这个方向开始，它可以说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方向是历史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情况比较特别，它受到国际学术界的牵引，例如全球变化，那是必须要做近代的。从学术自觉来说，从过去偏重古代而转向近代，历史经济地理是一个开风气的领域。由历史经济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这两个领域，逐渐蔓延到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可以说，现在年轻一代的历史地理学者，选题做近代历史地理的已经慢慢地超过了做古代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到近代了。
这就导致一个深刻的内在变化。从古代史到近代史，资料、方法、提问方式、论证线各个方面的差异都非常大。这里面，历史经济地理的成绩最突出，最有系统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它的工作延续这么多年，不仅是在提问方式、选题上有示范性，更重要的是资料开掘和方法探讨，这些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探索意义。
第二点，历史经济地理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里比较特别，它本来不是历史地理学的传统领域。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主要就是政区考证，兼有一些水道和都邑。在沿革地理被成为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以后，很多新的分支建立起来，包括侯先生的历史城市地理，各个主要分支大多是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内容中逻辑延伸出来的，但历史经济地理不是。在传统时代，与经济相关的学问主要是经济史家在做。历史经济地理成为历史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史念海先生开山，再到七八十年代经过30后学者接力，最重要的是九十年代以后有一批杰出的50后、60后学者，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两位主编吴松弟、戴鞍钢先生在内，由于这些学者的艰苦开拓，历史经济地理到现在总算是皇皇地建立起来了。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学术脉络，历史经济地理的学科意义相对于历史地理其他分支是有所不同的。
历史地理研究过去主要强调基本事实的复原，研究的对象往往比较死。例如，某一政区建置，你讲出来的故事和我讲出来的故事基本上是同一个故事。什么时候建的就是什么时候建的，什么时候它有多大就是有多大，不会有什么游移、两可。但经济的问题复杂得多。它不是一个纯客观的问题，绝对不机械。同一个经济过程，同一个经济格局，不同的人完全可以讲出不同的故事。中国近代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各方面变化都极为剧烈。我们以前强调，近代史国主义侵略，农村破产，简直斑斑。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近代以来有很多重大的经济社会变革。我这一辈亲身经历的这几十年间，讲这些故事的角度就有非常大的变化。要是把这些故事落实到空间上，它的难度相对于历史地理学其他分支来说，要大得多得多。传统的历史地理方法显然不够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有思想，要有理论。
历史地理学向来是不怎么重视理论建设的。大家对考证看得特别重，对很多理论持呵呵态度。《中国近代经济地理》这套书的出版有一个标志性意义。在现在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纯粹机械的复原和考证，已经不能满足这个时代的需求了。
《中国近代经济地理》达到目前这样一个水准，和它开头的理论预设常有关系的。它提出了“港口—腹地”这么一个基本概念，这个概念的探索发现经过二十多年学术积累。我们可以高兴地看到，在这个概念的统领下，这套书的各卷是通的，是一套真正的“通史”。它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近代经济比较完整的一个空间过程，尽管这个空间过程还有进一步提升发散的可能性，但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个理论很有解释力。这样的理论建设，在以往的历史地理著作中是看不到的。
最后有一点展望，这套书目前来说取得的成绩很辉煌，但它仅仅是一个开始，远不会是结束。我一直认为，近代的港口—腹地关系，绝不止是一个经济关系。而是一种包括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的全方位的空间关系。这套书着眼于经济，把它写成了近代经济地理。我个人理解，将来可以向多个方向进一步拓展，通过一些分部门、分地域的专题探讨，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学术整合。那就可以将整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以及一些相关领域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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