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养育着亿万中华儿女，孕育出灿烂的中华文化，同时长江流域覆盖面积辽阔，乃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近日，习总深入湖北宜昌市和荆州市、湖南岳阳市以及三峡坝区等地，走进化工厂，考察三峡大坝，调研长江生态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并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回望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绿色成为长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当下与未来。
龙潭港位于南京、镇江、扬州三个城市的中心区域，是南京、苏北、安徽物资进出必经之，同时可辐射长江沿线的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及宁西铁沿线的河南、陕西、甘肃等省份，是南京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龙潭港拥有长江规模最大的集装箱港区，是长江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专用集装箱港区，是南京地区国际集装箱进出口的唯一通道。
据了解，南京港在绿色生态发展方面一直在发力，紧扣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发展，节能灯具、太阳能、风能、变频调速技术等一大批环保节能技术在南京港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联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龙潭港是长江中第一个四星级绿色港，原来我们码头的传统流动运输设备都是采用燃油，现在全部换成了电子设备，大量采用LNG的绿色配备的相关设施。目前集装箱港口上的油改电、油改气已经完成，可以说在绿色发展中南京港走在了前列。”
同样位于长江经济带的泸州市，近年来，该市抢抓长江经济带发展机遇，不断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泸州径”。特别是去年10月，泸州市印发了《关于长江沱江沿岸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从全面推进生态、实施绿色发展、建立长效支持体系三个方面，明确了长江沱江沿岸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14项任务。
泸州段达136公里，占四川长江段的比例几乎接近60%。如何准确挽住绿色经济发展，构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泸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梅勇表示，探索绿色发展新模式、新径，要在更严格的生态红线基础上，做好退和进两篇文章。“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原先对资源依赖较重的产业，今后要逐步‘退出去’，对资源较友好的新兴产业则要大力‘引进来’。”梅勇说。
“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40年以来，理论和实践经验均已证明，经济发展与生态并不相悖，保持良好的生态，不仅有助于经济增长，还能促进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亚非表示，目前，长江经济带拥有我国最广阔的腹地和发展空间，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都具有先天优势。但在过去很多年中，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短期利益，只顾开发，忽视。由于航运便利的优势，现在长江沿岸集聚了一大批能源、化工、机电等“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企业，对长江流域的生态造成了很大的。
“习总此次考察长江，把脉长江经济带发展，强调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其重要意义在于要进一步把全社会的思想统一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共抓大、不搞大开发’上来，在生态的前提下，推动长江经济带科学发展、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袁亚非指出，在加快传统制造业绿色化升级、促进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同时，要合理规划，大力发展新型现代服务业，进一步提升服务业比重，着力打造长江经济带沿江绿色生态廊道。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人们的消费需求更加多元化，对于健康快乐生活更加向往，加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龄产业也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我们应在生态的前提下，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的优美自然风光、多元民俗风情等资源禀赋和相对较高的居民收入，健康生活，发展绿色消费产业，如打造集旅游、度假、康复、养生一体的‘健康快乐’特色小镇，走好绿色发展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袁亚非。
要推动长江经济带沿江经济的绿色发展，推进产业生态化，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是关键，自然生态系统、治理污染是抓手，创新一体化协同机制、推进沿江地区产业生态化发展与生态是核心。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沿江各省市高度重视，主动融入，力图通过加强本地区的顶层设计和谋篇布局，贯彻落实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但是，由于沿江各省市在长江经济带所处区位不同、利益博弈视角不同以及区域协作角色不同，因而在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一体化”行为落差。
王济光举例说，比如，全域一盘棋意识不足、综合立体交通互联互通不够、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产业特色不够鲜明、绿色生态产业发展滞后等，我们亟须在政策协调和区域协作方面加强相向衔接。
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发展涉及的主体较多，包括11个省市的众多城市节点，省际、城际、城乡关系多种多样，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千差万别。“我们在大推进大的过程中，必须打破过去旧的不适应的体制，创设新的管理秩序和体系，充分激发、社会、企业、个人等多层面力量，确保各个关键网络的协同合作，以形成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强大合力。”王济光说。
为此，王济光，一是强化“全域意识”的价值观。国家要从一体化和系统性的角度加强对沿江各省市的引导，统筹协调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共建共治、合作共赢。二是梯度发展，提升产业关联度，减少重化工业比重为指向，引导沿江各省市形成分工合理、优势凸显、整体水平不断提升的长江经济带产业新格局。同时有序推进沿江产业梯度转移，引导沿江各省市将产业梯度转移作为中上游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做好产业筛选，防止“污染转移”，推动“技术转移”，实现“绿色转移”。三是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支持沿江省市组建一批区域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建设长江经济带科技资源共享与交易云服务平台。四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统一的区域大市场。引导沿江各省市共同拟定“负面清单”，推动实现市场准入、工商登记、市场监管机制以及户籍、社会保障的一体化。五是打破行政隔阂，构建全流域一体化的金融服务体系。设立由国家主管部门主导、沿江各省市加入、社会资本参与的“长江开发银行”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基金”。六是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开发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开发的水资源涵养地区予以政策倾斜，建立中央统筹、地方参与的生态机制，形成生态共建共享、环保协同共治的一体化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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