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老师刚刚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最近几年不断的被提起，包括我们看到《宅兹中国》这样的著作，许宏老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讲了一句话，也是谈“中国或者说中原地区和周边的关系，您说我们不能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型的中华概念来看待以后的中国史”，“以中华文明为主观的中国史观不过是着眼于一方的区域历史”，“中国的历史并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这些应该说都是最近在考古学界和史学界被反复提出同时有大量专著的作品，但是对于读者来说，我们还是更想舒服地听到把中国作为一个一以贯之的概念叙述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您能不能把在学术界反复讨论的问题跟大家普及一下，把学术的考察论证的缘由、渊源跟大家楚，这个问题等一下也请王老师补充。
许宏：刚才方曌说的这些话，引号里面的是宫本一夫先生说的，但是现在我认可他两个观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学者从外国人的角度，以前我们就深有感触，他没有中华人民国国境的概念，研究历史这个常难能可贵的。当然我们这更多学者已经开始有这种眼光了，跟缅甸、跟印度连起来，跟南亚连起来，放在那样一个大的视野里面去。比如他以前说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这样就等于他又打破了我们这样一个框框，我们对中国人，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叫做学术上的寻根问祖，因为你是带着情感去，而他们相对冷静一些。
我们尽管是说他山之石，但是现在看来，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现在中国学者的眼界已经不限于国境之内，逐渐我们跟国外学者，包括日本学者，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看待中国考古学或者大家特别关心的中国怎么来的这样一个大的过程，我们也有更多的共识。比如宫本一夫先生指出的，比如东京大学的西嶋定生教授，包括日本学者他们研究中国，所谓东洋史，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模式。宫本一夫先生在这个书里面提出南方轴和北方轴，他说商周在南方轴农业农耕文明里面起来的，后面还有一个北方青铜器的北方轴，是两个互动导致中华起来。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个，这个可以解答为什么中国最早的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而不是更南、更北。也就是说，宫本一夫先生把整个农耕文明都放在一大块，实际上这里面还分稻作和蜀黍。南方的道，现在大家吃大米跟吃面的还都完全不熟，当然小麦来的稍微晚一点，这个有大的不同。为什么中原，为什么最早中国在这个地方起来，这为什么是中心？就在于它介于稻作和北边的，宫本一夫管它叫畜牧型农业社会，甚至以后的游牧社会，是介于这个之间，把中国的起源作为一个的系统。
到现在为止我们整个中国考古学话语系统，回答中国的起源问题，基本上还是有盆地框架，盆地意识，就是我们有大山荒漠，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内蒙高原这种阻隔，那边都是海，所以大体上土生土长连绵不绝。现在看来这种比喻基本上相当于四川天府之国，偏于封闭，非常富庶，文化相对，可以说全球文明史上的中国相当于中国人看四川。而宫本一夫先生他们现在都接受，都认可这样的观点，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的系统。就等于说农耕和游牧的冲突，南方和北方的冲突，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古代史。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北方，也就是现在长城地带，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就根本无从谈起。甚至说整个中国文明史，几乎就是一部“胡化”的历史，胡人一拨一拨地往这边来，胡汉、胡汉这么来。像青铜器，广域国家，小麦、车、马、战俘、羊，这些东西对于当时中国来说都是外来的，但只有这些东西进来了，最早的广域国家，夏商周这样的东西才出来，这些问题很大很大。所以这样一来就特别需要我们超越民族的视野，真正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放到大的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来看。从这个意义来讲，宫本一夫先生这个书(《从到历史》，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1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王子今：我就这个问题，关于秦汉方面的，我来做一点补充。中土、中原、中国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是动态的，是不断变化的，实际上涉及到历史地理的问题、历史人文地理的问题，短时间说明很的。我不很同意现在说到说到边疆问题，动不动就是“自古以来”，这个力是很不足的。包括许宏先生介绍的时候，许宏先生自己有非常透彻的理解，就是北方和南方，在我研究的秦汉时期，应当说常重要的沟通的时期。一个是秦始皇汉武帝对于岭南地方的征服，太重要了，对于后来的中国整个版图的形成，我们都说秦始皇的统一是“六王毕，四海一”，实际上根本不仅仅是兼并了六国，他向北方打过去，向中土打过去，向南边征服了南越，他的统一的这个意义没有重新认识。另外，在司马迁笔下，江南地方非常落后，非常可怜。东汉时期和西汉时期相比，人口减少了许多，经济上落后了一些，但是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进步，就是大量的移民，很多学者认为跟气候变化有关系，大量移民向南移动。我们看两汉人口统计的比较精确的数字，大概相隔138年，《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有一些郡国就是在今天江向、今天湖南方向，正好是今天京九线和京广线方向，人口急剧增加。像湖南的零陵郡，138年间人口增加了900%多，这一定是因为移民造成的。东汉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转移，后来有六朝繁华，整个中国大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对这种区域文化的研究，日本学者已经很深层的思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我们中国学者，像陈寅恪先生，他对于区域文化研究就注意到沿海地区是重要的文化区，很少有学者注意到。他说“天师道”，就是从东汉到南北朝发生农民，以教形式进行组织的天师道的这种文化存在，他说都和沿海地域有关系，他们的出身。这个是太英明的发现了，我们做历史学的还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也希望年轻的朋友，关心历史的，也多做相关的思考。
方曌：王老师刚刚讲的几点我有特别深刻的感触，我在国外学历史的时候，我们经常受到震动，但其中一个受到震动的就是国外学者在区域研究方面，起码在他们那个时候走在了前列，包括我们知道的像施坚雅关于中国七大区域的论述，和后来罗威廉，还有他的们，包括大量的关于上海、江南地区的研究，他们这些区域研究和全球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学派的传统不仅仅表现在他们对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的关注，同时也建立于他们对于江南地区在明清时代经济变化状况的完整的统计资料的理解之上，我们看到包括李伯重老师，包括王国斌老师的作品，包括最近的彭勃兰的作品都反映出这一点，也使得我们在新文化史的方向上有更多的进展。
两位老师讲到的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关于中国南北这两种文化的交融最后的形成，其实这本书的最后一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对我们的读者来说可能是有意思的一个观点，他说到明清的时代是第一次中国南方文化开始影响主流的格局，这样一个趋势到的时间更是集中的呈现了出来，我们知道在辛亥年间的绝大多数的者，他们其实都是南方人，我们如何理解南方北方这个地理上的概念所对应的文化或者是上的选择，事实上是最后一卷这个作者留给我们的问题，这是在文学上重要的问题，更是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这卷书给我们带来很多。
王老师，我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您马上要去天津开会，对于这本书来说，这本书叫《秦始皇的遗产》，我在其中看到作者一个重点的观点是说，秦汉的文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比我们现在意识到的更加显赫，尽管我们常常把秦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开始，但其实他说它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格局，它的影响力比我们现在意识到的要深。您能不能就这本书的题目告诉大家到底秦始皇的遗产是什么？
王子今：秦始皇应当说是历史进程中间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物，他创立了一个空间强大的帝国，实现了统一，使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有意思的是有很多发明，比如制度、官僚制度、中央管理地方的，通过郡县管理地方的这种制度，这是后来两千年一直在沿用，秦代的一些风格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遗存。为什么把两汉也称作对秦始皇事业的继承呢？这其实是很合理的，所谓汉承秦制，格局上完全继承了秦始皇创建的格局。所有的制度，制度完全继承了，法律制度，我们以前总是说刘邦入关以后约法三章，秦法非常，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通过考古发现，得到的具体信息，就是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一套吕后二年的《二年律令》，它的主要法律内容完全继承了秦的律例，就是我们在睡虎地秦简中看到的秦的法律几乎全盘被继承，依然常严厉。
另外，我觉得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学界讨论还不太多，我觉得还是应当仔细思考一下。我们刚才说的制度、法律制度，刘邦和项羽完全不同，项羽根本不想做，他是建立这个新的格局以后又崩溃了，有人把他管理国家称作“后战国时代”，他认为秦的统一是不合理的，他要恢复到秦统一以前的局面。但是实际上刘邦后来获得了成功，刘邦最后完全继承了秦的制度。我刚才讲除了制度、法律制度以外还有在观念上，在思想意识上，在文化上刘邦的一种表演，我们觉得非常让人惊奇。秦的一套祭祀制度，教或者叫做体系，它是以秦为重心，以西北为重心的，包括他们除了日月星辰、名山大川的祭祀以外，还包括他自己祖先的祭祀，重心完全在西北。当然秦统一以后对东边，秦始皇在东边，他对齐人的原先的祭祀体系非常尊重，他也祭祀八神，也祭祀泰山。但是仍然是以西北为重心的。有意思的就是，刘邦建立的汉帝国以后，对秦的祭祀体系也完全继承下来了，这个让我们觉得不大好理解。一个楚人，他的功臣都是楚人，他的功臣集团、他的主要干部队伍都是楚人，为什么他整个全盘吸收，这个我要进行历史的说明，文化说明还需要下一些功夫，我简单先回答到这儿。
提问：现在网上传孔子的遗嘱被出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事件还是网上传的事件，如果真有的话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对中国思想重新改写、重新定位孔子的价值？
王子今：我再补充一句话，许宏先生刚才让我做的那个补充，他说到了胡化的问题，胡化的问题在秦汉时期也常突出的，秦汉的边疆与民族问题是整个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因为北方有一个强大的匈奴东边。汉与胡的沟通非常密切，比我们想象的要亲密得多，虽然打仗，就是你说的，但是又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比如说张骞这样的人物娶了个匈奴太太。苏武是在十九年之后投降的，但是也有一个匈奴太太。双方的婚姻沟通常多，甚至整支匈奴的骑兵部队为汉帝国的服务，甚至做精微部队，而很多的汉人武装也在匈奴那里，为匈奴服务，不要说工匠、农民的沟通，这是物质文化的。文化的就是在汉代发生的佛教的传入，很多学者认为是两个渠道，一个是从海陆，一个是从西北，但是西北方向可能是一个主流。另外还有一个，人种上的，就是血统上的这种结合，“胡化”这两个字我常同意有很多学者，特别是讲到以后的年代。我和张维迎先生是同学，我们在西北大学读书，当时我们历史系聘来一个兼职教授田昌五，他有一句名言，他说中国所有的民族都是杂种，大民族是大杂种，小民族是小杂种，就是历史的这种民族关系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