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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四大城市群经济实力研究

※发布时间:2017-12-3 15:48:30   ※发布作者:小编   ※出自何处: 

  城市群作为集群化经济体的典型代表和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其形成和发展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城市群的发展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选取经济实力与城市群发展的视角作为分析四川省城市群发展的切入点,界定城市群的概念、特征、构成要素以及城市群经济实力内涵,简要回顾了四大城市群的发展历程和划分依据。构建了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质量、产业结构状况、三大需求、城镇化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等六个大方面16个指标细项进行定量评价的城市群经济实力指标体系。立足四川省情,对四大城市群经济实力现状做了测算和分析,提出了当前制约四大城市群经济实力提升存在的诸如城市群内规模等级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业分工不够优化等问题,进而在明确城市群发展思、加强城市群间协作交流、加快城市群服务业发展、积极构建产业(行业)人才体系等方面加强综合配套,助推城市群经济一体化。

  城市群,有人称为“都市经济圈”或“都市连绵区”,通常是指由若干城市集聚而成的高密度经济区域,在空间上表现为由大运量的高速通道联结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城市密集区。在这个空间里,由于集聚而形成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加之高速通道缩短了城市间空间距离和经济距离,使得生产和服务的交易成本、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大大降低,投资回报率和要素收益率明显提高。

  从国际上看,通过发展城市群,提升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带动本国或区域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比如美国的大西洋沿岸城市带、五大湖沿岸城市群、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等著名城市群,已成为全球性国际经济中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支配力与日俱增。从国内看,市场机制和经济全球化两股力量已经开始对我国城市体系产生明显的极化作用,我国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地域分工格局形成了全新的发展趋势。目前我国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以及初具雏形的长株潭城市群、大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等。

  从中央历次报告和规划里也可看出发展城市群对于推进全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意义。党的报告提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逐步形成以沿海及京广京哈线为纵轴,长江及陇海线为横轴,若干城市群为主体,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点状分布,永久耕地和生态功能区相间隔,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具备城市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加强统筹规划,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

  党的也提出“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加快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

  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省对城市群建设的探索已经展开。如《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省将建设“两群一带”,以承德、、、为主体构建环首都城市群,以、衡水、邢台、为主体构建冀中南城市群,以秦皇岛、、为主体构建沿海城市带。今年1月份,也发布了《城镇化发展纲要(2012-2020年)》,提出到2015年,四川省城镇化率达到56%,并基本形成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省会城市群经济圈、黄河三角洲城镇发展区和鲁南城镇带一体化快速发展新格局。提出类似计划的还有其他省份,比如湖北提出了以武汉为核心的“8+1”城市群规划;湖南提出了以长株潭为核心的“3+5”城市群计划等。它们的发力都是为了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中抢占先机。

  由此可见,推进城市群发展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城市群协调发展战略将是引领中国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核心,借助于现代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络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城市群是一个多核心的城市系统。以人口、信息、资金、技术和文化等方面“流”的形式在各个城市之间体现出来的高强度交互作用,是支撑这一系统的基本力量。同时,城市群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形态,也成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力布局形式,体现着经济流动在空间上集聚发展的特性,以及经济发展沿着阻力最小方向延伸的基本规律。

  城市群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群体,不仅拥有一个或数个大的中心城市,而且还有大量的中小城市,是一个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市镇的城市群体。尽管城市群大小不一,但其内部可明显地分为不同的层级,从而形成不同的、完整的城市等级体系。就大、中、小三种城市群分别而言,大城市群通常由“中心城市(大城市群中心)—副中心城市(相对较小的城市群中心)—城市—一般县市——城镇”构成,中等城市群一般由“中心城市—城市—城镇—集镇”构成,小城市群一般由“中心城市—城镇—集镇”构成。完整的城市等级体系,使得城市群在空间形态上具有网络结构性的特点。

  城市群以一个或几个大中城市为核心,这些城市作为城市群经济活动的集聚中心和扩散源,对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组织和主导作用。中心城市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因而城市群可以是单中心型,也可以是多中心型。城市群的中不仅指中心城市在城市群处于经济活动的核心,而且也意味着中心城市在整个城市群地域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

  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事物一样,城市群的形成发展过程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一方面,群体内各类不同性质的城市,其规模、结构、形态和空间布局总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经过发展演进,中心城市可能退到次中心或一般城市,非中心城市、一般城市可能形成演进为中心城市。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小城市群可演进为大城市群、地方城市群可演进为国家城市群乃至国际城市群。当然,这种不断变化的过程最为重要的还是核心城市的发展变化,因为核心城市的变化影响着区域性城市群的每一个城市。总的说来,当核心城市呈稳定上升的发展趋势时,整个城市群的发展也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反之,则呈现衰落下降的趋势。

  内在有机性是指城市群不仅仅意味着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密集分布,而且,在城市密集分布背景下出现的各类资源在区域内的特定分布形式,决定了整体上具有不同于各城市简单叠加的新的整体特征与功能。城市内部的各个单位,尽管在景观和功能上存在巨大的差别,但是都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内在有机性是城市群的基本特性之一。这种有机联系性突出表现在产业分工与协作上。众所周知,合理配套的产业分工与协作网络是城市群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所在。城市群发展可使区域经济在生产要素的组织与创新方面具有较强的可更新性和自生性,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并形成良好的产业布局,从而使得各城市优势互补,形成有机的产业系统。内在联系性也是现代意义的城市群与地理学意义城市群的重要区别。

  经济发展的能级均衡性,是指在一个成熟的城市群内,存在高效率的“流”系统,这些“流”系统包括:各城市之间经济管理技术指导与交流系统;生产装备、技术装备和技术援助系统;文化科技教育服务系统;流动式的居民生活服务系统;流动商业系统以及现代通信联络的技术系统等,空间距离对各类经济活动产生的阻力大大降低,迅速的技术扩散带来大量溢出效应。这种低成本的技术扩散可加速城市群内技术知识的积累,提高整体创新发生的可能性。一旦均衡被某一城市或某一产业的创新打破,便会迅速引发城市群产业网络内的不平衡动力,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带动城市群经济发展。

  城市群是一个复杂的、的系统,也是人口和产业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聚集,城市群是若干城市构成的一个自组织的、复杂的、的巨系统,城市群是人口、产业和城市及其影响因素的聚集,其构成因素异常复杂。但是,归结起来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人力资源:是城市群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初始条件,一般而言,人口规模大、人口密度大、城市密集、城市化水平高。

  资源:是居民和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包括淡水资源、土地面积、耕地面积、气候、城市质量。自然区位:海河沿岸,平原腹地、地形地貌等自然交通便利度的条件,影响人口和产业的聚集。

  政策制度:城市群内及其所在国家的治理结构、法律制度、公共政策和发展战略,影响人口和产业向这一区域聚集。交通通信:作为联系城市内外的设施,是交往联系的基本条件,包括:高速公、高速铁、航道、通信干线、运输管道、电力输送网和给排水管网体系所构成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其中发达的铁、公设施构成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骨架,影响城市群的发展。

  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无论对生活或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包括资金规模、金融保险机构、金融服务的健全性。

  教科文卫:这些公共服务无论对生活或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发展水平、教育基础设施和机构、科技发展水平、科技基础设施和机构、文化发展水平、文化基础设施和机构、卫生基础设施和机构、体育娱乐设施和机构,这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是城市群的重要构成要素。

  经济发展条件: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集群、产业分工、产业联系。城市群体发展可使区域经济在生产要素的组织与创新方面具有较强的可更新性和自生性,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并形成良好的产业布局,从而使得各城市优势互补,产生最大效益,并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

  城市基础:一定数量的城市既是城市群的构成要素,也是城市群的重要表现。城市基础包括城市群规模、功能水平、中心城市、等级结构、空间结构、专业分工、城际联系。城市群具有完善的城市等级体系,是由几个超大和特大的中心城市及大量的大中小城市相互而形成的。其中,中心城市是人口与产业集聚的引力中心,在城市群形成和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

  从以上我们可以得出重要结论,城市群构成的系统要素可以分为先天性存在要素和成长性要素。先天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资源、自然区位,它们是先天存在要素,也是城市群形成的前提条件,移动要素。成长性要素包括政策制度、交通通信、金融服务、教科文卫事业、城市基础和产业体系,它们是后天创造和积累的,是内生的、可流动的,在城市群萌芽以后,对城市群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先天性和成长性要素的相互作用,是城市群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根据世界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和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的指导思想及原则,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了区域综合经济实力的概念:区域综合经济实力是指城市所拥有的全部实力、潜力及其在国内外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它反映的是一个国际中心区域参与竞争的经济实力。

  本文结合经济实力在城市群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对城市群经济实力作如下界定:城市群综合经济实力是城市群经济基础(财富、资源)、经济规模与经济质量的综合体现,是城市群经济中各种经济变量的有机组合及变动合力的现实最终结果;是城市群间经济联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拥有的影响力;是城市群调动社会经济活动中影响的资源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此定义主要从以下四个“统一”考虑:一是城市群综合经济实力是城市群经济总量中财富基础与经济运行规模的统一;二是城市群综合经济实力是经济发展速度与结构优化程度的统一;三是城市群综合经济实力是城市群现实实力与潜在实力的统一;四是城市群综合经济实力是区域经济联系中辐射能力与吸附能力的统一。

  四川省城镇化进程与全国整体进程颇为相似,但也有所不同。1949年新中国建国之时,四川城镇化率仅3.4%,和全国其它省市一致,发展缓慢甚至个别时期有所停滞,直到70年代末,城镇化率仍不足10%。

  以后,四川城镇化发展开始进入稳定增长时期。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四川省城镇化率超过10%,达到14.27%。但由于城镇化发展的底子薄、基础弱、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省情,以及历史的、地理的、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四川城镇化进程始终慢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提高速度较缓。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四川省城镇化率21.29%。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四川省城镇化率26.69%。1990年至2000年,十年间四川省城镇化水平仅提高了5.4个百分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四川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人口集聚加速,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际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尤其是高速公的出现,相邻城市辐射的区域不断接近并有部分重合,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形成多个城市群雏形。四川省“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十一五期间,重点发展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3个城市群,充分发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快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2007年12月,省委九届四次全会做出统筹规划和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决策部署,并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要重点打造成都平原城市群、川南城市群、攀西城市群和川东北城市群等‘四大城市群’,加快建立以成都特大城市为核心,区域大城市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基础的城镇体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四川省城镇化建设全面启动,以城市群发展带动城镇化进程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在成渝经济区建设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重大战略、国家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以及统筹城乡综合配套试点等良好外部政策下,四川省城镇化和城市群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今年2月19日,省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关于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指导意见》。省委明指出,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是新的发展条件下四川省推动科学发展、加快发展的重大举措,是促进四川省区域协调发展、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对于实现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具有重大意义。所谓“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多点”就是要做强市州经济梯队,“多极”就是要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就是要实施成渝经济区和天府新区区域规划,培育“四大城市群”、发展“五大经济区”,形成支撑四川发展新的增长极。

  由于当前四川省21个市州分别处于工业化后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初期3个不同的工业化阶段。现实差距过大,依靠各市州发展,要在短短数年时间培育出新增长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构建布局合理、层级清晰、功能完善的现代城镇体系,既是实现“多点多极支撑”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变单极支撑为多点多极支撑较为科学的选择,也是四川省加入国际国内城市分工体系新一轮重组分工,积极应对国内外城市格局变化挑战的必然选择,完全符合四川实际,必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四川省科学发展、加快发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

  根据《四川省“十二五”城镇化发展规划》,对四大城市群的范围及城市等级作了明确划分,具体如下:

  成都平原城市群包括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眉山市、资阳市以及乐山市主城区、夹江县、峨眉山市和雅安市主城区、名山县等,幅员面积约5.82万平方公里。成都平原城市群是四川省人口、经济、城市最密集的平原地区,都江堰造就的天府之国所在地,也是四川自然条件最好、历史上一直最富裕、农业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成都平原城市群以超大城市成都为中心,聚集了绵阳、德阳、眉山、资阳、乐山和雅安部分区县。其核心区域为成都、德阳、绵阳。随着高速公和各地经济的发展,成都平原周边的眉山、雅安、乐山等市经济联系与分工合作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成都平原城市群已经逐渐超出平原范围,初步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圈层加点轴的结构体系。

  川南城市群包括自贡市、泸州市、内江市、宜宾市,以及乐山市除主城区、夹江县、峨眉山市外的其余城镇,幅员面积约4.42万平方公里。川南城市群位于长江上游四川南部,川滇黔渝三省一市的交界处,也是四川省域内人口稠密的地区之一。区位优势明显,拥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和特色的优势产业。中等城市密集,空间聚合形态较好,城镇布局和生产力布局大致吻合。其中自贡、内江、泸州、宜宾构成三角状城市群空间结构,它们彼此相距不到100公里,川南城市群最适合成为成渝两地经济能量交换的区域。

  川东北城市群包括广元市、遂宁市、南充市、广安市、达州市、巴中市,幅员面积约8.2万平方公里,是成渝经济区重要的经济腹地。近年来,随着达成铁、成南高速公、广南高速公、达渝高速公的建成通车,有效地改善了川中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南充、遂宁、广安、达州等城市发展迅速,成为四川发展中的第三大城市群。

  攀西城市群包括市、凉山州以及雅安市除主城区、名山县外的其余城镇,幅员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攀西城市群是省委九届四次全会为把四川省建设成为辐射西部、面向全国、融入世界的西部经济发展高地而提出的要重点打造的“四大城市群”之一。攀西城市群地处四川西南边陲,它以成昆铁和雅攀高速公为纽带,东北与四川盆地相连,西南与云南部分区县交界,是我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资源富集区和我国优势资源开发的重点地区。其作为成渝经济区建设的一个亚区域中心,凭借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丰富资源禀赋及工业发展基础,成为成渝经济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支撑点。

  本文以期对城市群经济实力展开量化评估、分析各城市群经济发展的优劣势所在,为制定适合各城市群经济发展战略做出积极探索。

  根据以上思,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我们主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指标的科学性,即指标尽量能科学、全面地反应经济实力的内涵;第二,指标的可操作性,指标的数据必须能够搜集到,且便于计算;第三,指标的可比性,指标能够进行比较评价。

  遵循评价体系构建原则,我们拟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质量、产业结构状况、三大需求、城镇化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等6个方面评估城市群综合实力现状。(评价体系详见表1、指标解释见附件)。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反映客观现象不同侧面的统计指标,可能有不同的量纲。因此在综合评价中,一般应先将不同量纲的统计指标的实际值成纲的相对的评价值,使之具有可比性,以便综合分析。此外,各个评价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也不一致,故还需对各个指标赋予不同的权数,并利用相应的数学、统计学模型对单个指标值综合,得到概括性的综合评分值。

  为了避免由于各个指标的单位和量级不同而无法直接进行评价的问题,首先需要对各个指标进行纲化处理。实践中常用的纲处理方法主要有标准化变换方法、规格化变换方法、功效系数法、指数方法和分段打分法。本文采用功效系数法,公式如下:

  目前,实践中最常用的合成方法主要有总和合成法、乘积合成法和混合合成法三种。其中总和合成法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它使不同评价指标的数值之间高低可以相互弥补,也就是说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可以用其他方面的所长来补偿。所以本文也采用此方法,如下:

  通过对2012年四大城市群所辖市、县数据的采集、整理和纲化处理,结合功效系数法,测算出了2012年四川省四大城市群经济实力量化得分情况。

  从总体上看,四大城市群之间经济实力差距明显。成都平原城市群遥遥领先,位居第一;川南和攀西城市群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川东北城市群最低。

  成都平原城市群经济实力最强,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质量、产业结构、三大需求、城镇化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等6个一级指标的得分上,均排在各大城市群之首。川南和攀西城市群经济实力较为接近,川南城市群更胜一筹,整体优势比攀西城市群明显。川东北城市群经济竞争力相对比较薄弱,除了三大需求、城镇化水平这两个一级指标以外,其余4个一级指标排名均在城市群最末。

  “经济发展水平”这个一级指标,主要从P、P增速、人均P三个维度来评价,其综合结果成都平原城市群16.2分,位居第一;川南城市群11.5分,位居第二;攀西城市群11.35分,位居第三;川东北城市群9.35分,位居第四。

  具体而言,从地区生产总值上看,2012年四大城市群的P都超过2千亿元,但城市群之间悬殊明显。成都平原城市群因成都“首位城市”效益显著,加之涵盖了德阳、绵阳两个千亿城市(德阳P1280.2亿元、绵阳P1346.4亿元),其经济实力雄厚,P总量达到13457亿元,居四大城市群之首,远超其余三个城市群经济总量之和。川东北城市群在南充和达州两大千亿城市(南充P1180.4亿元、达州1135.5亿元)带动下,P实现4609.5亿元,位居第二。川南城市群包含的四个城市自贡、泸州、内江和宜宾地区生产总值比较接近,实现4404.1亿元,位居四川省第三。攀西城市群因涵盖的城市数量在四大城市群中是最少的,只有凉山州、市及雅安的部分区县,因此其经济总量在四大城市群中是相对最弱的,只有2098.7亿元。

  从P增速上看,2012年四大城市群的P都保持较快增长,P增速都超过了十个百分点。川南城市群P增速最快,达到14.1%,高出四川省P平均增速1.5个百分点,成为四川省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一增长极。川东北城市群和攀西城市群P增速相同,均为13.9%。成都平原城市群由于经济总量基数大、经济结构比较成熟稳定,增速相对较缓,为13.3%。

  从人均P上看,2012年四大城市群中,唯独成都平原城市群人均P既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38449元),也超过了四川省平均水平(29559元),达到42691元,分别是川南城市群的1.6倍、川东北城市群的2.2倍、攀西城市群的1.4倍。同时,依照2010年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程度划分标准,按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折算,成都平原城市群、川南城市群和攀西城市群分别以人均P 6962.9美元、4381美元、5108.9美元达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仅川东北城市群以人均P3117.7美元仍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

  “经济增长质量”这个一级指标主要从全员劳动生产率、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占P的比重三个维度来评价,其综合结果成都平原城市群19.59分,位居第一;攀西城市群13.69分,位居第二;川南城市群10.1分,位居第三;川东北城市群8.22分,位居第四。

  具体而言,从二级指标上看,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衡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的经济统计指标,其主要受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三因素影响。经测算,2012年成都平原城市群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最高,达到人均72418.7元,高出全国和四川省的平均水平;攀西城市群次之,人均48809.7元;川南城市群人均43364元;川东北城市群相对最低,人均34913.7元。

  从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绝对量上看,四大城市群财政实力差距明显。成都平原城市群遥遥领先,达到1065.5亿元,是川南城市群的4.4倍,川东北城市群的5倍和攀西城市群的6.2倍。川南城市群因包含宜宾和泸州两大白酒工业城市,公共财政收入较之其他市州更为充实,甚至超过了德阳和绵阳这两个重装之都和科技城市。川东北城市群所辖的6座城市公共财政收入均不高,在20亿~50亿之间。攀西城市群里,虽然有公共财政收入位居四川省第二的凉山州(100.1亿元),但毕竟因所辖城市数量少,所以其总体财政实力不及其它三个城市群。

  从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占P的比重这一相对量上看,攀西城市群最高,达到8.2%,说明资源型行业比重大的攀西城市群地区财力最充足;其次是成都平原城市群7.9%,川南城市群5.5%,川东北城市群比重最低,只有4.6%。国际经验表明,财政收入占P的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收入占P的比重也越高。攀西城市群和成都平原城市群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占P的比重相对比较高,从一定成都上反映出这两个城市群经济发展较好,财政职能和宏观调控能力较强。

  “产业结构状况”这一一级指标包含有工业化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P的比重三个二级指标,其综合结果成都平原城市群17.31分,位居第一;川南城市群13.18分,位居第二;攀西城市群10.47分,位居第三;川东北城市群10.33分,位居第四。

  具体而言,从二级指标工业化率上看,四大城市群均在40%~60%。其中,川南城市群和攀西城市群工业化率较为接近,分别为56.7%和53.3%,高出成都平原群和川东北城市群逾十个百分点。

  从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上看,成都平原城市群已达到67.4%,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服务、金融、旅游等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快速增长,第二、三产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阵地。而攀西城市群的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还远低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可见其第一产业过高、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仍处在传统型经济向现代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川南和川东北城市群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比较接近,但同时结合其工业化率的情况,可看出川南城市群在产业结构上是优于川东北城市群。

  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P比重上看,成都平原城市群达到40.2%,接近于长三角地区2005年40.9%的水平,表明成都平原城市群正在由工业型城市群向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群转型。川南城市群、川东北城市群和攀西城市群第三产业增加值占P比重整体偏低,分别为24.2%、27.3%和24.7%。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三大城市群在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的资源依赖度上的压力还比较大,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是三大城市群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大需求”这个一级指标下包含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三个二级指标,其综合结果成都平原城市群14分,位居第一;川东北城市群7.34分,位居第二;川南城市群6.61,位居第三;攀西城市群5.6,位居第四。

  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P增长的“三驾马车”。从全社会固定投资额来看,2012年成都平原城市群为9377.2亿元,遥遥领先其它城市群;川东北城市群3883亿元,逾成都平原城市群的1/3,位列第二;川南城市群2451.4亿元,逾成都平原城市群的1/4,位列第三;攀西城市群1575.3亿元,仅有成都平原城市群的约1/6,位列最后。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成都平原城市群消费市场相对最为景气,社会商品购买力实现程度最强,达到5156.4亿元,占四川省总额的56.7%;川东北城市群(1758.2亿元)次之,略高于川南城市群(1488.2亿元);攀西城市群居民社会消费整体水平较弱,仅595.3亿元,只有成都平原城市群的约1/8。

  从外贸进出口总额上看,四大城市群差距尤为显著。在2012年国际金融整体比较低迷的情况下,成都平原城市群仍然实现了542.7亿美元,占四川省总额的91.8%;而川东北城市群仅实现22.8亿美元、川南城市群22亿美元、攀西城市群3.4亿美元。可见,当前四川省对外贸易最主要的依赖还是对外贸易规模比较大,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成都平原城市群,尤其是其中的省会城市成都。(成都市进出口总额占到成都平原城市群的87.6%)。相对而言,其它三个城市群对外贸易量都比较小,产业外向度偏低,对外贸易未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撑力。

  “城镇化水平”这个一级指标下属了两个二级指标,即城镇人口、城镇化率,其综合得分成都平原城市群13分,位居第一;川南城市群7.39分,位居第二;川东北城市群6.72,位居第三;攀西城市群5.2分,位居第四。

  具体来看,二级指标中,城镇人口反映了城镇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城市群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则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从城镇人口绝对数上看,四大城市群集聚了四川省99.9%的城镇人口。其中,成都平原城市群3513.1万人,占到四川省城镇人口总数的48.5%。也就是四川省近一半的城镇人口生活在成都平原城市群。其次,890.3万城镇人口生活在川东北城市群;673.3万城镇人口生活在川南城市群;仅242.6万人生活在攀西城市群,成为人口密度最小的城市群。

  从城镇化率上看,成都平原城市群水平最高,达到54%,是四川省唯一的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的城市群。从人口城镇化角度讲,成都平原城市群的人口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历史性变化,正在步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题的时代。按照国际上对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川东北和攀西城市群则正刚步入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川南城市群进入城镇化稳步加速时期。

  “城乡居民收入”这个一级指标下属了两个二级指标,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其综合得分成都平原城市群15分,位居第一;川南城市群9.13分,位居第二;攀西城市群7.93,位居第三;川东北城市群6.02分,位居第四。

  具体而言,“两个”收入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人民生活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

  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成都平原城市群和攀西城市群超出四川省平均水平,其中,成都平原城市群达到24223元,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出3916元。攀西城市群20704元,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397元。而川南城市群和川东北城市群则低于四川省水平,人均分别为19916元和17703元。

  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看,成都平原城市群和川南城市群均超过四川省平均水平,其中,成都平原城市群达到9156元,高出四川省平均水平2155元。川南城市群人均7582元,高出四川省平均水平581元。川东北和攀西城市群很接近,分别为6730元和6718元,分别低于四川省平均水平271元和283元。

  “十一五“期间,四川省人民在省委、省的正确领导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各大城市群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四大城市群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经济综合实力结果上看,四大城市群经济实力差距大。成都平原城市群综合得分95.10分,川南城市群57.91分,川东北城市群47.98分,攀西城市群54.24分。成都平原城市群因成都首位城市的强大影响力和辐射带动性,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高于其他三个群,尤其是在P、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P比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额等几个经济指标上差距更为突出,个别指标甚至相差约有150倍之巨。(如进出口总额指标,成都平原城市群是542.7亿美元,攀西城市群只有3.4亿美元,川南和川东北城市群也仅有22亿美元和22.8亿美元)。当前这种成都平原城市群一支独大,缺乏除省会城市之外的其他经济增长极的局面是难以带动四川省城镇化的整体协调发展的。

  一般情况下,一个完善合理的城市群体系其规模等级结构应呈型分布,即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众多小城市。每个层次之间是连续的,渐进递增的。但是,目前四大城市群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规模等级不连续、结构不完善的问题。比如,成都平原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分布特征就非常典型。超大城市成都之后缺失特大城市,存在着明显断层,其经济实力远超群里其它城市。川南城市群虽然有宜宾、泸州等人口大市,但群内毕竟缺乏一个或两个作为地区增长极的特大核心城市,整体呈多中心城市群分布特征,核心不明,且小城市数量偏少,城镇规模体系断层效应明显。川东北城市群内除了南充迈入了大城市的行列以外,其余5市均为规模偏小的中等城市,且等级相近,承接作用和辐射带动力明显不足,群内缺乏强大的核心增长极。攀西城市群所辖城市数量少,只有、凉山和雅安的部分区县,城市群区域内城市结构不尽合理。

  2012年全国、西部12省(区、市)(、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四川省四大城市群一、二、三产业比重进行比较,见下表。

  通过上表可见,四川省四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处于“二三一”发展阶段,第二产业已成为四川省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这既与四川省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特征相吻合,也充分体现了四川省自十一五以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发挥工业主导作用成绩卓著,实现了从“农业大省”向“工业强省”的跨域。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四川省四大城市群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还很不足、不充分,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与西部12省(区、市)差距都较大。即便四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领头羊,省会城市成都,其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力比副省级城市平均水平都还要低1个多百分点,且服务业各行业中,除交通运输、邮政和仓储业外,其他行业发展速度均不同程度低于副省级城市平均水平。这反映了当前四川省传统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比重高,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低的实际。

  城市群产业分工是社会分工的空间形式。产业分工产生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带来整体功能效应,增强城市群的竞争优势,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若分工不当,则会延缓了城市群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削弱城市群的整体经济实力。比如成都平原城市群各城市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或是依托特色的农业资源、矿产资源,或是依托人才、科技、资金等优势发展了专业化方向不同的产业。如成都以电子、医药等为专业化产业;绵阳以电子为专业化产业;德阳以机械为专业化产业;眉山以农业为专业化产业;资阳以汽车工业为专业化产业。城市间的经济职能结构具有一定的分工性。但就整体而言,各城市的经济职能在发展方向上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同构现象,城市间分工与协作的程度还不够高。如下表反映了成都平原城市群内各主要城市在工业发展上的支柱产业:

  可见,绝大部分城市把食品、化工、机械、冶金、纺织、医药作为自己的支柱部门或重点发展对象,存在着较高的同构现象。而且从产业的空间分布上看,群内的支柱产业(电子信息、水电、医药化工、机械冶金、食品饮料等)的大型企业主要分布在成都、德阳、绵阳,而眉山、资阳、乐山的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缺乏大型企业和项目的支撑。

  比如当前川南各市争当“”的局面仍旧激烈,各城市互不相让,群内企业发展的产业分隔、行业界限还比较明显,尚未形成抱团式、组团式发展态势。群内所辖各市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很接近,工业也相对集中于几个行业内,如机械、食品、酒业、化工、能源等行业。这种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群间产业的融合发展和优势企业跨地区迁移、兼并等优化发展,从而延缓了城市群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削弱城市群的整体经济实力。

  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当地区间要素禀赋不同时,建立相似的产业结构并不会带来相似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在城市群区域内,各市州产业结构同构会带来地方主义,造成市场分割和区域性封闭,生产要素和商品流通受到很大,其结果就是资源的低效配置和使用,以及经济低效发展。而且由于投资产业具有趋同的特征,不同地区提供的是使用功能差异不大的产品,也易导致市场竞争更多地采取价格策略为主,易陷入重复建设、恶性竞争怪圈,影响了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整合。

  城市群产业分工的趋同既造成资源浪费,也制约了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要破解这一问题,实现区域经济整合,则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干预和引导,促使各城市群审视自己的角色,根据本区域的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和产业专业化特征,重新考虑自身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走差异化发展道。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突破产业发展中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使城市群间产业发展由垂直分工向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结合,从简单的生产要素互补向结构性合作发展,从劳动密集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形成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关系,使成都平原城市群的现代服务业和川南、川东北城市群的制造业强强联合,攀西城市群的资源禀赋优势得到最大限度合理开发,增强四大城市群在成渝经济区,乃至全国城市群的竞争优势。

  四大城市群应紧紧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成渝经济区建设的战略机遇,依托四川省综合交通条件改善的有利条件,优化调整城乡空间布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分类指导,整体推进,完善公共服务,不断增强县域经济承接中心城市辐射功能,提高承接城市群内产业转移、参与产业分工协作和扩大就业的能力。促进经济较发达县(市)率先发展壮大成中等城市。如成都城市群中的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金堂县、郫县,广汉市、绵竹市、中江县,江油市、峨眉山市、仁寿县、安岳县等;川南城市群中的荣县、富顺县,合江县,资中县、威远县、隆昌县等;川东北城市群中的射洪县,阆中市、南部县,邻水县,宣汉县、大竹县、渠县,平昌县等;攀西城市群中的西昌、东区等。继续抓好“一县一业、一镇一品”科技富民工程,培育特色经济,强化产业支撑和市政设施合理配套建设,推进人口与产业集聚,促进经济欠发达的县尽快发展成为小城市。如成都平原城市群的大邑县、蒲江县、什邡市、罗江县、盐亭县、夹江县,彭山县、乐至县等;川南城市群的泸县、叙永县、高县、筠连县、珙县、犍为县、井研县等;川东北城市群的剑阁县、旺苍县、青川县、万源市、通江县等;攀西城市群的米易县、盐边县、天全县、芦山县、金阳县、昭觉县、喜德县等。对于少数民族县,更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城市群分工合理化不是单纯依赖市场机制的调节,更需要政策的规范与引导。当区域系统内的“经济单元”处于自然状态下,其协调效率是较低的。因此,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区域性的协调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四大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发挥协调作用及各利益主体参与的多层次的全面协商制度。可以借鉴长三角洲、珠三角洲的成功经验。如长三角存在三个层面的三个会议:一是两年一次的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二是两年一次的由长三角15个市常务副市长参加的“经济协调会”;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建立的“协作办主任会议”,其主要职责是落实前两个会上形成的决策和方针。就四川省情况而言,由于各市州基本上还是从行政管辖区的视野来规划自己的发展,加上历史上相互分割严重,平等协商难度较大,可以考虑由省委、省牵头协调,建立城市群所辖城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和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制度,协调各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布局,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效益,尤其是重要港口、机场的建设。可尝试实行城市之间资源共同开发,各方参与投资,利益同享的新机制,确保有限资源的合理开发。通过沟通交流,加强城市群内城市间的政策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建立利益分享机制、协调机制、税收分享机制,着力消除各城市之间妨碍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经济要素全方位流动的政策和制度壁垒,规范市场秩序,为要素的流动和各类经济主体的合作与竞争,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发展条件。

  当前,四川省21个市州分别处于工业化后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初期3个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产业空间优化应与城市群发展阶段相适应,使产业发展与城市群发展互为支撑。通过产业整合实现各城市间产业的错位发展,形成产业梯次,是提升群体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在四大城市群的建设中要重点关注各城市间产业水平和垂直分工上的互补性,要引导群内各城市资源的整合与调配,以形成不同的城市群定位和分工。具体而言,成都平原城市群产业分工已经初步形成,当前发展的主攻方向是提升水平,应充分发挥成都特大中心城市的集聚、扩散功能,推动成都、德阳、绵阳、眉山、乐山、资阳同城化发展,形成整体融合,建成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辐射带动部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川南城市群应以长江黄金水道、沿江高速公、内昆铁等交通主干线为依托,利用自泸内宜四个城市便利的交通、良好的工业基础、丰富的劳动力抱团发展、合力发展,重点发展能源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材料工业、食品饮料工业,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川南经济联合体”。川东北城市群背靠成渝两个特大城市群,应构建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格局,加快能源勘探开采和就地加工,建成国家级天然气综合开发利用重点区。攀西城市群依托、西昌两座区域中心城市,以钒钛和水电资源开发为主线,加快建成国家级的战略资源创新开发示范区。城市群间的产业相对分工将促进产业效率的提高,促使四大城市群的产业得到协调发展。

  与工业相比,加快发展服务业,能源原材料消耗低,占用土地少,污染小,有利于增强城市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当前,四川省四大城市群都应着力加强第三产业的发展,应突出四个重点:一要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培育新兴服务业,全面提升传统服务业,积极拓展服务业空间和服务业内容。二要把发展软件业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发展为制造业配套的研发设计、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和商务会展业。三是要加强服务业发展基础条件的建设与完善,满足城镇化进程对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业、城市交通业提出的刚性需求,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合理规划发展新的城市集群。四要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性服务业的,重点是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扩大服务业对外,利用带来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促使四大城市群服务业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

  为适应着力次级突破,做强市州经济梯队、做大区域经济板块的需要,在四大城市群实行特色化、差异化人才发展策略,以企业—产业—园区为载体,以项目为依托,采取自主培养与招才引智相结合的方式,在优势特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实施产业人才专项,引导人才向产业带和经济区聚集,构建“梯度推进、层次分明、因业聚才、注重实效”的产业人才体系,形成与市州经济梯队相适应的人才梯队,推动工业强省、产业兴省。

  当前,四川省四大城市群国际贸易综合发展状况非均衡差异较大,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国际贸易发展水平较高的成都平原城市群是四川省核心城市群,对四川省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辐射力,作为四川省经济腾飞的增长极,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其龙头作用。为此,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鼓励成都平原城市群加快高科技出口产品、旅游业、服务外包业、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接轨国际市场,努力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开拓海外市场,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川南城市群作为次于成都经济区的省内第二大城市群以及联系成渝两地经济互动的重要地带,发展基础条件较好,其全面发展态势初见端倪,正逐渐成为川南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在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要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建立区域联动发展分工体系和协调机制,努力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经济发展总量、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质量,努力和成都平原城市群相对接,增强其带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川东北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水平一般,则应该把重点放在追赶川南城市群上。通过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基础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延伸产业链条,多向发达地区学习,实现优势互补,缩小与国际贸易发展程度较强城市群的差距,重点突破在城市合理布局、产业升级、城市服务和状况等质量指标上的瓶颈。攀西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应凭借其特殊的地缘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充分发挥其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具有的地理区位和要素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聚焦本地区域资源并引导其良性发展,积极发挥矿产资源和水电资源优势,进而努力为竞争优势,提高城市综合实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本区域国际贸易实现追赶式发展。

  综上所述,加快四大城市群综合经济实力的跨域发展是四川省奋力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的需要,也是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的需要。在全国经济由东向西梯度推进、世界性产业转移由我国沿海向内地延伸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承东启西”的西部地区既是东部省份谋求发展的宝地,又是西部前沿,四川省四大城市群区位有利,资源丰富,经过多年发展,经济隆起优势彰显,必将利用好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好整体推进、扬长避短,走出一条有西部特色的快速协调发展之。

  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还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

  P增速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社会最终的实物量规模的变动情况,是宏观经济的四个重要观测指标之一。

  2、经济增长质量:从全员劳动生产率、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占P的比重三个二级指标来评价。

  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根据产品的价值量指标计算的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量,是考核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是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职工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积极性的综合表现。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占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P分配中,地方所得占的比重。一般来说,财政收入占P的比重越高,说明地方财力越充足。

  3、产业结构状况:从工业化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P比重三个二级指标来评价。

  工业化率是指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当工业化率达到20%-40%,为正在工业化初期,40%-60%为半工业化国家,60%以上为工业化国家。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P的比重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反映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经济发展历程表明,发达的第三产业是经济中心城市的重要标志,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4、三大需求:经济学上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P增长的“三驾马车”,故此一级指标下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三个二级指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也是观察经济波动的重要指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直接出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反映了一定时期内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情况,以及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反映居民家庭全部现金收入能用于安排家庭日常生活的那部分收入。它是家庭总收入扣除交纳的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费以及调查户的记账补贴后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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