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业问题是一个普遍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发达国家无不存在老工业(有多种称谓，如老工业中心、老工业城市或萧条区域等)，将老工业问题的根本成因归咎于制度，既是一个学术错误，也与现实不符。
城市与区域也像人等生命有机体一样，人总有人老珠黄的一天，区域也难免老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工业问题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试问，你如何防止得了人老去呢?从生到死，老是其中的一个过程，除了不幸夭折或英年早逝者外，任何人都终究会进入迟暮之年。用案例分析十分容易说清楚，老工业老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制度。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以及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老工业，这些国家根本就不存在计划经济制度，你能用制度解释这些国家出现的萧条问题吗?另外，中国各地区的基本制度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各个地区面对的制度变量基本上是一致的，一样的制度为何偏偏只导致老工业老化?显然，用制度解释老工业的根本成因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寻找老工业的根本成因，还得聚焦于“老”字。人老的根本原因何在?因为年龄大了，答案太简单吧?上了年纪的人必然会生理机能衰退，在社会上的竞争力也会随之退化。你可以说老当益壮，童颜鹤发，甚至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但肯定也听说过日落西山和龙钟潦倒。人老后必然会出现生理与心理问题，也不可能上擂台上与青壮年去比试力气。老工业的老化同人的老化是类似的。老的突出表现，或者说老工业与非老工业的最大区别在于两个方面，即区域内部表现为发展优势、区域外部表现为竞争力下降。因此，进一步探究老工业的根本成因，需要从区域内部优势与外部竞争压力和冲击增大两个方面去分析。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径依赖”或“锁定”框架可用来分析内部原因，竞争优势理论中的钻石模型(又称菱形模型)可用作分析外部原因的框架。
诚然，否定制度是老工业老化的根本原因，并不表明制度不对老化发生作用。那么制度的作用是什么性质的呢?这里还是用人打比方。一般而言，人老总是有一个生理年龄界线，但现实中有许多人未老先衰，其原因有许多种，如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中毒、营养不良等。依此类推，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只不过是老化的催化剂。也就是说，即便制度不存在问题，也很难老化，制度问题的出现只不过是加快了老化的进程或加剧了老化问题。你总不能用制度原因解释英国与法国等国的老工业问题产生原因吧?不可能有长生不老药，更无长生不老人;老工业的老化也很难避免，即便是自认为或为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难免出现老化的区域。
下面回到中国的老工业。严格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东北地区等老工业这个概念是存在问题的，东北地区并不全是老工业。地区属于东北地区吧?那里可是没有工业，你能说这个地区是老工业吗?即便是东北的城市地区，也并非全是老工业。而且很多正儿八经的老工业也并不是整体衰退，其老化只表现在城市的局部地区。我曾经向有关决策部门提出过一个，应该以乡镇街道这一级行政区域为识别老工业的基本空间单元，原因就在于此。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出现老化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应该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寻找。
东北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943年东北煤的产量占全国49%，生铁产量占87%左右，钢材产量占93%，电力占78%，铁线年东北城市化水平达到23.8%，而全国城市化水平1986年才达到23.7%。资料来源于易富贤：《东北经济困境背后的人口危机》，《东方早报》2015年4月21日。
东北地区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在中国现代工业史上，东北地区曾经创造过数不胜数的全国第一。即便是在今天，东北的原油、木材、粮食、船舶、汽车、钢铁、重型装备、军用飞机、导弹等产品仍然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制定《东北地区等老工业振兴规划》时，曾经列举了一些数据说明振兴老工业的意义：东北地区电站成套设备占全国的1/3，原油加工量占全国的2/7，乙烯产量占全国的1/4，钢产量占全国的1/8，造船产量占全国的1/3，汽车产量占全国的1/4，原油产量占全国的2/5，木材提供量占全国的1/2，商品粮占全国的1/3。
1949年以来，东北地区用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原材料与制造品支持了全国各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即便是以后也是如此。请看的典型材料：
以为例，从1978年到1993年的16年中，辽宁按国家指令性计划和价格调出原材料主要有：钢材约6300万吨，占同期省内全部产量的50%以上，平均每年调出400万吨;调出生铁3400万吨，占省内产量的30%以上，平均每年调出210万吨;调出铝约40万吨，占同期产量的50%以上;调出锌130万吨，占同期产量的80%以上;调出烧碱60万吨、纯碱580万吨，分别占同期产量的25%和50%。除了重要原材料大量平价调出外，重大技术装备，如冶金和矿山设备、起重设备、金属切削机床、变压器、高压开关等也大量平价调出省外，支援全国。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国家逐步放开生产资料价格时，辽宁企业向国家提供的这些重要原材料和重大技术装备都一直平价调出，仅这一项价差，辽宁每年就向国家多做贡献30亿元以上。此外，1980年到1993年，辽宁上缴中央财政1650.2亿元，上解率近50%。直到1997年辽宁的税负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大大高于全国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资料来源于政策研究室内部资料《辽宁老工业的历史沿革》。
可以说，在2003年前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内，中央只注意了从东北“抽血”，而没有足够重视其逐渐累积的老化问题。上述许多数字与事实说明，东北地区为全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与，这只能说明中央应该对其振兴给予大力支持，并不能证明东北地区老化的根源是制度。
东北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陶醉于全国工业摇篮的美誉之中，没有及时调整区域发展的思与模式。与此同时，东北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南方沿海地区充分抓住了带来的机遇，完成了神奇的一跃，许多地方的竞争力相继超过东北。外部的高速发展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区域格局，外部的冲击导致东北地区出现了尴尬的衰退局面。
看到此处，或许有看官会问：你写了这么多，为何不回答未来东北地区老工业如何走出困境呢?我简要回答两点：第一，此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第二，我在我的号里就此问题已经写过几篇文章，如果有兴趣可加关注后慢慢找，肯定能找到。
另外，我要特别指出，有人提出为了振兴老工业在东北地区设立经济特区，这是不可行的，因为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就不存在设立特区的基础了。中央于2010年批准新疆的喀什、霍尔果斯为经济开发区，虽然有人称之为经济特区，但其实这两个经济开发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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