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济南９月９日电（记者张晓晶、娄辰）农村学校生源日减，有的人去楼空，而城市学校生源暴涨，过去人满为患的“大班”现象还没消除，新一轮“大班”潮又愈演愈烈。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这种现象仍有进一步加剧趋势。在实现“有学上”之后，如何满足家长让子女“上好学”的需求？开学伊始，记者就此探访城乡学校和相关人士。
城市学校“教室里能塞多少塞多少”
记者在菏泽市牡丹区实验小学看到，几个班级人数最少的８３人，最多的８８人。在一个容纳８７名学生的教室，记者走只能侧身通过。由于前实在容纳不下，有两名孩子只能坐在两侧紧挨黑板的。
校长王振中介绍，全校共６６个教学班，班均学生７７人。年级越低，人数越多。“这几年生源增加趋势非常明显，学校学区５年前仅有４万人口，现在已经超过１０万人。”他说。
城镇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在济南和青岛等较大城市更为突出。记者了解到，目前济南市各区教育部门最头疼的就是如何消化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安置不了又会导致社会矛盾增加。
济南市第２７中学校长武树斌说：“以前是家长在哪里打工，就把孩子带到哪里上学，现在是孩子能在哪里上学，许多家长就到哪里打工，成为城市教育移民。”据估算，济南目前义务教育阶段４０％的学生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沿海城市青岛也同样面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需求大幅增加的问题。青岛有的区市外来人口生源比例达到４８％。为满足就学需求，仅近３年青岛市就需要新建义务教育学校９７所。
大量外地生源的快速涌入，使城市学校资源捉襟见肘。教育厅副厅长勇介绍，目前山东城镇初中超班额占比达到９０％。城区和镇区小学数量占全省的１６％和２４％，却承担着全省２９％和３３％的学龄人口就学需求。激增的生源使教育资源出现严重匮乏，目前全省城镇学校校舍占地与标准相差２．１平方米，运动场与标准相差３平方米。
“能进城上学的，都不会留在农村”
９月１日，记者在章丘市垛庄镇官营小学了解到，学校一至六年级，总共有８０名学生，每个年级平均１５人。校长张学同说，今年一年级招生，摸底的时候有１３人表示要来，结果真开学的时候，只来了１０名。其余的３名学生，都随父母进城上学了。
张学同告诉记者，周边５个村的孩子都集中在这里上学，就这样生源数量仍然年年减少。２００９年，全校还有２０６名学生。之后的几年，每年毕业三四十人，而新生只有十几人。“流失的学生绝大多数都跟随父母到城里上学了。”张学同说。
部分基层学校教师认为，农村和城市的教学质量差距仍然较大，这是农村学生流失的重要原因。菏泽市牡丹区一所农村中学的校长告诉记者，学校音乐、体育、美术老师缺乏，很多都是由其他教师兼任，“音乐课多数时候只能用录音机放磁带给孩子们听”，教学质量很难。
正是在这种城乡差距明显的情况下，越来越多有能力的家长为了子女教育进城居住。市禹城市学生家长刘志秋说：“农民对子女的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凡是有办法进城上学的，都不会留在农村。”为了将来能让儿子进城上学，他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子。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４》显示，近年来农村学龄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加快，流动人口６岁－１５岁子女随同父母流动的比例２０１３年达到６２．５％，比２０１１年上升了５．２个百分点。
教育厅副厅长勇认为，从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这些特点可以看出，我国将面临更加快速的农村教育人口向城镇教育人口转移的巨大挑战。
城镇教育资源布局应超前规划避免隐患
部分教育界人士认为，城镇教育资源总量超越农村教育的拐点已经到来。在快速推进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城乡教育资源的配置应重新审视。
勇，城镇教育资源配置应纳入国家城镇发展总体规划，并将城镇教育资源配置情况纳入社会事业政绩考核指标。各级如果不未雨绸缪，超前规划，将给我国城镇教育资源布局和建设留下隐患。
记者在基层了解到，目前城镇新建学校面临的最题是土地指标和教师编制紧缺。有的县每年只有几百亩土地使用指标，新建幼儿园、小学土地指标根本挤不出来。威海市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共规划新建中小学校１８所，需要教师２６４６人。在教职工总体超编、严控新增编制、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刚性约束下，城镇新建学校教师的配备困难重重。
我国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流入地安置随迁子女就学的积极性。目前基础教育经费拨付具有以学生户籍为准的属地性质，学生一旦离开户籍所在地，教育经费并不能做到“钱跟人走”。目前随迁子女的教育经费主要由流入地承担，接收随迁子女数量较大的地区，经费压力非常大。
基层教育界人士，国家应统筹解决公共教育经费划拨问题，由以户籍为依据的属地划拨方式改为“钱跟人走”的教育券制度，将随迁子女纳入流入地财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