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罕见，虽然已经过去6年多，但世界经济仍然复苏，新的危机隐患又在积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经济危机，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规则缺失则加大了危机的频率和振幅。
70多年前，美国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券在握，而自己坐拥世界3/4的黄金储备，便于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以结束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和间的货币角逐，建立以其为首的国际经济秩序。会议确立了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通过了外汇、资本、贸易化的原则，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全球性贸易组织等治理平台的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对战后世界经济恢复和资本主义再度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存在先天制度缺陷，加之美元危机不断爆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28年后就了。取而代之的牙买加协议苍白无力，既取消了黄金官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又仍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对的纸币超量发行束手无策。这是导致后来经济危机频发的重要原因。
实体经济领域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并不比金融领域完备。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多哈回合谈判，历经14年只完成了早期收获协议。诸边（多边中的部分）的服务贸易协定和产品清单等谈判、信息产品的扩围以及中国加入采购协定的磋商遥遥无期。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较快，跨太平洋、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东盟和中日韩、澳新印的自贸协定有效推进，不仅市场大、覆盖领域广，而且内容从边境政策向国内宏观调控扩展，回归多边的可能性也在增大。但是，多边投资规则处于相互掣肘的碎片化状态。随着中美投资协定文本的初步达成、中欧（盟）投资协定的同步推进，人们期待着一个国际多边投资规则的诞生。
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构或再塑，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经过战后数十年的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总体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近30年来，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迅猛，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群体之一。但在这一大趋势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东升减速、西降反弹”现象，在教育、科技领域总体仍有明显优势，在新一轮人工智能的工业中也居领先地位。总的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复苏进程中出现分化，国际贸易增速减缓，跨国投资迟迟未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这些因素增加了全球经济格局演进和规则重构的复杂性。
国际规则重构的核心内容是如何适应新领域新。例如，服务业的发展使服务贸易成为一个新领域；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将电子商务的跨境交易提上议事日程；各种国内规则和技术、卫生、劳工、标准以及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乃至监管方式、执法行为等，这些内容宽泛的议题正在取代传统的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成为规则博弈的重点。
规则之争背后是利益之争。、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不一，或强调“公平”，或“”原则，既呼吁他国进一步扩大，又强调本国矛盾和困难的特殊性。错综复杂的利益使新的国际规则博弈呈现广泛而多元的格局，没有完全的赢家，谁能取得利大于弊的结果则有赖于实力与策略的综合较量。共同做大蛋糕，在贸易、投资便利化下实现各经济体的共赢，才是可行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之。
我国从世情、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外部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占主体、发达国家拥有更多话语权的社会。现存的国际组织及其运行规则对全球治理越来越不适应，尤其在地缘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危机频发的今天，必须与时俱进地加以修订和重构。这种修订和重构是国际规则的再制定，既不能全盘推倒重来，更不能固步自封顽旧。要深刻汲取危机教训，经济泡沫扩张，完善治理机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我国自以来积极寻求融入和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体系，1986年开始的恢复关贸总协定和随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是标志性事件。党的以来，这一步伐明显加快。我国力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早收，提出加入服务贸易谈判申请，促进产品清单和信息产品扩围谈判，为加入采购协定再次出价。2015年，中美投资协定进入负面清单出价阶段，中韩、中澳自贸协定签署，“一带一”得到普遍响应，亚投行作为多边金融机构应运而生。
作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我国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规则重构，是形势的客观要求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进出口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跨国投资目的地和资本输出国之一，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国际经贸利益。积极参与国际规则重构，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化进程，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进行海外投资。同时，这也是以促、促创新、促发展，形成新的制度红利，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在新常态下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当然，也应地认识到，我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提高自身的软硬实力仍是十分迫切的任务。未来随着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我国将以进一步换取他国对我之更大，以建设性姿态以至引领者角色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更多公共品。这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机者如神，难遇易失。”放眼未来，尽管国际经济规则重构充满曲折与反复，人类对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的进步依然满怀信心。正如习同志在中央局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努力在经济全球化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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