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无遗。国际货币体系去向何方，既关系到能否防范或弱化未来的金融危机，更关系到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调整，对每一个主要经济体而言，都意义重大。
目前，全球对2008年因次按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并未形成一致答案。有所共识的部分大多限于对危机累积的微观成因，如对次按申请人还贷能力的忽视、对次按衍生品交易的不透明性、对金融机构高风险杠杆的监管缺失、各金融机构在交易账户持有了共同风险敞口（MBS、CDS、CDO等）进而导致共同面对流动性风险等，但对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并未有深刻的反思和共识。我们必须要看到，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在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
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是在两次大的国际间协议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二战后美国独霸天下的国际地位，使得美元从制度层面彻底替代英镑成为全球唯一的本位币，并以美元为中心构建了全球金汇兑本位币制，即所谓的“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二是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1971年美国尼克松单方面放弃“双挂钩”责任，并推动IMF协调各方认可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全球货币体系进入“无体系的体系”时代，该“体系”的核心也是两条，一是多元本位币，二是浮动汇率机制。理论上，1976年后多元本位币是对美元的削弱，但由于美国强大的国际金融地位和话语权，使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霸主地位，反而地放弃了美元本位币所应尽的国际义务（本位币的发行国有义务控制自身的货币发行量，确保全球的金融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被废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之一正是美元的超发），因而事实上“牙买加协议”的核心变为，一是仍然延续美元单一本位制，二是浮动汇率机制。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完全纸币时代，货币发行不再有“锚”来约束。呈现如下三个特点：
首先，货币发行多少完全凭各自和央行的主观判断。从现实操作来看，大多参照通胀率作为货币发行量的依据。然而，货币创造出来后并不必然与当期物价指数一一对应，相当部分沉淀下来，暂时脱离资金的投资-消费循环，当沉淀量达到一定数量级后，一旦有合适的诱因，必然爆发金融危机。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成为全球货币创造的中心。美元因其特殊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纸币）本位币，出口商品最后都变成美元的累积，即所谓的美元外汇储备。因而，美元货币约束就成为全球货币供给失控与否的根本。由于美国是此种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因而在事实上，美元的发行不仅没有考虑全球的真实需求，甚至不用过多地考虑美国自身的潜在通胀水平，其对货币发行的约束排在本国利益之后，这就导致美元货币创造迅速膨胀，推动全球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
针对本轮金融危机，全球进行了深刻，并推动着一系列制度的创新，诸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Ⅲ、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银行税、逆周期调控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针对货币创造出来以后如何进行监管，并未触及货币创造机制本身。必须要看到，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变，货币创造的机理不改变，就无法约束货币创造，就无法约束虚拟经济的进一步膨胀，也就无法超额金融资本的逐利冲动，也就仍然无法预防和控制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发生。
因此，防范金融危机有赖于全球货币发行量的控制，有赖于全球货币创造机制的改变，有赖于对现行的“牙买加协议”进行修正，有赖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重构的核心是有针对性地改变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有如下四个方向：
“牙买加协议”明显的缺陷在于，虽允许多元本位币并存，却并未构建相应的制度，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美元单一本位币制。我们知道，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既是经济实力的体现，也是国际间制度安排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从实力比较来看，美国、欧盟、亚洲三者大体相当，分别占全球P的25%左右，但在储备货币中，美元、欧元、亚洲货币占比却分别为65%左右、25%左右、3%左右（主要是日元），显然，美元占比过高，亚洲货币占比过低，欧元占比适当。
从国际间制度安排角度来看，本轮金融危机推动了全新的国际间协调机制的产生，G20首次替代G8成为全球核心的国际协调机制，发展中国家已经跻身于国际舞台的中央。当然，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受益者，美国自身不会主动推动结构性变革。因此，新体系的构建一定是从量变到质变、积小胜为大胜的过程。
一是核心储备货币选择。由于美、欧、亚代表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的主体，因此，核心储备货币必然是选择此三个地区的主体货币。因此，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可确定美元、欧元、人民币为核心储备货币。当然在过渡期内，也可考虑以人民币和日元同时作为亚洲区货币的代表。
二是制度约定。通过G20或其他国际组织以正式协议的形式明确，世界须按照实际的进出易占比来确立各自储备货币的币种结构。
三是阶段性调整。核心本位货币的构成可以动态变化并予以阶段性调整。当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经济体及其所属区域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明显提升时，也应考虑扩大其为核心本位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离开人民币，核心储备货币不仅没有代表完整的亚洲，而且没有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代表，因而是不完整的，仍然是失衡的国际货币结构。
尽管浮动汇率机制被后来的经济学派和认同经济价值观的“共识”所推崇，但其增大国际贸易交易成本、推高国际货币供给、传递和放大金融风险的内在缺陷，却是不容置疑的。197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危机频发，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浮动汇率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被采用。因此，对浮动汇率机制进行修订，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必然取向。
一是核心储备货币之间建立固定汇率机制。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日元）之间采用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一定期限内、在一定幅度内汇率相对固定，必要时可阶段性的予以调整。由于核心储备货币国占全球贸易往来的绝大部分份额，与当前美国只占全球贸易往来的20%左右的情形大不相同，因此可有效全球的汇率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二是外围货币与核心储备货币之间可自主选择汇率制度，或固定或浮动皆可。由于外围货币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比较小，其货币浮动对全球的货币体系影响较小。同时，由于核心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也为各外围国家实施与一揽子核心货币挂钩的汇率机制创造了条件，全球汇率必将趋于稳定状态。
“牙买加协议”承认了金汇兑本位制废止的状况，货币发行不再有黄金储备（通过美元储备间接对应）来约束，各自建立货币发行原则。当前大部分发达国家货币发行的原则是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就业率或国际收支状况来修正。在全球货币管制日益放松、货币流动日益加速的情况下，各自为战的货币创造机制最终会导致全球货币供给失控，货币流动性泛滥，成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的又一大诱因。因此，制定共同的货币发行原则成为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又一取向。
可考虑在以确立多元储备货币共同的协商机制下，协商制定共同的货币发行原则，并赋予约束效力予以全球推广。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发起“议定书”，先提出一个标准，邀请家来讨论，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识。
“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IMF对汇率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协调的职能，理论上，“牙买加协议”以后，这种监督约束机制名存实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具有国际监督协调职能的机构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因此，此项内容同样应成为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一个取向。
本轮金融危机发生后，IMF的职能被事实上强化，完成了增资，参予了欧元的救助，并重新分配了投票权，已经在重新进行着职能定位和调整。未来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可继续沿用IMF的监督和救助机制，赋予其下列职能：
二是监督核心储备货币国之间的固定汇率机制，并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对核心储备货币国、对核心储备货币间的汇率给出调整的。
三是监督货币的发行是否执行了统一的货币发行原则，并对这些原则的适用性进行分析和给出调整。
四是进行危机救助。现代货币的本质是信心，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是信任机制，因此，建立货币救助机制至关重要。IMF目前有大约7500亿美元的资金量，可以继续发挥这方面的职能。考虑到IMF资金相当部分已经占用，可有计划的进一步增资，使其具有与全球金融危机相适应的危机救助能力。
近年来，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制方面的，尤其是2009年开始推行的人民币贸易项下跨境结算的试点，更是启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本轮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既呼吁中国担当平衡世界贸易的责任，又希望中国发挥完善全球货币体系的作用，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汇改方面的任何举措都是利弊交织。中国应对之策的核心在于，必须要明确我们汇改的总体战略目标和总体实施规划，否则既容易失去方向、失去权衡利弊的标准，更容易在策略选择时失去、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
我国汇改以何为最终目标，认识尚未统一，这也是我们策略选择上徘徊反复的主要原因。实践中我们容易把汇率机制即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完全浮动，和外汇管制即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作为汇改的目标。必须要看到，这两个方向都是手段，并非目标。这是因为，这两项虽然重要，但却既隐含着负面效应，又不是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需。从负面效应来看，汇率的完全浮动为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本身也是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弊病之一；货币的完全可兑换为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带来很大困难，也是1970年代以来大部分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因此，如果把这两项内容作为汇改的最终目标，必然会引起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导致政策的摇摆。
汇改的最终目标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涉及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流动管制的问题，因此，这两个方面的才具有了必要性和必然性。只有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下，汇率机制和外汇管制的才能找到依托。
的核心是变美元单一本位币制为多元本位币制，构建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无疑，这一成功的前提，是人民币成功地国际化。人民币如不能成为国际货币，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主要构成，则此项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就失去了基础。因此，中国一方面应推动对美元单一本位币制度的削弱，积极推动率先提出的“促进区域货币合作，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战略；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制定明确的中国国际金融战略和实施计划，在所设定的时间进度内，逐次完成国际化的阶段性目标，最终完成构建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新货币体系的战略目标。
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是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唯一选择，因此是汇改的最终目标。只有为了这一目标，在汇率机制和外汇管制方面所承受的隐性成本和代价才是值得的。
当前，我们急需设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总体规划。对于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而言，如果“线图”不清，各方行动很难统一，最终目标也很难达成。
目前看到的相对完整的总体规划，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完成的“三横四纵”的总体设计方案。该方案从货币职能和制度安排两个维度、分十二个阶段勾勒出“网格式”的人民币国际化线图。
当然，上述构想只是一家之言。人民币国际化是关乎中国经济的最重大的事件，牵一发而动，且各项配套制度也都隐含着相当的风险和成本，只有在服务于更高级目标的前提下，才能予以评判和取舍。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和实施规划必须由国家主导机构发起、在国家战略的层面予以确立。此项工作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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