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国抛售黄金储备是在其“正常业务”范围之内，且黄金储备的抛售并没有并关注特定的价格。黄金储备抛售并非短时间内完成的，而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进行的，并且这一抛售行为是在“可控”状态下完成的。
2012年，圣克鲁兹大学两名经济学家Joshua Aizenman和Kenta Inoue在论文中细究了一些数据，发现一国持有黄金多少与“全球话语权”有关，即作为帝国的历史。特别是那些现在/曾经是关键货币的供应国。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以及最为通用的储备货币发行国，其黄金储备位列全球第一。但这一模式也适用于远古时期。比如在17世纪取代西班牙霸权地位，成为西欧海上实力最强大、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国家的荷兰。这个人口仅1700万人的小国是全球第10大黄金储备国。
同样的，历史上没有帝国野心的欧洲国家对黄金兴趣就不怎么大。比如当前的黄金储备位于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之间，就更低，夹在和中间。这些国家往往在大国之间谋求夹缝，且都有被强邻的历史。
当然前20大黄金储备国还是有新进的，比如中国和印度。正如Aizenman和Inoue指出的，在积累黄金储备方面，两国从“龙套帝”到“主角”并非巧合。中国坐拥1762吨黄金，为世界第6大黄金储备国；印度位列第11位，黄金储备为557吨。
联盟是一个理论上的经济联盟，在适当程度上也有可能发展成为美国，，墨西哥三个上的松散联盟。其效仿欧盟，有传闻一种被称为Amero或元的新货币将在未来代替现今流通的美元，加元和墨西哥比索。
而daily bell是多年来一直追踪NAU的话题，文章认为NAU是一首挽歌，协调了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2004年小布什总统的美国移民政策将或非法移民转为永久，已经在市场投下一颗“”。小布什表示当时自己的立场受“温情保守主义”激励。不过daily bell的评论认为，小布什通过与墨西哥和进行的一系列秘密会议，偷偷将NAU提上了立法议程。
如果、墨西哥和美国的货币走软，甚至无序贬值，特别是在没有黄金可以“依靠”的情况下，创造某种共同货币的梦想无疑更易成真，哪怕它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更为综合(comprehensive)的美元。
此前墨西哥方面承认96%的墨西哥黄金储备存储在伦敦(英国央行)，至于是否还能安全拿回，daily bell是抱怀疑态度的，或者说其认为这些黄金已经被出借过数千次了。从当时的比索汇率来看，墨西哥货币并未受到黄金的支持。
2016年，央行运回黄金储备速度较前两年明显加快，该行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纽约联储运回111吨黄金储备，又从位于巴黎的法国央行运回黄金储备105吨。这也意味着年底前有望提前完成“收回黄金”计划。
无奈天算不如人算，去年11月赢得美国总统的不是希拉里，而是贴上“反全球化”标签的特朗普。上任伊始特朗普便签署总统行政命令，穆斯林国家移民和难民入境，称将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造墙”，要对墨西哥进口商品征税20%，并修订贸易协定(NAFTA)的初步草案。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能源政策也出现了方向性的转变。The McGill International Review专栏作家Nick Chao认为，现在的美国积极的想成为主要的能源出口国，这表明美国和沙特的石油美元协议可能结束。
美国经济扩张的黄金时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但是这一黄金时代随着七十年代经济动荡而。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继续维系。受“特里芬困境”的影响，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使得美国无法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价关系。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终止按照35美元一盎司的比价向市场兑换黄金的义务。
美元与黄金脱钩成为二战结束之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最重要的事件，不可避免地对美元的信誉带来负面冲击。为了美元，同时也是为保障美国的能源和财政安全，美国开始以国际石油贸易作为突破口，寻找解决之策。
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为首的外交团队首先与沙特阿拉伯王室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并最终在1974年达成了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军事武器，同时保障沙特国土安全不受以色列；另一方面，作为回报，沙特阿拉伯所有的石油出口必须全部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
因为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不仅增加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需求，而且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重塑了美元信誉及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石油美元体系”可以看做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后续，是“黄金美元体系”的一种替代或者补充。当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石油在一定程度上代替黄金，成为美元的信用背书，有助于继续确保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研究机构Hills Group发现，出于纯粹的热力学原因，石油产业所提供给全球化工业世界的每桶石油的净能源正迅速趋近于零。这里谈论的是开发、提取和运输的能源成本以及到达目的地后的能源回报，而非美元成本。这为何这很重要？又和国家央行自2001年以来创造的庞大债务又有何关系？
市场可能已经忘记了能源即经济。现代化的一切，从工业产值和交通运输，到我们的生活，一切都来自能源。石油仍是一个关键因素。70年代前的黄金时代人们经历的是人均净能源空前增长321%所推动的经济增长。Hills Group的研究可以总结为下面这张图表：
但是正如St Angelo在SRSrocco Reports中指出的那样，理解能源投资回报(EROI)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现代社会的EROI最小比值是20:1，即P增长所需的净能源盈余应该为其提取成本的20倍。对于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而言，这一比重需更高，接近于30:1。通过下图，不难看出美国油气产业的净能源产出净值在大约46年前就已经跌至30:1以下。
上图的两个重要趋势。当美国净能源产出净值高于30:1时，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的公共债务并没有大幅增长。然而1970年后，随着净能源产出净值持续下滑，公共债务出现了爆炸性增长。
简言之，Hills Group的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是，自1970年以来债务爆炸性增长的原因是否是央行长们试图弥补净能源盈余驱动P增长的动力不足。事实上，他们已经从的能源驱动经济增长模式转为全新的债务驱动增长模式。
从1973年净盈余达到近40千兆焦耳(GJ)这一顶峰水平到2012年，大型石油公司们在石油加工过程中消耗的能源已经比产出的供应给全球化工业世界的能源还多。现在人均净能源还不到4GJ，并且还在快速下滑。
Hill‘s Group的这篇分析报告是否太简单地把早期国家物质繁荣归结于大规模发现廉价石油，把之后增长飘忽不定又归结为可用于P增长的净能源下滑？世界经济是否因为石油公司们在石油加工过程中消耗的能源多于产出的能源而陷入困境？可能如此。这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观点，但是分析师们还找到了按照美元计算的可支持Hill’s Group的推断的确凿。
上图意味着什么呢？三大美国石油公司的经营模式并没有看起来得那么好——能源成本即经济成本。2016年，美国能源部门将86%的营运收入用于支付债息。石油并没有耗尽。Hills Group也没有说石油耗尽。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所说的是人们所使用的产自石油的盈余能源(surplus energy)不足以维持能源驱动的现代化。其分析报告暗示的是我们这个丰足时代是一次性的。
他们还指出，这意味着——随着现代化步入更严峻的能源节食期，美元所能购买的盈余能源更少，以至于不足以维持增长引擎运转，届时石油的全球需求将下滑，石油价格也将下滑，这与主流分析所预期的石油需求将增长大相径庭。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一个重要平衡将倾斜。不久人们可能将花费更高的能源成本，来维持对化石能源过度依赖的现代经济。除了控制整个波斯湾外，特朗普和欧洲国家将束手无策。现在转为使用可再生能源可能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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