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着重探讨了当前牙买加体系的运行状况及新世纪以来表现出的新特征。研究发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除存在软约束的储备货币增长、货币危机的频繁发生和国际收支调节的低效等问题外，还表现出全球通货膨胀不断、美元悖论、新兴市场崛起、外汇储备分配失衡、货币风险高度集中、美元相对地位下降等六大新特征，而这些都源于牙买加体系固有的内在缺陷。因此，本文简要勾勒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和径选择进行了探讨。
国际货币体系就是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三方面的内容和功能：一是用于国际间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二是一国货币同其他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保持际货币间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三是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
纵观国际货币体系100多年来的演变历史，实质上是国际货币形态和汇率制度的变化过程。国际货币形态更替反映了经济霸量转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汇率制度变化从固定浮动甚至无序，既反映出世界对于稳定货币秩序的渴求，也反映出特别是大国之间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这样的矛盾还将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中持续下去。目前，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之下，美元一贬值；而在利益和责任不对等的条件下，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控制风险，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诸如危机、货币错配、货币政策两难困境等风险。这引起了更多人对美元地位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变局的思考。
因此，考察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进过程，并研究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运行状况，尤其是近年来表现出来的新特征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这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1976年的“牙买加协定”和“IMF章程第二次修正案”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同时也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的开端。从国际货币体系的三大支柱看，牙买加体系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无统一的汇率制度，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其实质是国际制度，因而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
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本位已经与实物价值完全脱钩，多种强势国家的信用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等充界货币的角色。它们界外汇储备总额中各自所占比例主要由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商业习惯决定，不同时期会有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美元在储备货币中仍占主导地位但其地位不断地削弱，而欧元、日元以及特别提款权(SDRs)等作为储备资产的地位不断提高。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有所削弱，但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国际价值储藏手段。鉴于美元的地位，因此也有人认为牙买加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伸。
牙买加体系下采取何种汇率制度没有任何约束。“牙买加协定”允许国作出汇率安排，它们既可以继续实行固定汇率制，也可以实行浮动汇率制，还可以实行盯住某一种主要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或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就选择结果看，全球汇率制度呈现出明显的中心一外围架构。发行国际通货的少数发达国家位于这一架构的中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向外部输出货币，接受来自外部的实体性资源。广大发展中国家位于外围，多采用固定汇率制度，通过持有中心国家的货币满足支付需要，同时向中心输出资源。因此，一些学者将这种多元化的汇率安排称为“无体制的体制”或“混合体制”。
在牙买加体系下，由于实行以浮动汇率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汇率制度，因此更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调作用。因此，国可以灵活运用汇率机制、利率机制、IMF的短期贷款与干预、国际金融市场及商业银行的融资等多种手段对国际收支进行调节。不过，自牙买加货币体系建立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对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做出明确的，在制度上无任何设计和约束来敦促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完全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国际收支的失衡。
鉴于国际货币制度的三大功能，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评价国际货币制度的效率标准有三个：一是清偿能力，也称国际储备的适度性和稳定性，即能否提供一个有效的结算和融资中介；二是市场信心，表示国际金融市场对汇率稳定性的相信程度，即它能否使交易者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三是调节效率，用于衡量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成本大小以及调节责任的分布是否公平合理，它的操作成本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牙买加体系总体上运转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三方面进行分析。
牙买加体系下，由于欧元、日元等强国货币同美元一起共同充界货币，这种国际储备的分散化趋向，为提供了更多的调换储备币种的余地。这固然解决了国际清偿力不足的问题，但这也使得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不再仅仅取决于美国的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充当国际储备的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因此，若要保持一个多元化货币体系及世界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大国间应进行货币协调，就世界货币的增长作出；在财政政策方面达成概括性的协同制约协议(McKinnon，1984)。而从多年的实践看，界经济形势普遍趋好时，各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尚能做到经济同步发展以及保持经济政策的基本协调；反之，相关都会为了国家利益而放弃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责任。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的破灭，日本汇率政策的导向，以及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不佳表现，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在国际储备以及国际清偿多元化的前提下，由于储备货币国采取浮动汇率，各种经济实体以及各类投资者都愿意并能够储存或持有币值坚挺的储备货币，以便为资本找到一个相对可靠的栖息地，从而避免汇率风险。然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追逐强势货币、抛售弱势货币的行为必将加剧汇率的起伏，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转而又促进了不同货币之间的币种转换，这必然造成外围国家储备管理的困难。虽然货币可以通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来减少浮动汇率带来的风险，但在预期汇率变动的情况下，储备货币持有者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或避免可能的风险，就必然会在不同货币之间进行币种转换。这种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最终会影响储备资产的稳定性。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及90年代中期美元、日元、马克三大货币之间汇率的大幅波动就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以上的分析，上世纪发生的几次金融危机，尤其是2007年爆发并持续至今的美国次贷危机，都说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离第一个效率标准已相去甚远。
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提供一种稳定的汇率，而牙买加体系下的货币和金融危机依然时有发生。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墨西哥、俄罗斯和阿根廷等国出现的金融危机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
一方面，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过程中，一些国家盲目资本账户。由于国内资本的相对短缺和金融管制、利率水平较高，银行、企业便大量借入外资，甚至是短期资本，然后投入房地产、股票市场，引起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暴涨，形成虚假繁荣。虚假繁荣的结果是严重一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为货币和金融危机埋下祸根。
另一方面，近年来，全球游资增长迅速，规模日益庞大，流动日益频繁，加剧了危机爆发的规模和频率。过去20年里，全球P的增长平均速度是3.58%，全球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是6.58%；而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的速度平均每年是13.67%，全球外汇交易量每天超过两万亿美元左右，其中98.5%是没有任何贸易背景和生产背景的。据IMF估计，全球国际游资高达7万亿美元左右，投机者可以筹集和6000亿至1万亿美元的投机资金去一种货币。显然，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来应付这样的冲击。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加上牙买加体系对热钱流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货币和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
牙买加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表现之一就是没有制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逆差完全由逆差国调节。自牙买加货币体系建立以来，IMF并未对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作出明确的，也无相应的制裁措施。因此，尽管IMF要求将保持汇率的稳定作为首要原则，而却大都将国内的宏观经济目标放在首位(例如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保持低通货膨胀率、降低失业率等)，往往采取一些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的经济目标，很少考虑别国的利益，而经常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失衡状态，致使本币汇率剧烈波动，从而严重影响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可见，“过分强调汇率的单边自主以及协调机制的非制，使国际收支的协调从有效为逆效(Counter-Productive)，结果事与愿违。”(钟伟，2001)
此外，IMF对国际收支的协调工作效果也不理想。因为“事后调节”、“以老药方治新病”常常被人诟病。无论是对印尼、泰国还是韩国，IMF都给予了大量的援助，也曾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是被消极作用抵消了。另外，依据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论和货币论，IMF对亚洲提出了同样的方案，即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对亚洲国家来说，由于危机已经引起了经济衰退，再实行紧缩政策，无疑造成了这些国家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
从以上三方面看，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运行上还存在一些不足：软约束的储备货币增长、货币危机的频繁发生和国际收支调节的低效。
自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本位制确立之后，全球的货币流动性就开始呈现周期性的过剩和枯竭的波动。尤其是世纪之初，通货膨胀伴随着流动性的全面过剩更是不断。2001年的“9·11”事件和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为了世界经济衰退，从2001年1月开始逐步调低联邦基金利率，以每次0.5%的速率在6月调低到4%，在年底调至2%。在2002-2004年三年时间里，联邦基金利率始终低于2%，并在2003年6月-2004年6月期间处于1%的历史性水平。与此同时，全球也已经出现了流动性的大量过剩。的第二次降息过程就开始于2007年9月。截至2008年5月，美联储已连续降息9次，其间最大调幅达0.75个百分点，联邦基金利率已下调至2%，并达到2004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这也使得全球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而2000年以来发生的这两次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原因就和纸币(美元)的过度发行直接相关。
所谓美元悖论，指美元相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持续贬值和美元储备资产的持续增加并存的现象。近年，美元相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持续大幅度贬值，而所累积的美元储备资产总量却几乎直线攀升，不断创出天文数字般的惊人纪录。目前，世界所累积的外汇储备资产接近6万亿美元。仅2001年～2006年，日本和中国净增加的外汇储备就高达1.5万亿美元。相应地，美国国债数量屡创新高，已经接近10万亿美元，外债规模早已突破3万亿美元。2006年，外国人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达到2.2万亿美元。“弱势美元”或“贬值美元”与美元储备资产的急剧增加，形成最强烈的对照，这是“美元悖论”最突出的表现。
近年来，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整体贡献份额不断提升，以中国、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势头强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异军突起，使得其与发达经济体的格局对比发生变化，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总量的占比和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度日益上升。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2001-2006年仅中国和印度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就超过了40%，较20世纪十年代翻了一倍；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研究报告认为，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首次超过美国，全球经济增长的50%来自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整个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60%。2008年，预计中、印、俄、巴等“金砖四国”将会分别保持约10%、8%、7%、4%左右的增长率，大大超过发达经济体平均约为2%的增速。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还会继续上升。然而，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全球货币体系必将进行根本的调整。
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大大超出了任何以往普遍认可的金融安全所需的标准。1998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占到了全球的1／3，而从2002年开始，新兴市场国家的储备增长又进一步加快。2003年，全球外汇储备增长中日本所占份额超过三分之一，但到2005年已经降到了不足10%8，为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以及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所取代。在2006年第四季度，仅中国内地、中国省、印度、韩国、泰国五个经济体就新增了1100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中国内地新增外汇储备780亿美元。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总量已经超过了全球的一半，而这些国家的P只占全球的16%(如图1所示)。外汇储备的过于集中，导致全球外汇储备的分配已经失去了平衡。
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但有储备资产风险，还有金融交易风险。首先，到目前为止，美元依然是国际上的最主要储备，美元储备资产占全部储备资产的比例长期以来一直稳定在60%以上。与此同时，美国P占全世界的比重只有30%左右。所以，国际储备货币在币种上仍然是偏美元的。其次，从全球外汇交易情况来看，美元也是国际上最主要的交易货币。2007年4月，美元日均交易份额达到了43.2%，而欧元的交易份额是18.5%，其他所谓的日元、英镑总份额也不过是16.3%，整个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不到10%。所以，如果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交易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没有很好制约因素的条件下，一旦市场发生动荡，货币风险高度集中的问题就会出现。更重要的是，“美元悖论”使得发展中国家面对的货币风险尤为突出。
在美元全线疲软、欧元持续走强的背景下，欧元取代美元成为头号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景日益被看好，美元的相对地位受到重创。美元作为国际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IMF数据显示，全球央行的美元储备2007年增长19.85%，达到创纪录的2.6万亿美元。但是，新世纪以来，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份额却一下滑，已从2000年的71.46%下降到2007年的63.93%；与此相对，欧元在各央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上扬，从世纪初的17.50%上升到2007年的26.46%(如图2所示)。另据英国《央行》发布的一项涉及47家中央银行的调查显示，有19家在2006年8月以前的12个月里削减了美元储备，有10家增加了美元储备。在这一时期，有21家央行表示它们增加了欧元储备资产，只有7家声称它们减少了所持有的欧元储备。可见，虽然美元的绝对量在增加，但相对于其他储备货币，尤其是欧元，其地位在下降。
牙买加体系是为了适应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格局的新形势而产生的一个较为灵活的国际货币体系，自创建以来对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它是一种“无体制的体制”，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日益出了其不稳定性的内在缺陷。
反思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其在新世纪以来的特征表现，根本缺陷在于当前货币体系功能的发挥已不能完全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主要表现在：
第一，本位机制受美国经济和美元信用影响，基础不稳定、不牢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削弱，国际收支出现大量逆差，美元币值近年来一下滑，导致了特别是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现实利益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外汇储备分配失衡和“美元悖论”的今天，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的过度积累，使其面临着巨大的货币风险。这些都会冲击全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汇率体系不稳定，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助长了国际金融投机活动，金融危机风险大增。尤其是在中心一外围汇率制度架构下，经常会出现一种大国侵害小国利益的行为，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尖锐和复杂化。
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在多样化的同时，也出不健全的一面。国际收支虽然可以通过运用多种渠道加以调节，但各种渠道本身都存在着缺陷，比如汇率调节机制受出口商品弹性、利率机制的副作用、商业银行的逐利性竞争导致贷款约束放松并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积累甚至发生危机，而且相互间的协调也难以实现。
通过以上关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新特征以及内在缺陷的分析，并结合国际货币体系历史变迁的考察，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必将一个新体系的诞生，无论这个新体系有没有理想模式，未来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肯定是当时世界经济实力和利益较量的结果。
鉴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士如莫里斯·阿莱提出应该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建立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并要加强的国际收支和汇率纪律。我们认为这样的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很难建立起来。因为根据克鲁格曼等人发展的“三元悖论”，不同国家在资本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这三个目标中最多只能实现两个。由于金融化进程的不可逆转，为实现本国宏观经济政策必然不能放弃货币政策，因而统一的固定汇率制度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未来货币体系可能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向新的固定汇率制复归，而“金融稳定性三岛”(Three Islands of Stability)则是其基本架构，即欧洲、美洲和亚洲各自形成货币联盟(Robert Mundell，2000)。而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不同，作为货币体系基础架构的货币联盟演进径具有多种可能性，目前至少包括单一货币联盟(Single Currency Monetary Union)、主导货币区域化以及多种货币联盟(Muhiple-Currency Monetary Union)三种形式。
单一货币联盟指在货币区域内建立统一的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区域通货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具有透明性、节省信息和交易成本的优势，欧洲货币联盟即属此类。主导货币区域化，则是指某种国别货币在或者私人部门事实选择下，逐渐取得区域货币的地位，货币联盟属这种演进径。而多种货币联盟则是指区域内形成几个次区域货币，再由次区域货币过渡到单一货币的货币合作形式，包括货币局安排(Currency Board)和平行货币制度(Pardlel Currency System)，它们可被视为向更为彻底的单一货币联盟发展的中间阶段。未来的亚洲货币联盟可能采用第三种形式，其演进可能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如亚洲货币基金AMF(Asian Monetary Fund)；二是建立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AERM(Asi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三是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ACA(Asian Currency Area)。(钟伟，2001)
过去这几年，次贷危机使得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央行通过发行货币购进美元，但原来发行货币的平均成本高于现在的汇率水平。因此，同样的1.7万亿美元再也买不回原来发行的货币。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损失缺口。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损失是，这两年在石油、资源等领域进口所多花的成本。可见，中国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大的者之一。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加速创造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另外一个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让人民币变成一个国际交易的手段。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交易、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
目前，中国部分周边地区居民已把人民币作为交易媒介和国际清算手段而大量使用，其基础在于中国经济强劲稳定的增长，以及由经济实力带来的人民币的稳定和坚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大量流通，完全是市场需要和选择的结果，也是投给中国发展前景最真实的“信任票”。尽管目前人民币境外的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了，但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世界货币。
人民币现在还不可以完全可兑换，但资本账户即使完全可兑换也并不一定是货币国际化。上世纪60年代日元在没有完全放开之前就推进了日元国际化，上世纪80年代美国推出的一些资本管制也没有影响到美元的国际化。因此，在人民币还没有实行完全可兑换之前，我们同样可以推进并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更何况我国正在进一步推动货币可兑换，目前已经从经常项目转向了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同时，“走出去”正在成为中国全球化的重要战略部署。这一全球战略安排，将大大增加境外对人民币的资本需求，也是人民币获得更多国际金融市场份额的契机。所谓“中国是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印象也将逐渐被改变，全球货币体系的格局将随人民币的崛起而改变。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径选择，应通过在周边地区稳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逐步有序、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首先，在地域扩张上分“三步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即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区域化进而发展到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人民币已基本上实现了周边化。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的又一个“硬通货”，在西南边境地区，人民币有“小美元”之称，被当作硬通货使用；在西北地区，人民币主要是在中亚五国、俄罗斯地区和巴基斯坦流通；在东北地区，人民币主要是跨境流通到俄罗斯和朝鲜以及蒙古国；人民币跨境流通量最大的是地区，人民币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兑换。另外，在我国澳门地区人民币也在广泛使用。
关于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可在东盟10+1伪经济合作框架内逐步谋求货币合作，可以固定各自的汇率，对外联合浮动，时机成熟后，可以用强势的人民币替代其他的货币或以人民币为主导，创造单一货币，实现货币统一。其次，可以在东盟10+1的基础上拓展到东盟10+3，联合日韩。届时，人民币将真正成长为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国际货币，就如同欧元对于欧洲、美元对于美洲一样。
其次，在货币职能上分“三步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即人民币结算货币、人民币投资货币和人民币储备货币的三步走战略。在这个过程中，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积极稳妥开展离岸金融业务，逐步实施汇率的目标区管理。
从历史来看，哪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中成为计值货币，哪个国家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就会取得主动权。以资本输出为例，全球的三次资本流动中心中，英国和美国作为资本输出国时，都是以本币作为计值货币的，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作为资本输出中心，却是以美元计值的。结果；日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应对外汇市场的汇率风险时就显得很被动，当日元大幅升值后，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遭受了巨额的损失。这被许多人认为是造成日本长达十多年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经济大国而言，如果本币不能本国贸易增长的趋势，成为的国际金融市场与贸易的计价货币，那么该国货币也就不可能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一。这就意味着，本国货币没有取得与经济总量、贸易总量相对称的应有的国际货币地位。为了应对汇率波动的宏观金融风险，必须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和欧元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计价货币，因而美元和欧元成为全球的主要储备货币。与此相对应，美国和欧盟的外汇储备量很少。截至2007年6月底，美国的外汇储备价值仅为415亿美元，欧洲央行外汇储备价值仅为414亿欧元。反观亚洲，虽然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日元和人民币均没有取得国际金融市场重要计价货币的地位，因而中日成了全球持有的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采取相应的战略逐步让人民币融入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打破现在美元、欧元主导下的世界的储备货币格局，促进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建设，应当是我们长远追求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应当采取一贯的渐进性策略，通过人民币的区域化不断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应当发展以人民币计值的、的国际资产市场，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选择。只有经过这样一个阶段，人民币才能真正取得储备货币的地位，我们才会摆脱为外汇储备多寡而伤脑筋的困扰。（作者：杨小军）
推荐：